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彝，1847 年—1919 年，原名德明，字在初，一字峻峰，祖籍福建，先祖迁至辽宁铁岭，编入汉军镶黄旗，明末清初随同清军入关定居北京。德彝祖上世为旗丁，但是月饷有限，入不敷出，只得自谋生计，由于旗人不事生产，家境渐趋衰败，传至德彝仅屋两间，一贫如洗，就读私塾的“学费每给于祖舅氏”。
张德彝旗人出身，家族向来缺乏皓首穷经、诗礼传家的传统，但其自小“性颖悟，喜读书，目下数行，过辄不忘。左、国、史、汉，下逮庄、骚，无不毕览”，传统文化功底比较扎实。同治元年（1862 年），十五岁的张德彝因为生计无着，延师课读无以为继，冒着“不齿乡里”的骂名，考入京师同文馆英文馆，以“坐补马甲钱粮”，补贴家用，而且三年期满考试合格可被授予七、八、九品官职。与德彝同期入馆的庆常、凤仪等另外九名学生均是没落旗人子弟。
同文馆初创时期，社会封闭，民风保守，拜“异类”为师学习西语西文需要背负巨大的社会压力。保守分子恶毒攻击就读同文馆的学生“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张德彝固然勇气可嘉，但若非生计艰难，想必不肯冒此风险攻习英文，而事实的确如此，张氏对熟谙西文夷情讳莫如深，自认充当翻译为“辱承译事”，是下乔木而迁于幽谷的自甘堕落之举，潘士魁即记有“
君虽习海外文字，或有咨询，每笑而不答，意非所专好也。”德彝出身浊流，时感自卑，往往加意鄙夷、嘲弄西洋文明，争取被官僚士绅引为同类。终其一生，深以未能侧身科举正途为憾，临终时刻仍不忘谆谆告诫儿孙“国家以读书能文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为要务。”然而，无论张氏进入同文馆学习英文乐意与否，其命运则自此出现转机，将来的八次随使、出使生涯与此息息相关。张德彝做为京师同文馆首届学生，师从英国牧师包尔腾学习英文，颇为用功。光绪廿一年（1895 年），鉴于同窗汪凤藻以文言文撰就的英文语法教材《英文举隅》较为深奥，不宜初学，德彝遂依凭一己之力，以白话形式编成浅显易懂的《英文话规》一书，供学生入门之用。语言优势除外，张氏还具备一定的国际法知识，曾经悉心阅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先生译著的《万国公法》，并评其“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由于清廷创立同文馆的初衷为培养翻译人才，以代替素质低下、弄虚作假、唯利是图、不识大体的通事之流，故而，张德彝接受同文馆教育获益匪浅的主要是外语，而有关“殊方绝域”的西学知识并未涉猎多少，充其量只是一出色的翻译人才，并非严复、马建忠之类的通才、全才。此等“
学术既未淹通，器局尤多猥琐”的同文三馆毕业生员派充使馆基层翻译尚可，但是不足膺任异日干城之选。好在德彝学业优异，西语能力出类拔萃，以及自身本为满洲贵族素来信任的“家奴”，因此，清廷早期历次外事活动，德彝均能“躬逢其始”，以便在实践中充分历练，提高外交综合素养。同治年间，国门初开，清廷三次试探性遣使尝试，张德彝均参与其中，随行出洋。同治五年（1866 年），张德彝以学生身份与凤仪、彦慧随同斌椿赴欧游历，访问英、法、俄、荷、比等十余国家，初次出洋张氏学习英文未满四年，尚不足以胜任正式场合的翻译工作，但却饱览异域风土人情，大开眼界；同治七年（1868 年），陪同蒲安臣出访欧美，因坠马负伤，中途返国；同治九年（1870年），随侍崇厚赴法就天津教案赔罪致歉，德彝经前两次历练，此次出洋外语水平已大有提高，在巴黎时甚至与友人“华洋五国言语，互为翻译”，交谈甚欢。以张德彝为代表的早期同文馆学生，在参与晚清遣使尝试过程中，思想升华、视野开拓、外文提高，大大弥补了国内封闭教育与书本理论知识的不足，诚如张氏所言：“多游邦国见闻广，久历风尘心地宽” 。
光绪三年（1877 年），张德彝经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奏调，派充驻英使馆三等翻译官。自此以后的二十年间，张德彝因“练达勤能，留心洋务”，关心时局，通达政体，迭经崇厚、洪钧、罗丰禄奏带出洋，驻扎外馆，帮办交涉，逐渐由翻译、随员循资递升至参赞。出洋期间，张氏与西人相处融洽，查风访俗，广收博采，对西方各国和世界形势的认识愈益深刻，而西文口语、交际能力、谈判技巧屡经历练，已臻娴熟。
张德彝屡次远涉重洋随使外邦，创造中国外交史上多个第一，他在《随使英俄记》中不无自许地记道：“自咸丰辛酉，国家与泰西各国订约通商，爰立同文馆于总署，学泰西语言文字。此举前所未闻，创始也。彝由义学生，蒙文文忠公试于嘉兴寺，得入馆；同治乙丑，国家以西人来华者日盛，我国亦宜有人前往，采访政俗，识其风土人情，故因公而得历海外各国者，自此创始。彝奉旨随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历焉；各国公使来华，咸有国书，以敦友谊。丁卯冬，奉旨派蒲、志、孙三大臣前往东西各国呈递国书，是东西来往绕地一周者，自此创始。彝曾奉旨随之；夫中原自列国时往来使聘，虽有专司为命之官，而所往者无非鲁晋齐楚各地，即汉唐西使，亦只今之印度而止，鲜有重译梯航，轮蹄万里者。至我朝始有使臣赴高丽、琉球等国，然以水陆计之，亦仅数千里而已。庚午岁因天津教案，奉旨派三口通商大臣宫保崇前往法国修好。是中国专派大员赴泰西一国者，自此创始。彝幸得蒙奏带往焉；各国既经换约，遂多有公使驻华。国家以各国有雄长最著之邦，亦宜专派大员前往，以示和好，以通音讯，以保商民。光绪乙亥春，奉旨派少司马郭前往英国驻扎。是中国钦使之驻札外国者，自此创始。彝又经奏调偕往 。”
出洋间歇，张氏曾经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副教习、总理衙门英文正翻译官等职，从事英文教学、翻译工作，而令张氏终生尤感荣幸的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与昔日同窗沈铎每隔一日轮流侍奉德宗学习英文，赐免拜跪，风光无限。
光绪廿七年（1901 年），满洲贵族那桐赴日为义和团运动期间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被戕一案致歉，德彝充任此行参赞陪同前往，因折冲得宜，深受那桐赏识。是年，归国未几，张氏即奉旨出使英意比国，接替谕调驻俄的罗丰禄，时年五十有四，从其初进京师同文馆至今几近四十年，而此时同随赫德游历欧洲的“斌春及其子广英去世已久……彦慧已经死去，凤仪尚在世”。相形之下，同文馆师弟汪凤藻、庆常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 年）、光绪廿一年（1895 年）就已独当一面，张氏可谓使途曲折、大器晚成。光绪廿八年（1902 年），张德彝奉旨顺途“专使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致贺日君加冕”。同年，因意、比两国“不欲相形见绌，恳请中国派遣专使，驻其国都”，外务部遂请旨奏派许珏、杨兆鋆常驻意、比，张氏并未前往呈递国书，于是专驻伦敦。
张德彝虽然接受过西洋文化的洗礼，但是由于“八旗世仆” 身份的约束与早期私塾教育的濡染，导致其思想迂腐，观念陈旧，行为保守，“往来欧美日本三十余年，深以染彼习尚为戒”，而其性格又“沉毅寡言，持躬恂谨，粥粥若无能”，并不适合繁剧芜杂的外交工作，是故，使英三年“
无异舌人，自惭旷厥职任”，并无多大建树。譬如，光绪廿九年（1903 年），英国趁日俄矛盾激化，派军侵入西藏，德彝对此一筹莫展，只是口头强烈抗议，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措施制止侵略，最终英军强占亚东、帕里、干坝等地。张氏对外交涉一味妥协退让，反而屡次奏派委员驰赴英属各埠，广宣圣谕，晓谕侨民，敷陈顺逆，消弭隐患，效忠大清王朝。张德彝驻英期间的外交成就，唯一值得言道的是《中英保工章程》的议定。光绪廿九年（1903 年），英国欲在所属南非殖民地招募华工，开采矿产，由于以往招工多系未备之举，华工不免遭受欺罔、蒙骗。张德彝为保护华工，杜绝后患，建议外务部：“必先与言明订立约章，载明中国工人当与欧美各工一律看待”，外部堂官深以为然，给予大力支持。经张氏一再交涉，光绪卅年（1904年），张德彝与英国外交大臣兰斯顿在伦敦正式签署《中英保工章程》，并且依据约文奏准设立南雯洲总领事一人，主管南雯洲打兰士华路埠等地华工、华侨事务，同时，张德彝推荐精通外语、熟悉洋情、留美出身的刘玉麟为首任驻南雯洲总领事。正是由于张德彝的奔走操劳，不懈努力，南非此次承工成为晚清出使大臣保护华工最为成功案例。
光绪卅年（1904 年），张氏三年任满，因碌碌无为未获连任，由于新任驻英公使唐绍仪奉旨留办印藏事务未能赴英履新，张氏滞留未归，直至光绪卅一年（1905 年）十一月，重新谕命的驻英公使汪大燮到任，张德彝才交卸完毕，启程返华，出国之旅自此全部终结。
张氏回国之后，适值立宪运动、暴力革命风起云涌，清廷统治危在旦夕。迫于形势，身为汉军旗人的张德彝为维护清室统治起见，倡议变法图存，实行君主立宪。然而，满清已经腐败透顶，无药可救，有志之士大多脱离清廷，投奔革命，而张氏一如既往，效忠“主子”。辛亥之后，张德彝依然对故清难以释怀，既没剪发，亦未改装，以钞书自遣，以遗老终了，弥留之际，尚以“宣统十年”纪年，向十三岁的废帝溥仪呈递临终遗折，奏称：“瞻望阙庭，不胜依恋屏营之至！”溥仪念其忠诚无比，当即传旨加恩赐恤，以清室都统例厚葬。
张德彝八次出洋，半生旅居异域，初次出洋刚仅成年，风华正茂，从基层的翻译学生起步，迭经三等翻译、二等翻译、三等参赞、二等参赞，久经历练，循资递升，直至出使大臣，已是年过半百，人老体衰。张氏游历国家之广泛，外交阅历之丰富，使职升迁之曲折，冠绝同侪，一生几与同光两朝外交活动相始终，堪称晚清外交的一个缩影。张德彝在外交此领域并无多大建树，唯能笔耕不辍，流传后世、影响甚广的当属八次出国写就的八本《述奇》日记，详载域外见闻观感，以让“
海内士君子共闻此奇，得知天下时务之屡变，风景之日新”，洋洋洒洒百数十万言，蔚为大观，当之无愧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多产的域外游记作家。閱讀更多 晨光說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