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坐在春熙路一個茶館裡的一張桌旁，一群好奇的人們把我圍著。其中一個人問：“他在賣什麼？”除了流動販子，他們很難想象我還可能是幹其他什麼的。這個有點瘋瘋癲癲的外國人坐在那裡對著一個機器在自說自話，但他們的好奇心並不因此有任何減弱。”
——馬悅然
1949年10月，25歲的馬悅然坐在春熙路一家茶樓上，用一架老式鋼絲錄音機錄製茶館中嘈雜的喧鬧聲，並同時進行解說。他這次到成都是進行四川方言研究，當時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他對中國語言的研究貢獻是如此之大，爾後成為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18位終身評審委員之一。
每天光顧茶館成為成都人的一種生活方式，人們的茶館生活輕鬆而自在，朋友和熟人在那裡面會面、聊天、下棋、談生意等，進行各種活動。茶館有其特殊的魅力，誘使人們日復一日、月復一月甚至年復一年地在那裡消耗時間。
以寫四川鄉土故事而著名的作家沙汀對茶館更是瞭解深刻，他在1934年寫道：“除了家庭，在四川，茶館，恐怕就是人們唯一寄身的所在了。我見過很多的人，對於這個慢慢酸化著一個人的生命和精力的地方，幾乎成了一種嗜好，一種分解不開的寵幸，好像鴉片煙癮一樣。”
當然，茶館不僅是一個人們放鬆休閒的地方，成都茶館還可以包容貧富貴賤、三教九流，而且具有多種功能，人們在那裡談生意、找工作、見朋友等等。當然，也有在茶館裡策劃不軌、從事非法活動者，因此茶館也被批評為“製造罪惡的地方”。
胡天在其1938年的《成都導遊》和易君左在其1943年的《錦城七日記》中，提供了關於茶客的兩個非常有用的詞彙：“有閒階級”和“有忙階級”。這兩個詞涵括了到茶館中的大多數茶客。
“有閒階級”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員、財主寓公等各類中產以上階級。
而“有忙階級”涉及更廣，可能包括四種人：一是以茶館為舞臺者，像講評書、演地方戲和曲藝的藝人；二是以茶館作為生意場所的人，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館為工場和市場者，如工匠和小販等；四是在茶館裡會客、議事的官員和文人等。
人們喜歡利用茶館作為社交場所是與他們的居住環境相關，人們去茶館追求熱鬧的氣氛，窮人的住所狹小簡陋，只好到茶館會客。而且窮人也支付不起高檔的娛樂消費，那麼茶館便成為他們的唯一去處。
當社會動亂之時，茶館也是人們逃避現實苦難的最佳場所，至少能在那裡尋求一點安慰，或暫時忘掉現實生活中的痛苦。茶館創造了一個環境，人們可以在那裡想待多久便待多久，不用擔心自己的外表是否寒酸，或腰包是否充實，或行為是否怪異。
從一定程度上講，茶館是真正的“自由世界”。可以想象如果沒有茶館，成都人的日常生活將會是另外一番模樣。
雖然茶館生活像成都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樣，在晚清和民國時期受到社會、政治、經濟轉變的影響，但它的基本形式仍然保留下來，充分體現了大眾文化的堅韌性、持續性和頑強的生命力。
•內容整編✎ 兮淺
•內容來源：《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王笛 譯著
閱讀更多 弘益茶道美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