转自人间
2010年，山西交口县高长宏一家成了媒体笔下的 “中国最倒霉家庭”。一家人的遭遇用短短的几十个字就能概括：2006年，4岁的大儿子注射乙脑疫苗后，得了乙脑。2008年，1岁的小儿子喝了三鹿奶粉后，患上结石。如今，十年光阴流过，一家人的生活好像重回平静，然而挥之不去的隐痛和恐惧仍然不时冒出头来。 陈卫/摄
2016年3月末，交口县回龙乡依然春寒料峭。中午一过，绵密的雨下起来，街上的灰就被搅和成厚厚的泥浆。这个地处山西吕梁、晋中、临汾交界处的小县城以丰富的煤矿资源闻名，街道上来往的车辆很多都是拉煤大车。
高长宏家的汽修店就在街边。2010年“山西疫苗事件”曝光后，他开始去北京上访。他的这家店，是他拿着2010年上访后政府发的10万块“专利技术奖金”张罗起来的。最近煤炭价格持续下跌，镇上的煤矿生意冷清，他的汽修店生意也随之一落千丈，有时候几天都开不了张。
汽修店店铺同时也是一家人的客厅、卧室兼仓库。店内的家什大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旧家具。店内一角，妈妈韩爱平在灶台边忙活着。
店铺里另一边，二儿子伟伟和小女儿圆圆坐在桌旁写作业，屋内昏暗，两个孩子的头弯得很低。伟伟确诊结石2年后，夫妻俩又要了一个女儿。生活看似归于平静，但那段痛苦经历给他们带来的伤痛仍然不时隐现。
大儿子壮壮如今已15岁了，现在上初二，在学校住宿。这天降温，担心孩子穿得单薄，韩爱平给儿子送来了衣物。壮壮本是个活泼漂亮的孩子，走路说话都比同龄人早。2006年4岁大时，壮壮接种乙脑减毒活疫苗，一个多月后，孩子突发高烧，“口吐白沫，四肢僵硬”，被确诊乙脑。在医院抢救数天，“命保住了，但却变傻了”，韩爱平说。
壮壮现在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处于中下游。遭受乙脑的折磨，经历过家里的各种变故，曾经活泼开朗的他变得越来越内向。回到家后他很少说话，一直低头玩手机或者看电视。“我们也很少让他出去”，韩爱平说。因为生病的后遗症，壮壮成了学生们的嘲笑对象，有时有意无意地会受到学生的欺负。
比起内向的哥哥，二儿子伟伟要活泼开朗得多。伟伟今年8岁，在当地上小学三年级。2007年，壮壮被确诊后，夫妻俩商量再要一个孩子，于是有了伟伟。韩爱平的母乳很少，当时口碑很好的三鹿奶粉就成了伟伟的主食，最多的时候，伟伟一天要吃1000毫升奶粉。谁都没有想到，厄运再次降临这个家庭：一年后，三鹿奶粉事件曝光，伟伟成了“毒奶粉”受害者中的一员。
伟伟肾脏里的结石至今没有排出，“医生说要养身体，结石只能慢慢排”。高长宏说孩子经常会感到肚子疼，疼起来就大哭不止。这天，伟伟的肚子又疼了，一家人围着痛哭的伟伟束手无策。
韩爱平端来一饭盆淡盐水给伟伟喝，孩子无力地摆手拒绝了。
为了缓解疼痛，爸爸把伟伟抱了起来。
2011年，老三圆圆出生了。还在孕期时，韩爱平就和丈夫商量好，孩子出生后，绝不给她喝奶粉、打疫苗。
山东疫苗事件爆发，一家人的神经再次紧张起来，高长宏四处打听疫苗流向哪里。韩爱平说，幸亏圆圆没有怎么注射疫苗，如果注射了，按他家的运气也许这次还会逃不脱。这几年的遭遇和打击让夫妻俩总结出一个规律，“每一次感觉天要亮时，就陷入另一片黑暗。回回如此。”
当地居民领着孩子从高长宏家门口走过，虽然她们都知道这次山东疫苗事件和高长宏关联不大，但是看到高长宏都会刻意转移话题。
今年开春，县里的一些煤矿陆续停工，给工厂修装载机的高长宏“生意一直不好，已经好几天没活干了”。
为了多增加点收入，高长宏开始找零工干，经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晚归的高长宏在“卧室”洗手。一家人居住的地方简单而拥挤，三个孩子在另外一个家住着上下铺，他们夫妻俩就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
由于家里经济紧张，孩子们很少吃零食。偶尔能买点零食，妈妈给几个孩子的钱加起来不足五元。
夫妻俩现在唯一的希望放在高长宏的专利上。韩爱平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是《我爱发明》，她梦想着有一天丈夫能上这个节目，“那这个家就有希望了”。
周末是三个孩子都在家的日子，韩爱平特意买了一小块肉回来，给孩子们改善伙食。她觉得，如果没有失效的疫苗，没有毒奶粉，他们现在应该有块地，盖起自己的楼房，还会有车，哪怕是再差的车也会有一辆。如果壮壮没有事，他们也不会生第二、三个孩子。
关于未来，这对夫妇不敢多想：“要求不高，有自己住的地方，吃饭的时候能有几个小菜、一碗汤，一家人和和气气围在饭桌旁，其他没有太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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