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殷商时期的华夏社会生产力仍很薄弱，疆土的扩大、资源的开发、物质财富的增长赶不上以战俘和奴隶为瓶颈的人口增长，全社会的科学文化蒙蔽着一层崇尚鬼神的迷信坚壳，尽管比干为首的执政阶层并不受影响且不受制于社会上盛行的鬼神迷信。这是帝辛-比干改革联盟的意识形态基础，借用西方一句谚语说就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一时期的殷商社会尚处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人类初级阶段，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往往让位于人与自然争夺资源和创造性生产劳动，在大自然的威慑下谋求物质财富和自身人口的增长，这就为殷商王朝的实体经济扫平了神权的障碍，王权得以牢固地掌控者国家发展的主导权。殷墟甲骨文中，帝乙到帝辛两代，神权对王权的干涉被决定性地压倒，仅只在民间和下层官员中保留一些生存空间，而上层统治集团基本上对神权及其鬼神迷信多是排斥的。
殷商晚期的上层权力格局是：帝辛主管军事和外交，比干主管内政和经济建设，重大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帝辛手里。比干专注于做实际工作，至始至终是一副不爱财不贪权不好酒好色的恬淡性格，偶尔酒量很大。在比干的领导下，帝辛一代在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实业和技术创新两方面，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古代科技文化呈现平地惊雷式的快速增长。
在比干的精心培育和引导之下，殷商朝堂之上聚拢了一大批求真务实、淡泊名利、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己任的各级官员。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埋头苦干和默默奉献，帝辛一代的GDP大数据才得以领先同期的古埃及、古巴比伦等世界古代列强，综合国力数一数二，帝辛才得以卸下内政包袱，放手四处征伐，扩大开展对外自卫反击战，殷商人民也才得以安居乐业，提前进入“小康社会”。
古代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于今之概念相差很大，如《礼记·礼运》云：“大同社会”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而“小康社会”则是“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由此看来，古人眼里的“小康社会”是相对于“大同社会”的历史倒退，不是什么好词儿。
诚如鲁迅信从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段话用在比干和他的同事们身上，大体正合适。比干们的事迹之所以在史书上涉猎甚少，或因太过淡泊名声的他们惹恼了那些专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的史家。淡泊名利的比干们淡泊名利倒也罢了，倘若他们的淡泊名利却淡泊了史家的饭碗，史家注定是不干的，便要抗议，便要腹诽，便要春秋一番、笔法两番、春秋笔法三番，于麻将桌上亦不能忘却侧身帝王将相的春秋大梦，不给比干们抹黑便已是讲求职业道德了。人故曰：历史是公正的，历史学家倒不一定。
埋头苦干的人绝非半死不活的苦行僧，亦非全不讲功名利禄，更非“无欲则刚”，而是他们没有时间精力去计较、去追逐、去争抢那些过眼云烟，人生苦短，正事还忙不过来呢，哪还顾得上那些鸡飞狗跳鸡零狗碎。
一切致力于搞实业、搞实体、搞科研、搞发明创造的人们，都应谨记比干们的教训，只专注于奉献和牺牲，只追求动机和结果，以淡泊名利为职守，不屑于或顾不上功成名就的影响力，这样的情操或情怀却给那些招摇撞骗欺世盗名之辈乃至无良道学家钻了空子。名利本身无害，该争取的还是要争取，名正言顺的本分，不能便宜了那些正事不干闲事有余的伪道学及其道学家们。一个人纵有天大的才华和贡献，倘若没有地大的功名为衬托，便只能像比干们那样在生前身后任由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们摆布。有人据此认为，骄傲固然使人落后，谦虚有时候使人更“落后”，因为谦虚，谦让，谦和谦卑，差事自己干了，功劳却被别人抢了，这容易让后来者者觉得“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评判的，评判的不如捣蛋的”，从而让后来者失去了埋头苦干的源动力，虽然埋头苦干者并非冲着名利功勋去的，但倘若一个社会那些埋头苦干者失去了主流话语权，全社会性的浮躁和投机心理便会油然蔓延开来，投机取巧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剥削思想和剥削便会大行其道。
殷商王朝是华夏文明融入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高平台，学界有人在世界历史学领域另分出一个单元，谓之“殷商史”、“殷商学”，以此代替大而化之的“先秦史”、“先秦学”。比干们及其继承者对于实业和科学技术的贡献堪将中华文明推向世界的巅峰，如果不是岐周的侵略打乱了这一历史进程的话。
近现代的西方文艺复兴及其技术文明和实体制造业在某种程度上和范围内最早得益于殷商时期的突飞猛进。专以政治权谋、道德文章及其繁文缛节见长的西周部落联盟强行阻断了这一蓬勃发展的势头，华夏文明从此偏离了实证精神、技术文明和实体经济的历史轨道，在了无实用的玄学、理学及所谓“东方神秘主义”的黑暗中摸索两千多年，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华民族才恢复了源自殷商文明的实业和科技元气，后来居上，只争朝夕，好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一个比干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比干站起来。比干精神的今世体现就是戒骄戒躁，谦虚谨慎，求真务实，艰苦奋斗，以实业和技术为先导，为引领，为基础，为源动力、驱动力、策动力，致力于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致力于和谐社会（此处可视作“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总和）的一体化建设，致力于一马当先、百舸争流的古代社会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比干被公认为世界裘皮业的鼻祖，这是他见诸于史籍记载的第一个实业成就。在裘皮业的基础上，比干领导创立了殷商特色的畜牧业、农牧业、冶炼业、铸造业四大实体经济体系，这是殷商帝国，也是同期世界的四大支柱产业。
此外，兴趣广泛的比干在天文学方面也有所创新，这与商族、商国、商朝的始祖契为“火正”和“商星”是一脉相承的，或曰“隔代遗传”。《封神榜》里，无功不受禄的姜子牙追封死去的比干为“文曲星”，也是顺应天道人心，不得已而为之，据野史界传说这个“文曲星”位子原本是姜子牙为自己留着的。
史载姜子牙和比干在当时是校友，先后毕业于当时的殷商国立大学，比干可能比姜子牙高一届或两届。两人志趣相投，私交甚笃，作为师弟的姜子牙本无资格封师兄比干什么荣誉称号，如果师兄比干没死而师弟姜子牙先驾鹤西去，可能就是师兄比干封师弟姜子牙什么荣誉称号了。
作为“最高国务资政”兼“首席顾问”、殷商帝国主持实际工作的“二把手”，比干一手筹建了中国最早的全日制学校，制定实施“有教无类”的教育方针，兼顾特殊人才教育和基础教育，为晚生五百多年的孔子办学乃至三千多年后的义务教育创制了原始样本。
文化艺术领域，比干规范确立了中国音乐史上的分类法，将殷商国际流行的各国（地区、部落、部落联盟）音乐初步分为高雅（宫廷）音乐、通俗（士大夫）音乐和民族（民间）音乐三大门类，力主在学校里开办音乐课和艺术兴趣小组，提倡“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相结合。比干还将成熟的象形文字甲骨文推向了会意文字金文的更高水平，中华书法由此初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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