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历史学者说,柴荣的死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分界点,对此你们怎么看?

用户3696646364


不知道题主说的历史学者是指哪些,他们所依据的观点是什么?至少我也是没看到有相应的观点与论据的,本人也不赞同这样的说法。

如果要说中国古代历史的分界点,个人认为是隋文帝杨坚的隋朝,因为中国第一个帝国秦朝建立之后,又经历了两汉三国时期,西晋被灭之后,就变成了南边的东晋,北面的五胡十六国。

后来东晋变成了南朝,也就是宋齐梁陈,而北面就是北魏,后来分了东魏,西魏,再分别被北周、北齐所代替,最后北周统一,然后北周被隋朝所代替,隋朝再灭掉了南边的南陈,结束了南北长达几百年的对立时期,进入大一统时期。

所以有人称秦朝为中华第一帝国,而隋朝为中华第二帝国,以隋朝做为分界线是有一点的道理的,至于后来的五代十国,主要持续的时间只有几十年,不能跟南北朝的几百年相比。

所以,个人认为中国古代历史的分界线是隋朝的建立,如果说非得是哪个人的死,那个人觉得是北周武帝宇文邕。

柴荣,号称五代时期第一名君,他是五代里面后周的第二个皇帝,五代是指在中原的五个朝代,分别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时间是公元907年至960年,短短的五十三年,就五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仅仅十年左右。

五代的更迭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被节度使,或者某一个武将所推翻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北宋时期,才会重文轻武,避免五代的事情再次发生。

柴荣是一个文武全才,他能治国,能征战,他说过,十年打天下,十年休养,十年天下太平,柴荣的死确实很可惜,否则完成一统的并不是赵匡胤的北宋,而是柴荣的后周了。


历史简单说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柴荣的生病和去世都是非常恰当的,如果柴荣不是在适当的时候生病,那么他很有可能重蹈晋出帝的覆辙。


当然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如果说五代真有所谓的分界点,那也不是柴荣,他只是负责享受越过分界点后的成果,而五代真正的分界点是郭威称帝。


我相信99%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郭威称帝是五代的分界点,所以我会简单而明了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知道从唐朝安史之乱后,半独立的藩镇就成了中央王朝的心腹大患,节度使们就像一个个半独立的君主。


唐朝、后梁、后唐、后晋、后汉这五个朝代有什么共同点?算了,我也不奢望有人能看出来,我直接说答案好了,这五个朝代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被节度使所灭亡的。


唐朝是被朱温所灭,但是朱温完全可以看做是宣武军节度使,同样道理,灭后梁的李存勖完全可以看做河东节度使,以此类推。


当然在此期间,建立了新王朝的节度使们并不是不清楚节度使和藩镇的危害,所以他们都想尽办法来驯服桀骜不驯的藩镇。


唐、后梁、后唐主要做了一件事,那就是驯服河北三镇,是的,以魏博镇为首的河北三镇直接决定了后梁、后唐李存勖的命运,所以河北三镇也遭到了反复的整肃。


最厉害,也是最后一次,是后唐庄宗李嗣源直接把魏博三万镇兵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全部处死,自此以后,困扰中央王朝接近150年的河北三镇被彻底的驯服。


到了后晋、后汉时期,藩镇的力量已经很衰弱了,但是河东节度使由于是沙陀人起家之地,所以成了唯一还能威胁中央王朝的力量,但是三次(后唐、后晋、后汉)入主中原,使得河东大批有生力量进入中原腹地,也变相削弱了河东的力量。


在此期间,靠河东节度使军队当上皇帝的石敬瑭并没有坐等河东被自然削弱,相反,他干了一件事,事实上石敬瑭才是北宋禁军这项政策的真正创始人:石敬瑭大力加强了侍卫亲军,当然严格来说李嗣源才是侍卫亲军之父,但是侍卫亲军真正显示出超过节度使力量是在石敬瑭手里。


石敬瑭在当皇帝期间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重新组建并且掌握侍卫亲军,期间还发生了两次兵变。


而石重贵前期能不依靠节度使就能和契丹打的有声有色全靠石敬瑭给他留下的侍卫亲军。


后汉刘知远之所以能当皇帝,与其说是他依靠河东节度使的军队不如说他依靠契丹帮他消灭了后晋的侍卫亲军,所以他赶走契丹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组建侍卫亲军。


结果仅仅三年半,侍卫亲军领袖郭威就当上了后周太祖,并且从郭威开始,节度使的军力再也没办法和中央王朝相媲美,甚至947年以后,大部分侍卫亲军里担任节度使的高级军官都不会到藩镇任职,比如赵匡胤。


也就是说从此,篡夺皇位的从晚唐的节度使变成了侍卫亲军领袖,侍卫亲军决定性影响彻底改变了从黄巢之乱后形成的以节度使为基础的权力结构。


要说分界点,这才算分界点。


兰台


柴荣确实称得上五代第一明君,但是据笔者说知,没有哪位历史学家持有其之死是中国古代历史分界点的观点。

英年早逝的周世宗虽然在位不过5年,但就这5年干的事情,却决定了他成为结束中国200年分裂动荡局面的关键性人物,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就这一点也不能说他就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分界点,因为照这个逻辑来理解,中国古代史的分界点,似乎不要太多。

什么分界点不分界点的,都是如今的我们站在既定历史上的假设另外一种可能的发生。而所谓分界点,即前面是一个时代,后面又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时代,所以才能称之为分界点。

就好像世界史习惯将公元16世纪作为世界历史最重要的分界点一样,16世纪以前是古代封建史,16世纪以后是近代文明史的开端。这是两个真正截然不同的时代,前者愚昧而闭塞,后者进取而开拓。但是就是这样一道分水岭,也没有说诸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一世(资助哥伦布),或者葡萄牙王子亨利王子(开办世界第一所航海学校,)是世界历史的分界点。

推动人类进步的是内在需求的动力,是许许多多人,制度、思想全方位的发展之后才能取得新时代的来临。而非一个单一的个体,一个区域的领导者。

网上流传这样的说法,大概来源于宋辽金三朝对立的问题。柴荣执政的5年,励精图治,将后周打造成了一个整个中原唯一具有统一实力的政权,随后他制定了先北后南的战略,先击垮契丹,夺回整个北方,然后再统一南方诸政权,这种战略并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历史上好多政权都是这么个步骤,但是能不能成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然而北伐刚有进展,周世宗就病重,放弃北伐没多久就病逝,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但是我们无法推测当时的后周是否有实力完全击溃契丹,重复旧土。

即便周世宗最终统一了北方,将契丹打到长城之外,再花十数年之功统一南方,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历史时期,要建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帝国?

继续延续唐代的军事政策,武人的地位依然压文人一头,还是反过来文人制衡武人,这些其实都很难讲。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个时代依然是一个封建皇权继续发展的时期,并不会因为历史的一点偏差有所改变,而柴荣的后周,大抵也不会逃过300年王朝周期律。

至于北方,没有了强盛的契丹,依然还会此起彼伏地出现女真,蒙古,就像突厥一样,突厥汗国虽然不在了,他们依然能跑到中亚、欧洲、北非建立起塞尔柱突厥、奥斯曼土耳其一样的强盛帝国。

北方从来不缺游牧民族的兴起,而中原政权又无法彻底永久性地消灭这个威胁,到最终,依然还是能够参与到中央王朝的战争中来,只是看中原是否能完全抵抗得住而已。

从匈奴、突厥、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漠北一直持续不断,此起彼伏地出现过强大的游牧民族帝国,他们以战争地形式与中原王朝交织在一起,在治乱循环中扮演着侵略者的角色。


文话史


幸好柴荣死得早。

如果柴荣不死,估计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是“五代十国”,而是“N代N国”。

我承认柴荣确实胸怀大志、且武力过人,非常具有军事指挥才能,然而,他所没有成熟的政治智慧,或者说没有长远的目光。

作为对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五代十国不仅仅是割据那么简单,而是李唐王朝沉珂固疾的总爆发,是溃烂在唐朝肌肤里的毒瘤,五代嬗代,十国割据,说白了,就是武将坐大,没有任何一方势力形成单独优势。

所以,要想结束五代更替、统一汉地,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收缩兵权,限制武将,回复文官政治。

所以,北宋胜出了。

之所以柴荣死后,北宋迅速取代后周,之所以北宋没有变成“后宋”,就是因为赵匡胤看到了柴荣没有看到的,或者做到了柴荣想做不敢做的。

过份夸大柴荣,其实是历史无知,因为毕竟死人是不会说话的,于是许多人便开始杜撰柴荣如果不死会如何。他不死简直没天理。


天水一朝的千年荣耀


如果按这个观点来说,那历史的分界点实在太多了,多的数都数不清楚。

黄帝的出生是分界点。

帝尧的出生是分界点。

大禹的出生是分界点。

周文王的出生、周武王的出生都是分界点。

接下来的历史还有更多呢。

为什么只说一个人的死呢?

柴荣一直活到七老八十再死,他就一定能完成统一大业嘛?他就一定能阻止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嘛?

柴荣的当时不死,只是让历史多加一些变数而已。历史大势浩浩汤汤,又怎会由于一两个人的搅动而大幅波动!

历史学家认为柴荣是历史的分界点,无非是这几点:

五代的结束,宋朝的兴起,导致儒家思想大行于世,儒学变质成为理学,之后统治华夏大地近千年,禁锢了华夏民众思维的自由发展,延滞了中国现代商业思想的萌芽,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但是这些,与柴荣的死关系有多大???

我想关系不会太大。

柴荣不死,五代那个混乱的时代,就一定能结束嘛?就一定能抗击后来的辽,金,元,西夏嘛?

五代是个军阀混战的时代,五代是割据势力互相倾轧的时代。五代时候主导社会主流的思想是武力至上。武力至上的思想能让中国完成统一嘛?

三国之后,武力至上的思想就成为了主流,魏时三国混战,西晋完成短暂统一,南北朝复归混乱,隋完成统一,但统治不长久,唐算是一个完整的统一时代,但唐朝时武力至上的思想一直未被彻底压制,这就是大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节度使制度,导致了后来让大唐陷入混乱的安史之乱。大唐最后毁于军阀朱温之手,于是中国历史进入了割据势力混战的五代。

柴荣只不过是五代时一个较大割据势力的头头而已。以他的能力能完成统一大业嘛?

三国到五代这一段近千年的社会主流思想:武力至上的思想早已被世人所厌弃。就算柴荣完成统一大业,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融合也是历史趋势,这个趋势不是由一两个人的搅动会发生变化的。

正如孔子所说,若是上天不想让儒家的礼乐文明得以传承,那么他就不会活到七十三岁。他在匡这个地方被人围困之时,他在陈这个地方绝粮之时,若是天命不在,他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后世又哪里来的儒家文化。

所以说,柴荣的死是历史分界点,这样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是的文人脑子当中不清不楚、胡说八道的混乱思想而已。

因为在他们眼里,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而不是有全体民众创造的。

他们没搞清楚,英雄是会造时势,但时势也同样会制造英雄。时势不就是民心向背嘛!

若说项羽是英雄,若说项羽打败了刘邦,那么中国历史将会大变样,这点我会信。

但是说柴荣是英雄,柴荣若不死,中国历史将会大变样,这点我表示不敢苟同。


无功用行


很明确的说,不是,柴荣的死很可惜,但绝不能扣上中国历史分界点这么大的帽子,柴荣是累倒的,倒在了幽州的城门下,看着自己的大军所向披靡,但就在幽州城下病龙台,几年来马不停蹄的征战,终于还是让这位39岁的年轻人倒下了,他是多么的不情愿,不用上天再给五百年,只要再给五年,他就能恢复汉家河山,重新打出汉人的荣耀,只要五年哪怕三年也行,马不停蹄一刻也不曾休息的柴荣终于向上天祈求再给他哪怕是三年时间,他就能彻底收付燕云十六州。可惜上天没有给他三年,连几个月的时间都很吝惜,最终在幽州城下病倒几个月后就撒手人寰。

以上是柴荣的遗憾,赵匡胤也是皇帝中数一数二的猛人,亲自冲锋陷阵上阵杀敌,在中国历史的皇帝中,绝对拍得进前三,但他比柴荣多了些稳重,但少了柴荣宁死也要向前中的狠劲儿。

但柴荣的死并没有改变什么,赵宋之处还是有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可能,赵宋面临的困难跟柴荣是一样的,就算是柴荣活着,燕云十六州收回的可能性也只不过是比赵宋多了一成的可能性而已。而且以柴荣的性格,建立一个像赵匡胤那样长治久安的国家,可能性也很小。

话又说回来,就算没有燕云十六中,中国历史走向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就像当年宋朝要迁都洛阳一样,就算真的迁都洛阳又怎么样,历史上建都洛阳的还少吗,不是照样被攻破,照样亡国。建都开封对于历史走向,影响也不大。

真正历史的分界点是南宋灭亡,从此中国历史全面倒退,宋朝建立和累计的所有先进制度,统统都不复存在了。


昭烈名臣


柴荣即位,先后败后蜀、征南唐、讨北汉、破契丹,无一败绩,被称为“五代第一明君”;可惜天不假年,在位不到五年就驾崩,年仅三十九岁!

虽然在位时间短,但是其治下的内政军戎统一之势已成,赵匡胤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就像司马家篡夺曹魏一般!

如果柴荣不死,中国历史的局面会不会不同?

历来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柴荣和赵匡胤的统一战略之不同:

赵匡胤即位按照宰相赵普的建议采取的是先南后北的战略,先消灭南方吴越、后蜀、南唐、南平、南汉这些势力较弱的割据政权,然后挥师北上消灭契丹,也就是辽;

这个战略第一步进行的很成功,到太宗前期南方基本上平定,可是第二部灭辽不成险被辽灭,两度北伐均遭失败,赵光义本人都险些被射杀,第二次雍熙北伐的失败,彻底扭转了柴荣在位时中原王朝对辽国的主动攻击的大好形势,从此宋朝对辽的战略关系转为防御。燕云十六州这个战略要地始终在他人之手,从此终两宋三百余年,汉族政权始终受制于北方的异族(南宋更不用说了,偏安一隅!)

导致这样一个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策略;

柴荣在世时已经快要攻取幽州了,因为染疾才不甘的撤退回来。后人评价他的战略方针则是“先北后南”,先集中精锐兵力,一举荡平威胁最大的辽国,然后南方各小的割据政权可传檄而定!

“攻伐南方诸国,虽成功,可天下之兵已疲,再去征讨强大的辽国,注定是会不成功的!”

这是后人对赵宋先南后北这一战略普遍的评价。

若柴荣在世,携强盛之兵与契丹决一死战,到时候鹿死谁手,我们不得而知?

不过从这个战略上也可以看出柴荣和赵匡胤那个是真正的大英雄。一个是先啃硬骨头,一个是先捏软柿子!

最后附上柴荣登基时的一番话:

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生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

可惜老天只给了他不足六年……


四哥贪墨



历史学家:我没说过。


恕我孤陋寡闻,我还真没有看过哪位正经的历史学者持这种观点。


另外,我觉得持有这种观点的朋友表面上是高估柴荣的历史地位,实际是惋惜从北宋开始,中原政权对游牧民族战争中开始处于下风。


但是这种看法本身就很有问题,似乎想表达在此之前游牧民族战斗力战斗力不行;但事实上游牧民族单兵战斗素质从汉朝以来就高于中原自耕农士兵,游牧民族差的只是技术水平、后勤组织能力以及过少的人口。


我在这里无意重复《狼图腾》陈腔滥调,但是游牧民族士兵战斗素质比较高确实从历史上看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汉文帝时期,晁错给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优劣势时,就谈到了匈奴士兵吃苦耐劳,是中原自耕农士兵比不了的,“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


而后来汉武帝时期霍去病第一次河西之战固然光彩夺目,但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霍去病核心军官团上,就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次河西之战除霍去病封侯外,还有三名军官也一同封侯,而这三名军官有两名是匈奴降人,只有赵破奴是汉人,但是他从小在匈奴长大,可以算半个匈奴人。在汉武帝表彰霍去病功绩的诏书里也提到霍去病骑兵部队大部分由匈奴降人组成。“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


好了,我相信肯定有朋友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汉兵还能以一当五?



我们来看史料原文:“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


这里汉兵能以一当五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优势,而非士兵本身军事素质,当然,军事技术也是军队战斗力重要指标,不过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士兵个体战斗素质。


我们再来看让盛唐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主人公安禄山,为什么说安禄山当时掌握着唐朝最精锐的武装?并不是因为安禄山训练的好,又或者是唐玄宗的调拨,只是因为安禄山吞并了游牧部落的军队。“天宝十一载,‘阿布思为回纥所破,安禄山诱其部落而降之,由是禄山精兵,天下莫及’”


即使是到了五代十国,游牧民族军事集团影响力依然很大,请大家不要忘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代里,除了后梁由朱温这个黄巢降人建立以外,剩下四个朝代全部是建立在以沙陀人为主的代北军事集团基础上的,其中后唐、后晋、后汉三朝创始人均为沙陀人。


沙陀人战斗力有多强?根据史料记载“李克用沙陀兵皆衣黑,故谓鸦军,凶悍异常。黄巢遣使重赂求和”


从上面材料大家可以看到,从唐末开始,在中原以外的游牧民族已经逐渐通过中原地区输出的技术、农业乃至组织架构知识逐渐弥补了自身在技术、组织架构上的不足,甚至五代里有三朝是沙陀人建立的,剩下一个和北宋都是沙陀军事集团里的汉族军官建立的。无论是郭威、柴荣还是赵匡胤他们所熟悉的军事技巧都是沙陀式的,而不是朱温这种中原流民集团的军事传统。



而契丹在消灭了渤海国,占据了燕云十六州之后,几乎就是另一个沙陀军事集团,事实上辽在农业上并不比没有收复南方的后周逊色,史料记载辽为了支援北汉,曾经一次性援助粮食60万斛。柴荣时代的后周可拿不出这么多粮食。


而且柴荣时代的后周全国兵力在20—15万人之间,而当时辽穆宗听到柴荣北伐的消息准备亲自支援幽州时,仅骑兵就征发了十五万,当然,这十五万骑兵不见得都是精锐,但是即使几万精锐骑兵也几乎和柴荣北伐兵力相当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柴荣的死根本算不上什么历史分界点,相反,唐末以沙陀人为主的代北军事集团的崛起才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很重要节点。


克罗采和春天


这种说法我本人没有在重要的历史著作中看到过。而且目前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历史唯物主义为治史的思想基础。这种思想下,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不可能如此强调某一特殊的偶然事件的影响力。至于是否是某些外国学者提出的观点,我不清楚。

柴荣之死的直接结果是导致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启了宋王朝。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最高峰,但这也意味着宋王朝是中国传统社会衰落的开始。从宋王朝开始,中国社会从尚武转为尚文,并且社会风气日益保守。明清时期的很多社会弊端,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两宋时期。比如在近代倍受批判的裹小脚,起源虽然有多种说法,但从两宋时期开始流行起来却是有历史实证的。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以裹小脚这种方式来培养妇德。但是这都不能视为是柴荣去世而必然导致的。

从时间点的选择来看,也并不合理。宋代对后世的影响要远比后周大,从这个角度看应当选择赵匡胤登基为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但是将赵匡胤登基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分水岭也不合适。不应当过分夸大宋代的影响力,过分的寻根溯源会导致宿命论,从而使得历史学变成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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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希望头条上面以后这样的好问题多一些,很容易就勾起回答问题的念头。

针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的看的,首先,柴荣的死如果要被称为历史的分界点的话,我觉得肯定不是因为改朝换代的因素,而是因为柴荣的生前和死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由此带来的变化,史学界才有了分界点的说法。这样的变化显然是有很多的,但今天我主要想答的是在柴荣死后,中国的武将制度出现了重大转变。

我们先来看下五代史和宋史的区别。

五代史中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乱之外,就是整部历史讲来讲去,实际上都是地方割据势力的争斗,通俗一点讲,就是掌握了兵权的武将和武将之间的争斗。且看五代的几个开国皇帝全是武将出身不说,其他十个小国的开国国王,大部分也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武将,比如吴越国的钱缪,原本就有万夫不当之勇。我们看五代史,很少看到文人谋士之间的智斗,大部分都是武人带着部队直来直去地打。如果现在让人说一个五代时候的著名谋士的名字,肯定不少人会说不出来一个出来。

而看北宋的历史,满篇翻下来,除了开国时候五代遗留下来的名将之外,整个北宋一百七十多年,数得出来的名将也就那寥寥数人,可北宋一朝其实并不是天下太平的,北、西、南各方都是战事不断。那么武将的活被谁干了呢?被文臣们干了。北宋一朝,名臣和权相的人数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随便数数都有:赵普、晏殊、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王安石、曾公亮、司马光、文彦博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看到,北宋一朝在边疆干出成绩的全成了文臣。经略西夏有范仲淹、经略北方有富弼等等。再至北宋以下,文臣和武将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南宋稳定下来后很快就回到了北宋的那种政治格局,军政大权基本都是文臣掌控。到了明朝,内阁首辅制,兵部尚书等都是文人领衔,就连辽东战局也被一个文人袁崇焕抢了风头。清朝情况也是类似的,除了开国和辛亥革命时期,很少看到武将登堂入室掌控大权的。

而造成如此巨大转变的,那自然就是柴荣之后的宋太祖赵匡胤了。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对五代这种乱象总结出来的原因就是武人掌权,天下大乱,因此禁军制度、贬低武将地位等等都是在柴荣死后他改革搞的。五代以前,关羽、秦琼、李靖这样的名将层出不穷,五代以后,武将就成了床底下的夜壶,需要你的时候拿出来用一用,不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个万人嫌。

因此如果要说柴荣的死能成为转折点的话,武将在定位转变绝对是一个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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