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节节败退，蒋介石开始了一项规模宏大的秘密行动——指挥调动几百艘货轮、客轮和大量飞机，将大量黄金、珍贵文物、武器装备和工业物资运往台湾。
1949 年 8 月的一天，两个怀揣秘密使命的人，行色匆匆地来到香港。他们是曾任国民党笕桥航校飞行教官的吕明和爱国人士查夷平。然而，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受周恩来委派，策动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航”）和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央航”），回归祖国的怀抱。
吕明是国民党空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中航”总经理刘敬宜是他的老师。查夷平曾经担任“央航”副总经理，在“央航”中上层关系较多。周恩来选派他们前去，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满腹报国志的“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一直得不到重用，对于蒋介石的不满情绪日益严重。所以查夷平说明来意后，两人谈得非常顺利。可是，一件事的发生却让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吕明、查夷平拜访陈卓林之后的第二天，刚刚执行完任务，降落在广州机场的“央航”飞行员李福遇，发现停机坪上四顾无人，趁机登上一架空无一人的 C-47 型飞机，强行起飞，单机起义。
李福遇驾机起义，本来是一件好事。然而，这个突发事件，却使争取“两航”全面起义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到消息，立刻紧急召见陈卓林，并对他一顿训斥。一时间，策反陈卓林的工作陷入僵局。
周恩来迅速作出指示，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争取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
而吕明和查夷平则一边向“央航”总经理陈卓林解释，一边尽快联系香港地下党，统一行动。
在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两航”起义在多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在“稳定上层、争取中下层”的方针指导下，争取取得香港地下党、广东省工会领导的有关机构的协助，分别从各个渠道对“两航”上、中、下各层进行工作。
全盘起义，其难度完全不是单机起义的简单累加，“两航”公司上上下下几千人，稍不留神就有可能泄密，这可是几千条生命，要想确保行动滴水不漏，难度可想而知。
基层员工人数庞大，构成复杂，如何潜移默化地推进策动工作呢？
大家用了各种方法：郊游、话剧、打腰鼓、唱歌，唱的是“解放军的天是明亮的天”。他们还说，在山的那边，有一个天亮的地方。这些年轻人的心都是热热的。
然而，单机起义事件，也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意识到，一旦对“两航”失去控制，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蒋介石下达了一个指令：要求“两航”公司火速迁往台湾。
1949 年下半年，随着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到来，“两航”的业务范围急剧缩小。
一天，“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像往常一样到了启德机场，准备坐飞机去广州办公。此时的他根本不会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会让他陷入绝境。
由于“中航”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影响到英国航空的利益。港英政府下发了“逐客令”，限令“中航”公司在两周内将所有设备迁离启德机场。这道“逐客令”让“两航”的处境雪上加霜，进退两难。
不仅如此，港英当局还搞破坏，在“两航”人居住区放火，强迫“两航”公司的人，让他们赶快到台湾去。
面对港英当局的压迫，刘敬宜凭借着自己在美国的关系，请美方出面协调。可结果让他大跌眼镜！
陈绍增：美国人出了一个貌似同情“中航”，好像是帮助“中航”的一个主意，用一美金来换购中国政府在“中航”的 80%的股份，这股份值 5000 万美金，如果“中航”变成了美国人的股份，英国人就不会这么做了。刘敬宜坚决不答应。
内外交困，举步维艰，刘敬宜陷入了深深的绝望。就在这个时候，秘书推门进来轻声地报告:“刘总，有两个人求见。”
这两位访客，正是吕明和查夷平。听到吕明自我介绍是自己的学生，刘敬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吕明开诚布公地告诉刘敬宜，他们这次来香港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的，希望他高举义旗，与共产党合作，回国参加建设新民航。
刘敬宜的心猛跳了几下。然而，面对吕明和查夷平起义的提议，刘敬宜却迟迟没有表态。
刘敬宜1947年5月1号入主“中航”，就担任了总经理，是蒋介石亲自点的将。而且他管着这么大的企业，他不能把想法提前透露出来。说不准，全公司的人头都会出事。
没过多久，蒋介石催促刘敬宜和陈卓林赴台述职，以加强对这两位核心人员的控制。一向与蒋介石不合的陈卓林称病不去，刘敬宜只好只身前往台湾。
此时，“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已经消除了对共产党的误会，他表示不再动摇，坚决起义。而刘敬宜始终没有表态。
刘敬宜到了台湾，蒋介石怀疑他私通李宗仁，将“中航”在广州的器械私运到广西。这让刘敬宜顿时感到悲愤，没想到自己忠心耿耿仍遭猜忌，心就凉了一半。
虽然刘敬宜已经向蒋介石解释清楚，但很快，刘敬宜又被特务控制并软禁了起来。蒋介石还多次派出心腹与刘敬宜谈话，希望他尽快把公司迁往台湾。
迁往台湾，公司如何发展？他又该如何向千名员工及家眷交代？如果不迁，蒋介石会不会孤注一掷，将这千余条生命弃之不顾？迫于压力，刘敬宜只好先答应下来，这才被放回香港。
回到香港没多久，刘敬宜就发现，不仅是他自己，连家人都被国民党监视了。当时有一大批想回中国的民族企业家都被特务监控甚至绑架，蒋介石的这种行为让刘敬宜无法接受。没几天，刘敬宜又接到一封加急电报，要他立即赶到重庆白市驿机场。
这封电报让刘敬宜大惑不解，重庆已在解放军的包围中，况且，白市驿机场是军用机场，并没有民航业务。刘敬宜拿不定主意，就打电话给陈卓林，这才得知陈卓林也接到了同样的电报。陈卓林连连劝阻他说：“去不得！万万去不得！有人要以极恶劣手段对付我们二人！”
这一次，刘敬宜没有奉命。
局势越来越险恶。事不宜迟，再不及时采取行动，不仅起义可能遭受失败，“两航”
人员还将面临生命危险。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向刘敬宜摊牌。
1949 年 11 月 7 日， “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走进刘敬宜的办公室，何凤元进屋后小心翼翼的左右张望，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一份文件，刘敬宜一看到封面，震惊得猛吸了一口气。
《中国航空全体员工起义宣言》
“我们愿意各自恪守工作岗位，发挥最大功能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对于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前途深具信心，坚信会有五星旗的巨大航机即将带着新中国的光辉照耀全国，扬威海外，在世界的民航界中放出异彩。”
宣言后的签名，代表千余鲜活的生命，都愿奔着解放与和平，投向共产党的怀抱。此时的刘敬宜，终于放下内心的顾虑，下定决心，率众起义！
“两航”起义，进入到最后的实施阶段。
按照计划，11 月 10 日，“两航”公司各派 10 架飞机率先起义飞回。等他们北飞成功之后留守在香港的员工，再宣布起义。
11 月 8 日，还剩下不到两天的时间，意外发生了！
“央航”突然传出一个消息，起义工作被“央航”副总经理陈文宽察觉了！陈文宽曾经是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与蒋介石私交颇深。无论陈卓林怎么劝说，陈文宽都不愿参与起义。一旦陈文宽告密，不仅起义计划将功亏一篑，所有起义人员的生命将受到威胁。
在随时可能败露的情况下，起义的时间从11月10日提前到了9日。此时，距离起义只剩下一天，所有人都神经绷紧，非常紧张。
为了避免国民党劫持剩余的飞机，中共中央下达了秘密任务。地面上留的飞机还有很多，在地面上的飞机就要制造故障免得蒋介石劫持走。
大家不知道行动会不会成功，但是他们非常明白，一旦有一个人出了差错，所有人的生命都会受到威胁。成败在此一举！
此时，距离起义时间还有不到七个小时。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起义人员没人睡得着。在他们周围遍布国民党的耳目，怎么才能瞒天过海？这场关乎“两航”员工生死存亡的起义能不能顺利进行？
在兴奋与紧张的气氛中，“两航”起义人员迎来了东方的晨曦……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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