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天，安邦智库将在成都发布自己的在城市领域的最新研究结果“POD人与城市”，届时将集合政界、商界、和海外研究机构一起见证安邦智库新的城市设计，如何将城市交付给生活在其中的居民。
而追溯安邦智库对城市化的研究，那就不能不提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早在十年前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对中国城市化极限的讨论。
-01-什么是城市化极限？
城市化的极限就是城市发展的周期以及周期的临界点。城市的发展不可能是线性状态的，因为制约和推动城市发展的有诸多因素，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因而城市发展是有起伏的，这种起伏就表现为周期性的波动以及周期的出现。
而一个周期究竟有多长时间？什么时候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什么时候是周期的结束？这些都还是学者们研究的课题。但我们至少在无比兴奋的状态中，也要意识到，城市发展确实存在高低起伏的周期。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城镇化人口比重的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规律。
他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并把城市化过程分成3个阶段，即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
根据诺瑟姆曲线，初始阶段的时候，城市化水平达到10%就表明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该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25%，城市发展缓慢，经历的时间长，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
加速阶段的时候，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70%，工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
最后是稳定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60%以上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城市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
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反映了一国的城市化与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互相适应、双向互促的关系。人为地提升或阻滞城市化的进程，出现所谓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都是不符合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规律。
由于老龄化等国情的不同，中国现在整体上的45%-50%的城市化率，实际已经进入诺瑟姆曲线加速阶段的后期，接近
稳定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在理论上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和空间都在缩小，接近加速阶段与稳定阶段的临界点。现在京沪两地的年轻白领已经出现了返乡潮，有关统计数据也表明，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占用的耕地相当于日本的10倍左右。如此浪费的资源消耗以及文化和生活成本的压力，均是未来城市化的限制条件，表明城市化正在接近临界点。
显然，明白了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有助于我们对很多问题和很多政策的理解。无论你情愿与否，城市化的极限都会到来，这是城市客观发展的规律。
-02-国外的城市化极限研究
国外对于城市化的极限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拉美城市化陷阱”和“逆城市化”，而这两个问题也密切相关。
拉美城市化的迅猛推进集中于20 世纪50 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全面推进工业化，工业发展战略由初级产品出口为主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为主；各国政府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和优先发展与工业化相关的基础设施，并大力投资制造业。
在工业浪潮的带动下，城市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拉美城市化发展的背后却隐藏着种种危机, 已构成拉美现代化持续推进的阻力和障碍。
其中最为严重的是，由于过度的人口膨胀超过了城市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许多城市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挤，供水困难。
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在城市的中心区，严重的空气污染让人难以呼吸，树木枯萎，有车族只能驱车到城外呼吸新鲜空气。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用水量猛增，大量抽取地下水使城市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下沉了许多，酿成了重大的市政建设问题。
在整个拉美地区的城市中，由于空气、水、垃圾等杂物造成的污染问题随处可见，拉美城市环境的恶化又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逆城市化”。
常规的城市化方向是人口和产业从乡村向城市聚集，从郊区向大城市聚集。而逆城市化却反其道而行之，由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郊外和卫星城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这是城市化不同类型的转换。
逆城市化最早发生在20 世纪50～70 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如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其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由于经济发展, 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电子通讯业及交通业的高度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化社会。
二是由于大量的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在城市聚集，造成城市的拥挤和环境的恶化。于是大城市中的富人首先开始离开城区，搬到生活和条件好的郊区。随后中产阶级和大城市中心区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也搬到郊区。
如在日本，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城乡差别几近消除，农村的居住生活条件不亚于城市，且在住房面积、空气质量上农村更有优势，所以日本出现了白天到东京上班, 晚上回到千叶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居住的“远距离上班族”。
而拉美存在的逆向城市化却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有着截然不同的成因，最主要的就是大城市的发展已突破其环境承载力，达到极限。发达国家的逆向城市化是一种对追求生活质量的选择，而拉美国家的逆向城市化却是因为城市环境恶化，城市恶性膨胀导致“城市病”的滋生和蔓延，是各阶层对城市生活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03-中国城市化的极限
如果说诺瑟姆的研究结果让很多人感到陌生且抽象，那么中国在城市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相信大家更能感同身受。
安邦智库首席研究员陈功在十年前曾驾车由北至南观察了山西全省的生态环境，当行驶到吕梁地区，驻车在路旁，看着的全是干涸的河流，尘烟滚滚的乡村以及远处煤尘笼罩的枯黄的山梁。
然而，同样的现象并不只是资源大省所独有，松花江污染事件，莆田仙游县冶炼厂污染事件，以及近两年笼罩中国绝大多数土地的雾霾......
在陈功看来，目前各种信号都充分说明，中国过高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达到环境承载力的极限，除非我们愿意正视问题，休养生息，放慢增长速度，否则更大的灾难性后果还在等着我们。
不仅如此，新短缺经济也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应运而生。如果我们将计划经济时代看作是一个经济短缺，高速城市化时代的各种“荒”则成为了一种新短缺经济。
从2008年开始，气荒，煤荒，油荒，电荒接踵而至。与此同时，不单是能源输入成了问题，能源输出的问题也不小，以北京为例， 原本北京的城市垃圾处理和填埋都基本在四环和五环沿线，由于城市化的速度太快，以及六环和沿北京高速圈的兴建，四环和五环已经成为了城市中心区的一部分。
如今，北京的中心区实际上正在被合围成一个巨大的垃圾堆，城市正常的新陈代谢在这些地区成为了难题。
其实很多学者对安邦智库上述的观点并不认可，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更加精细的城市管理以及更加先进的科学技术予以解决。而实际上，安邦智库真正担心的是中国老龄化趋势下的城市化。
作为中国较早从事战略研究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一直以来都在呼吁决策层重视老龄化现象。必须承认的是，城市化最需要的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源源不断的人口供应，尤其是富有活力，存在强大消费欲望的年轻人。否则再完美的城市化运动无非也就是大型凡尔赛开发计划而已。
从1999年到2003年，世界城镇人口增加2.1%，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均增长2%，与之相比，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了亚洲平均水平，位于临界点，拉美化的风险不容忽视。
十年前，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官员不相信，房地产富豪更不相信，经济学家对安邦智库的城市化极限研究也嗤之以鼻，甚至提出中国经济还会有20年甚至更长时期的高增长。但无论别人怎么想，作为独立智库，安邦智库往往被迫成为预言家的角色，提示风险。
十年后我们再看，中国似乎依旧沉迷与城市化的美梦，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刻意的回避，又或者说已经被城市化所绑架，无力抽身。
正是看到此种情形，我们提出POD理论，希望能够改良当下的城市环境，提升人在城市中的幸福感，为未来中国城市经济的活力找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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