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讀 將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從監控嚴密的國民黨監獄中帶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並大部分交到地下黨手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蹟。
正文>
1935年1月27日，陷於絕境、七天未食、飢寒交迫的方誌敏不幸被俘。2月初，方誌敏等被國民黨軍警從上饒押往南昌，囚禁於“委員長行營駐贛綏靖公署”軍法處看守所。他並沒有因身陷囹圄而停止戰鬥，在短短六個多月中，以驚人的毅力和頑強的意志，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和疾病折磨，寫下了《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重要文稿和信件，把對黨、對祖國、對人民的愛，化成了血鑄的十三萬文字；不僅如此，方誌敏還殫思竭慮，煞費苦心，採取了一系列周密的行動，將文稿送了出去，創造了中共黨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蹟。
一
方誌敏入獄之初，被關押在普通號，與劉疇西、王如痴、曹仰山同囚一室。方誌敏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唯一不能釋懷的就是不能繼續為黨工作，他說：“屈辱，痛苦，一切難於忍受的生活，我都能忍受下去!這些都不能絲毫動搖我的決心，相反的，是更加磨鍊我的意志!我能捨棄一切，但是不能捨棄黨，捨棄階級，捨棄革命事業，我有一天生命，我就應該為它們工作一天!”
因此，入獄不久，方誌敏便主動要求監獄方提供筆紙，軍法處滿口答應。或許軍法處認為，方誌敏無論寫些什麼，都沒關係，反正文稿在他們手裡，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當然，後來這些文稿傳了出去，交給了地下黨組織，則是國民黨始料未及的。
國民黨軍法處同意方誌敏寫作，提供筆墨紙張，並且從不檢查，也沒有進行任何的干預，就為方誌敏的獄中寫作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方誌敏有了筆墨紙張，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這是獄中文稿中最長的一篇，有六萬餘字。寫作曾一度中斷。方誌敏覺得，寫出來也送不出去，失去了寫作的動力，因此“停了十幾天沒有執筆，連之前寫好了萬餘字的稿子都撕毀了。”
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一個重要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胡逸民。
胡逸民也是囚犯，但身份特殊。他早年參加過同盟會，追隨孫中山革命，孫中山在北平逝世時，他是遺囑的見證人和守靈者；他擔任過國民革命軍軍事法官，國民黨清黨審判委員會主席，高等法院院長和南京、徐州、漢口中央軍人監獄的監獄長等職。1934年7月，因官場傾軋，胡逸民也成了犯人，被囚禁在南昌軍法處看守所的優待號。 鑑於胡的特殊背景，獄方對胡監管寬鬆，除了不能離開監獄，其他都很自由，連姨太太向影心也帶在身邊。胡逸民在回憶錄中寫道：我雖是囚徒，卻當面要訓斥牢卒，連所長也得讓我幾分。
胡逸民目睹了方誌敏的入獄。共產黨三省蘇維埃主席方誌敏被捉住，並被關進了看守所是轟動一時的大事件。這引起了胡逸民極大的好奇，他很想知道方誌敏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於是有事沒事就去方誌敏的囚室，接觸多了，他從心裡敬佩方誌敏。他甚至要求“關押方誌敏四人的囚室白天不要上鎖，進出方便。我經常到他們的囚室去閒談，久而久之，彼此就漸漸地熟悉起來了。”
胡逸民每次去方誌敏的牢房去聊天，都看見方誌敏在寫作，可是有一段時間，方誌敏突然擱筆不寫了，胡好生奇怪，便問：怎麼不寫了？
方誌敏嘆了一口氣，說：“寫了也沒用，又送不出去。”
胡逸民答道：“那不見得。如果你信任我，這件事我替你辦。”
“如果先生願意替我出力，那我將努力地寫好它，寫多少，算多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願我寫的文稿在我死後能送交我的同志。”
“我說到做到，請你放心。”胡逸民答道。
這真是上天送給方誌敏最好的禮物！正當方誌敏準備放棄之時，胡答應幫助將文稿送出，方誌敏“才又重新來寫”，於是才有了被譽為用生命譜寫的愛國主義千古絕唱的獄中文稿。不僅如此，文章的用語與寫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設想，如果文稿最終要落到國民黨的手中，方誌敏肯定會有許多顧慮：為了不給敵人口實，有些事情就不能寫，有些事情只能含糊其辭，寫得隱晦一些。然而，明確文稿可以交給黨組織，交給自己人，方誌敏就可以寫得很直白，很坦率。
二
1935年4月下旬，方誌敏被轉囚到了優待號。方誌敏心裡明白：“軍法處以我與劉、王在一處，不便向我勸降，於是將我移到所謂優待室內來住。房屋很好，但很寂寞。”在優待號，方誌敏一天到晚地寫作，到6月上旬，已經寫完《可愛的中國》、《清貧》、《獄中紀實》等重要文稿和信件。
關押方誌敏的牢房恰好就在胡逸民囚室的對面，這樣，兩個人的接觸就更多。胡逸民回憶道：這時，前任所長調走了，新來的所長是個好好先生，很好說話，我想要怎樣，他都答應。他允許我夜裡也可以到方誌敏囚室自由談話，不加干涉，我與方誌敏天天拉家常，聊身世，不受拘束，無話不談，日子一久，竟如故友。
為了爭取胡逸民，方誌敏與他談了不少的話，寫了許多信。其中一封信寫道：我自落難以來，承你們友誼的幫助，實為感激！故我在臨刑前寫這封信給你們，表現我對你們的希望：
一、對於共產主義和蘇聯的書籍，應多多地而且用力地去研究一番，一切非驢非馬的東西，可丟去不看。在理論的政治的認識上，站穩著腳步，才不至於隨時為某些現象或謠言而動搖自己的革命信仰！
二、站在黨的同情者的地位，在黨外利用你們和各方面的關係與自己所有的力量，去不斷地作出許多有力的幫助黨，蘇維埃和紅軍，以及捶碎、破壞國民黨統治的工作和活動！
三、你們生活要儘量樸素化，不要奢侈，不慕虛榮。從自己的節儉與從旁人的籌劃中，支出一批款子，來幫助中國革命運動的經費。
四、這並不是說你們從此就該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了，相反地，言語行動，更密慎重，以掩護自己的活動，而達到成功。
五、希望你們在我死後做到允許我的諾言，切不可因為困難或虛驚而拋棄信約！
這封信件可以說明，方誌敏對胡逸民夫婦是相當瞭解與信任。
其時，胡逸民的三姨太向影心也經常隨胡一起探望方誌敏。向出身於西安殷實人家，貌美多才，說媒的踏破門檻，可是向卻偏要嫁給年齡幾乎可做她父親的胡逸民，而且是做三姨太。不僅如此，胡逸民入獄，向影心也沒有棄他而去。這些都令方誌敏另眼相看。
向影心可以自由出入牢房，併為方誌敏提供一些幫助，這讓方誌敏感到是個機會。一天，方誌敏試探地問胡逸民，能否讓向影心為他捎一封信。胡沒有猶豫，滿口答應。
起初，方誌敏並沒有奢望能將文稿在生前送出，而是指望胡出獄時將它帶出去，交給黨組織。如今有了機會，自然不會放過。然而，這件事充滿了風險，萬一被國民黨查獲，不但送信人要坐牢甚至被處死，還可能洩露黨的機密。因此方誌敏非常慎重，考慮到每個細節：怎麼讓地下黨相信送信人？萬一信件落到敵人手裡怎麼辦？不知道上海地下黨的通訊地址，送給誰？
方誌敏思來想去，決定為送信人寫一介紹信，而且用米湯書寫——這是當時中共地下工作者經常使用的密寫方式。6月11日，他寫下《給黨中央的信》。該信首先分析敵人沒有急於殺害他的原因，報告自己越獄的準備，並請求得到援助。其次，方誌敏羅列了8篇獄中文章的題目，並作簡要說明；再次，方誌敏對胡罟人（即胡逸民）的情況作了介紹，寫道：“胡罟人原是國民黨的一個官僚，但他傾向革命，故在獄中給了我一些幫助。我曾與他談了不少的話，並寫了許多信給他，他表示很堅決而且誠懇。他願意站在黨的同情者的立場，接受黨的指導，幫助黨所需要他做的工作。他共有房地產值十萬元，願意拿出大部分來幫助革命。我告訴他來滬開印刷所，辦雜誌，鼓吹革命。請中央派一個同志去領導他。只要領導得好，他是可以替黨做不少的工作。他與他的妻的思想，還需中央給以訓練！他交遊甚廣，幹諜報、兵運，救濟被難同志等工作都可以做。”
方誌敏還寫道：“這些文稿，都寄存胡罟人君處保藏著，他答應在他出獄後，送交中央。”
方誌敏寫這封信的目的，就是希望地下黨能夠相信胡，接待胡。
至於把信送給誰？方誌敏想到了魯迅與宋慶齡。方沒有見過魯迅與宋慶齡，但信任二人，並確信他們一定與中共地下黨有聯繫，於是，也給魯迅與宋慶齡各密寫了一封信。
三
方誌敏將一切都考慮周全了，決心投石問路，遂將三封密寫信面交給胡逸民與向影心。
方誌敏說：“以前得到你們的許多幫助，非常感謝。這次還要拜託向女士將這些封信送給我們的人。”
向影心答道：“能為先生效勞，是我的榮幸。”
方誌敏說：“這件事充滿了風險，搞不好要掉腦袋的。”
“我不怕，我喜歡冒險。”向影心答道。
方誌敏讚道：“真不愧是女流中的佼佼者。”
“先生過獎了。”
想了一下，方誌敏接著說：“為了以防萬一，這些文稿都是密寫的，即使被發現，一摞白紙，也容易矇混過關。這次一共是三封信，一封寫給魯迅先生，一封寫給宋慶齡先生，還有一封是三張紙，都標有記號，不要記混了。這些信交給魯迅先生或宋慶齡先生就可以了。”
向影心說：“記住了。”
方誌敏最後叮囑道：“一定要小心，萬一送不出去，就把信件毀了。”
“先生放心，我一定送到。”
向影心帶著信件出發了，方誌敏的心也懸了起來。他估計送信來回需八九天，因此，每天都在掐著指頭算。
向影心到了上海，將信件交到內山書店，書店又轉交給魯迅先生。
順利地完成任務，向影心返回南昌覆命。
終於與上海黨組織建立起便捷、可靠的聯繫，方誌敏異常高興。胡逸民寫道：“第一封信的任務完成，他對我更加信任了。”
於是，方誌敏決定趁熱打鐵，再送第二批文稿。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方誌敏對再次傳送抱有信心，遂將幾篇最看重的文章交給了向影心。此時，方誌敏已經寫完了近10篇文稿，但他非常謹慎，每次只讓帶二三篇，絕不多帶。這樣，即使出事，損失也不會很大。
有史料證明，魯迅收到了第二批文稿中的《可愛的中國》和《清貧》這兩篇傳世之作；然而，向影心卻沒有將《我從事革命鬥爭的略述》交給魯迅。1940年，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得到消息，有人手中有方誌敏烈士的遺文，經驗證系真品，於是花重金買下。這篇失而復得的文稿可能就是向影心截留的。
四
送出第一批文稿之後，自知時日不多的方誌敏決定另闢蹊徑，尋找其他的送信途徑，以加快送信的速度。他的努力很快取得成效。監獄文書高家駿被方誌敏的堅貞品格所感動，對革命產生了同情心，表示願意為方誌敏做些事情。他還答應寫信給在杭州教書的女友程全昭，託她幫助將文稿送出去。
找到另外的送信人，方誌敏又用米湯謄寫第二批文稿，開始為下一輪的送信做準備。方誌敏有個好習慣，每謄寫完一篇都要註明時間。比如，在《在獄致全體同志書》的文末，作者註明：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日寫成，六月十九日密寫；在《我們臨死以前的話》的文末，作者註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寫完，六月二十九日密寫於南昌軍法處囚室。
從用米湯謄寫《在獄致全體同志書》與《我們臨死以前的話》，可以推測方誌敏當時的考慮：其一，方誌敏看重這兩篇文章，希望儘快地交給黨組織；其二，方誌敏對這次傳送沒有把握，所以送密寫稿，以防不測。即使丟失了或毀掉了，也不要緊，原件尚在。
就在方誌敏謄完兩篇文稿不久，放暑假的程全昭來到南昌，並於7月初將獄中文稿送到上海，交給了地下黨。上海地下黨收到這批文稿後，將它轉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1936年1月，在紀念方誌敏烈士被俘一週年之際，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主辦的《救國時報》全文發表了這兩篇文章。
程全昭將文稿成功送至上海，但她沒有返回南昌。方誌敏不清楚文稿是否送到，只好請高家駿再送。7月底，高家駿來到上海，送出一封信後，“發現後面有人跟蹤”，“便急返杭州”，其他的信可能被高家駿毀掉了。
五
方誌敏送出了四批文稿，但仍有部分文稿留在獄中，他將最後的希望寄託在胡逸民身上。
6月19日，方誌敏寫《贛東北蘇維埃創立的歷史》的序言，文中寫道：“何時槍斃 ——明天或後天，上午或下午，全不知道，也不必去管。在沒有槍斃以前 ,我應將贛東北蘇維埃的建設，寫一整篇出來。我在這炎暑天氣下，汗流如雨,手執著筆，一面構思在寫，一面卻要防備敵人進房來。我下了決心，要在一個月內,寫好這篇文字。”方誌敏還寫道：“我希望這篇稿子，能借友人之力，送到黨的中央。”該文未寫完。
6月23 日，方誌敏寫《記胡海、婁夢俠、謝名仁三同志之死》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方誌敏透露了一個“秘密”：他與胡逸民有個“約定”。文中寫道：接著婁同志死難的第二天，我才起床，就看到有八個衛兵，手持著槍，都上了刺刀，知道法西斯蒂又要殺人了。我以為是槍斃我們四個，趕快將一些零碎文稿檢好，塞入壁上脫開的裱紙裡（我曾與一個人約定，我若突然被提出槍斃，他就會來此處拿取的），準備他們來提。
7月底，方誌敏委派高家駿第四次送信。不久，方誌敏將剩下的文稿全部交給了胡逸民，並做最後的訣別。據胡逸民回憶：在一個黑夜裡，方誌敏與我作最後一次訣別的談話。他暗暗塞給我一大包寫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懇切地對我說：“胡先生，你一定會獲得釋放，我倆總算有過囚友之交，拜託你，出獄後將這些我寫的東西。送交上海四川路一位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我不認識！怎麼辦？”我說。
“不要緊，我這裡寫好一封介紹信給你。”他說著就把稿子交給我。我接過稿子，用繩子牢牢縛好，暗暗放在我的床底下。他說：“我們的許多談話，不要外傳，放在腦子裡好好想想。”又說：“我未能完成宏願。今後你走的路還長，望自重，要謹慎。”這是方誌敏最後教誡我的幾句話，我聽了點點頭，表示領悟，緊緊攥住他的手，不禁哽咽淚下。
1935年8月6日，方誌敏在南昌英勇就義，時年36歲。不久，胡逸民獲釋，出獄時把方誌敏的文稿都帶出來了。一年後，他恪守承諾，親自將文稿送往上海，輾轉交給了中共地下黨。
將大批文稿一次又一次地從監控嚴密的國民黨監獄中帶出去，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並大部分交到地下黨手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奇蹟。方誌敏是整個行動的策劃者，是創造奇蹟的人。
原載：《中華魂》
閱讀更多 法治大別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