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表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基礎、六大方向”。“一個基礎”就是確認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六大方向”是未來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主要領域，分別為：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結構、管理金融風險、遵循經濟規律、發展金融科技和擴大對外開放。
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2019年年會上發表了題為《深入推進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旨演講。李揚表示，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可以概括為“一個基礎、六大方向”。“一個基礎”就是確認金融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六大方向”是未來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主要領域，分別為：服務實體經濟、優化金融結構、管理金融風險、遵循經濟規律、發展金融科技和擴大對外開放。
李揚在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2019年會上發言
服務實體經濟
李揚表示，中央對於金融與實體經濟的關係思路非常明確，金融是第二性的，它從來不可能離開實體經濟而獨自存在，它的問題也不可能離開實體經濟這一基礎來加以解釋，拘泥於在金融圈子裡尋找金融風險、探尋解決辦法，是片面的。
2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提出：“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經濟興，金融興；經濟強，金融強。經濟是肌體，金融是血脈，兩者共生共榮。”
李揚說，過去人們常用樞紐來比喻金融同經濟的關係，這只是停留在一種無機狀態上。現在，用血脈和肌體的關係來比喻金融和實體經濟共生共榮的關係，就把兩者關係提升到有機狀態。顯然，血脈和肌體之比，更為貼切。金融與經濟之間是活與穩的關係，金融之於經濟，顯然是第二性的，它發揮的是附屬的、輔助的、服務的作用。經濟與金融之間是興與強的關係，強調經濟對於金融的決定性作用，是第一性、主導性、基礎性的作用。
優化金融結構
會議將優化金融結構置於重要地位，主要是因為，現有的金融結構存在扭曲和錯配問題。
第一個錯配是期限結構錯配。說的是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的“借短用長”現象。基於中國現有金融結構，我們能夠籌集到的資金期限相對較短，但是，基於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和麵臨的任務，我們對資金需求的期限卻相對較長。簡言之，資金來源期限短、資金使用期限長，兩者之間存在錯配。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正在推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在這個發展階段，我們對長期資金的需求比任何國家都甚，但基於現行的金融結構，我們的資金來源期限又相對較短，這就使得克服期限錯配，成了長期且艱鉅的任務。
第二個錯配是權益錯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體系從無到有，發生了堪稱“大爆炸”的鉅變。這種長期、規模巨大且源源不斷的儲蓄資源，支撐了經濟長期的高投資和高增長。然而，在現行的金融結構下，我們動員的資金大部分只能形成借款者的負債，能形成資本和籌資者權益的比重相對較小，這就形成了權益錯配。
第三個錯配是服務對象偏頗。迄今為止，我國金融主要還是為富裕群體和大企業服務，而對於廣大中等收入及以下水平的普通居民、對廣大的中小微企業、對於廣大的民營經濟等這些更需要資金及金融服務的經濟主體，我們提供的服務嚴重不足。
“優化金融結構，主要是要糾正以上三個扭曲。”為此，李揚提出了改革的三大方向：
第一，“健全商業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補充的金融結構體系”，“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推進金融體系市場化、商業化，始終構成金融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基本任務。但是，政策性金融一度曾被束之高閣；合作性金融至今仍然舉步維艱；開發性金融也只是進入高速工業化時期的新產物。構建多層次、廣覆蓋、有差異的銀行體系，更是無從談起。直到今天，中國仍然是大銀行的天下，更嚴重的是，無論何種規模、居於何地，所有銀行的業務結構都高度同構化。
第二，“建設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完善資本市場基礎性制度，把好市場入口和市場出口兩道關，加強對交易的全程監管”。近年來，資本市場受到國家宏觀調控部門越來越多的重視，發展資本市場的重點，漸次也有調整。將資本市場自身的體制機制建設問題提到首位，顯示了中央對於資本市場基礎制度的重視。
第三，在調整產品結構方面，強調“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積極開發個性化、差異化、定製化的金融產品”。個性化、差異化、定製化與資產管理聯繫在一起。要求個性化、差異化、定製化，就是追求“非標準化”“出表”“出場”“脫媒”等。近年來，我國金融產品“非標準化”趨勢明顯，但由於監管未能及時到位，監管真空和重疊監管同時存在，再加上資本市場的槓桿融資推波助瀾，致使資管領域積累了大量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整肅資管亦屬正常，但是，要求資金由表外回到表內，由場外回到場內，由多樣化變為簡單化，由資本市場回到銀行資產負債表，只是一種應對風險的權宜之計，今後金融產品的發展方向還是“個性化、差異化、定製化”。
管理金融風險
會議指出：“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特別是防止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務。”這就規定了我國金融改革和發展的一項基本內容。李揚強調，關於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應當體會如下三個表述背後的深刻含義：
第一，“實體經濟健康發展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基礎”。金融健康與否，取決於實體經濟健康與否。實體經濟發展不好，就不可能有好的金融；實體經濟不好，就不能要求金融無條件提供服務。
第二，“要注重在穩增長的基礎上防風險”。這分析的是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和穩增長之間的關係，很明顯，應當是穩增長優先，應當在實體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管理金融風險。
第三，“堅持在推動高質量發展中防範化解風險”。這說的是發展和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關係，說的就是高質量發展優先。
李揚認為，管理金融風險，主要應從五個方向入手：一是加快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穩步推進金融業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國產化。面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的新發展，我們開始強調“國產化”，即把金融安全上升到關乎國家安全的核心地位的高度。二是做好金融業綜合統計，健全及時反映風險波動的信息系統，完善信息發佈管理規則，健全信用懲戒機制。三是“做到管住人、看住錢、扎牢制度防火牆”。四是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和支付結算機制，適時動態監管線上線下、國際國內的資金流向流量，使所有的資金流動都置於金融監管機構的監督視野之內。五是去槓桿。金融風險的源頭是高槓杆，因此，去槓桿是一項長期任務。一段時間以來，由於去槓桿的重點、策略和節奏有所調整，有些人就主觀地認為去槓桿已經結束。如果認真分析我國宏觀槓桿率和各部門槓桿率的水平及其演變，特別是認真研究高槓杆與我國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內在關聯，就會認識到，去槓桿的任務遠未完成。
遵循經濟規律
遵循經濟規律的要義是沿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向前推進改革，並糾正一切與這一目標相違背的體制機制。在這個方向下，應當特別關注如下三方面進展：
其一，“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反映市場供求關係的國債收益率曲線”。在推進“三率”市場化過程中，匯率的市場化關係我國能否有效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利率市場化關乎我們能否有效地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領域、地區、行業和企業手中；國債收益率曲線的完善，則關係到我國金融產品定價的合理性和科學性。在市場經濟中，市場引導資源配置，而市場的引導主要依靠金融資源的流動，金融資源則主要受到這三個“率”所揭示出的信息牽引。客觀地說，完成“三率”市場化，我們仍然任重道遠。
其二，破除金融體系的所有制和意識形態偏好，遵循“競爭中性”原則，平等為各種所有制企業提供高效率服務。遵循競爭中性原則，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去年首次提出。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了“競爭的基礎地位”概念。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前不久召開的博鰲亞洲論壇上，李克強總理也提到要實施“競爭中性”原則。這說明，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將成為我國深化各領域改革的方向之一。若能實現競爭中性，目前困擾中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困境都將迎刃而解。
其三，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一整套登記、託管、交易、清算、結算制度，以及規範並保護這些制度運行的法律法規。這些都是保證市場正常運行的基礎條件，應當積極推進這些領域的改革。
發展金融科技
李揚認為，切實推進金融科技發展，將極大地優化我國經濟和金融發展的要素基礎和結構，提升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
發展科學技術，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特別是推動科技產業化，從來就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著力點，是落實新發展理念，實現創新發展的基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體現在金融領域，就是大力發展金融科技，發展金融科技的要義，就是使創新成為推動金融服務供給結構變革和金融服務效率提升的根本支撐。
金融科技發展對金融發展具有革命性影響，一是有助於破解信息不對稱這一始終困擾金融發展的難題，二是提供更可靠的信用基礎，助力金融體系正常運行，三是準確地提供各種要素的流轉軌跡，便利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四是讓各個部門、各個主體都能夠顯示自己的偏好，為資源配置提供有效的參數，五是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有效接入普通大眾和小微企業。應當指出的是，金融科技不是科技，其本質是金融，金融科技企業必須做好上述五類事情，才能保證自己不是泡沫。
擴大對外開放
在李揚看來，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不是簡單地要開放，而是要根據國際經濟金融發展形勢變化和我國發展戰略需要，研究推進新的改革開放措施。也就是說，金融對外開放要有針對性，要有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
在這個原則基礎上，關鍵要做到三個提高：
第一，提高金融業全球競爭能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放在中國融入全球化金融體系的大戰略之中，將中國置於全球之中的一種戰略安排，所以，金融業對外開放的目的是提高中國金融業在全球範圍的競爭力；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引進外資等，只是其包含的內容之一。
第二，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後，大量我們不知道、不熟悉的事物會接踵而至。如何管理一個日趨複雜的金融世界，我們並無經驗。所以，提高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
第三，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隨著中國經濟和金融與全球經濟和金融更加密切地聯繫在一起，隨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新格局日益成熟，隨著中國經濟實力日益提高，參與金融的全球治理，表達中國看法，發出中國聲音，表明中國立場，維護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不僅有了必要性，而且有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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