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埠村姑“刘巧儿”
我于1937年出生在故城县青罕村，从小父母双亡，靠婶子大娘拉扯成人。翻身解放后，我的天性变得开朗活泼，扫盲班里学拼音，夜校灯下练写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睡梦里都在蹦蹦跳跳、说说唱唱的，最耳熟能详的歌词是“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人民好喜欢”。我是村里的义务宣传员，写板报，演节目，走村串户，高房喊话，积极宣传新颁布的《婚姻法》。村里排演歌剧《刘巧儿》和《小二黑结婚》，我分别扮演女主角，甜润的歌声如小河流水，长辫子摇摆着打屁股，一招一式蛮像那么回事儿。结果一下子走红，成了三里五村小有名气的“刘巧儿”。现在想来，我当时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情窦未开的“黄毛丫头”。
1955年，我担任村里的团支部书记和妇女会主任，工作热情高，上进心很强，凡事从不甘落后。就在这一年，上级组织青年男女去天津南郊的北大港开荒，我带头报名，踊跃参加，第一次背上行囊离开家乡，过上了集体生活。我们睡卧棚，喝咸水，啃窝头，白天开荒挥汗如雨，晚上挑灯夜战群情激昂。“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心，赤胆忠心为人民……”的歌声，伴着燃烧的篝火在荒郊野外回荡不息。
我是这个团队的活跃分子，独唱、领唱、说快板、数来宝样样都敢耍活一番。在那个条件艰苦、环境恶劣的特殊“舞台”上，“刘巧儿”的艺术细胞得到很大程度上的滋润和膨胀。伴随年龄的增长，我向往着人生更大的舞台。
不穿军装的“文艺兵”
1958年，“大跃进”的口号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黄骅县组建文工团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各个角落，我似乎听到了命运之神的召唤。经领导推荐和我积极报名应试，最终被正式录取。20岁的我激动得泪流满面，独自在夜幕浓重的大洼里喊哑了嗓音。
第一排右一为李凤珍
十月遍地金黄，黄骅文工团的锣鼓正式敲响，初创时期的“班底”，可以说是人才济济，阵容强大。这些老师们多数来自中捷农场劳改队，别看他们头上戴着没有“光环”的乌纱帽，却个个都是文工团的“四梁八柱”。
我至今还能想起，他们当中有原总政话团的老演员李季，他瘦小的身材里满是“艺术细胞”，表演、导演样样精通，他客串的反派人物“水鬼”，出神入化，活灵活现，常引起满堂喝彩。他的音容笑貌，我每每想起都忍俊不禁。那位男歌唱家周美昭，人长得潇洒，嗓音雄浑嘹亮，一展歌喉就引来如潮的掌声。还有编剧高志强、曹洪昌等等，他们能编能导能表演，都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范儿”，或是后起之秀。我敢说，是他们点燃了黄骅文艺的火种，是他们开启了“大洼文学”的先河。
1959年黄骅县文工团在马棚口由李季老师带队下乡演出后全团合影留念（第二排左一为李季老师，第三排左一为李凤珍）。
黄骅文工团实行军事化训练、军事化管理。冬季发棉衣，夏季发单衣，吃住不要钱，按月发津贴，津贴分三等，分别是12.5元、7.5元、4.5元。团长兼书记名叫赵默田，部队转业的，对下属要求很严，定有“约法三章”：团员之间不准谈恋爱，不准吃零食，不准走亲访友。一旦被发现，就要大会点名，小会批评，检讨书写个没完没了。还实行一年一整顿制度，表现好得留下，表现差得卷起铺盖走人。
整来整去一年间，100多人的文工团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40几人。1959年冬季，原天津专区的霸县、河间、交河、黄骅4个文工团，在河间大礼堂举办集训班。李季老师给我们这些“生坯子”们上表演课，进行专业训练，这期间排演了小歌剧《木匠迎亲》、独幕话剧《捉水鬼》等。那时，我们都是忍着饥饿登台演唱，冒着寒风入户借宿，这些不穿军装的“文艺兵”，如同散兵游勇一般狼狈不堪。
饥荒年代的“草台班底”
1960年，“低指标、瓜菜代”如瘟疫一般蔓延流行，黄骅文工团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县委领导舍不得这个“草台班子”，不忍遣散这些有文艺之才的年轻人，就把我们暂先安置到南大港农场撒农药的飞机场，所在地是孔庄子村。基本要求是，保留黄骅文工团的牌子，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就这样，40多人，一辆马车，两匹骡子，几条小木船，是上级配给这个团队的全部家当。
在老团长赵默田的带领下，我们白天种水稻，兼顾打鱼摸虾，填充辘辘饥场；晚上欢聚一堂，偷着排练文艺节目。在“鱼米之乡”孔庄子，我们借天时地利排练歌剧《洪湖赤卫队》，我扮演女主角韩英，张文甲扮演男主角刘闯，袁琳扮演天真可爱的三妹，真得把这出戏演活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拿手戏被“腰斩”了。还排练过歌剧《红珊瑚》、《黄骅》等现代剧目，均没有“闪亮登场”。
在这期间，有人不怀好意告发，说黄骅县委对文工团态度暧昧，明散暗不撤。那时的政治压力山大，县委只得忍痛割爱，于1962年春宣布解散文工团。看到演出服装在大街上拍卖，我们欲哭无泪，心里真说不清是个啥滋味。
我和13岁的孤女袁琳投亲无门，无家可归，便被好心的领导安置到南大港农场六分场。一个铁炉子、一个小木箱、一条蚊帐和一把铁铣，是我们姐妹俩的全部“嫁妆”。在分场大食堂一侧，用三合板一罩，苇苫子一盖，就是我们的“巢穴”。姐妹俩相依为命，时常低吟浅唱“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
这年夏季的一天，我和袁琳到邻居家串门，正巧遇到时任南大港农场场长龚玉楼的女儿，说起文工团的兴衰，不由得伤心落泪。这位小妹是个热心人，很快捎来龚场长的回话，他老人家说，黄骅养不起文工团，我们养得起。你们写信，快把原班人马给我叫回来。就这样，1962年秋季的一天，黄骅文工团死而复生，改称为南大港文工团。李季老师任导演，我任歌唱队队长。
我们仍然坚持边劳动，边排练，演技水平不断提高，尤其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丰富多彩，百姓喜闻乐见。到各个分场、海堡渔村、驻军哨所演出，场场爆满，好评如潮。我们编演的小话剧《让房》，从地区演到省城，一直演到北京。更意外的收获是，我们耕种的200多亩水稻却喜获丰收，打了14万斤粮食。此事震动了沧州地区，时任行署专员闫国钧在大会上说：南大港文工团几十号人马，竟打了14万斤粮食，能养活多少人啊！
告别舞台的“郭大娘”
由黄骅文工团起家的南大港文工团身手不凡，名声大震。转眼到了1964年，沧州地区筹建文工团，便以汇演的名义从中选拔演员。我和张文甲合演的小话剧《岗旗》，歌颂先人后己的高尚风格，内容生动，情节曲折，获得男女演员一等奖。包括我和张文甲、袁琳在内的6名南大港文工团演员，很快调入沧州地区文工团。在这个新的团队里，我先后参加过话剧《代代红》、《豹子湾的战斗》等剧目的排练。
记忆最深的是，我沧州地区文工团演过话剧《槐树庄》，扮演剧中的女主角郭大娘。我们曾专程去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现场观摩学习，向素有“老太太大王”之称的胡鹏大姐当面求教，不耻下问。回团后连夜排练，轮番演出。结果《槐树庄》刚刚登场，“文革”风就冲天而起，沧州文工团被活活刮散了。我由此而含泪告别了舞台，随着岁月的更替，慢慢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老太太。但是，此后多年没完没了的政审填表中，我都郑重地写下自己人生的第一步：黄骅文工团。
（口述者，李凤珍，退休于沧州地区工贸集团；整理者，崔怀洲，退休于沧州市发改委）
閱讀更多 黃驊報社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