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一箇中國作家像閻連科一樣，除了有“荒誕現實主義大師”“中國最有可能得諾貝爾獎的作家”等頭銜外，還被貼上了“中國最受爭議作家”的標籤。這樣一個特殊的標籤既非讚美也非詆譭，只是在說明閻連科在當下有著廣泛影響的同時也備受爭議。
令閻連科感到無奈的是，每當他選擇用作品說話來回應爭議時，往往會引來更大的爭議。
從《炸裂志》到《日熄》，閻連科不斷地在書中戲謔自我，以紓解自我真實的焦慮不安。這種感覺在新作《速求共眠》中達到了頂峰，屢遭碰壁的閻連科從來都沒有像今天這樣感到寫作的無意義。
在後記《走向謝幕的寫作》中，他寫道：“我到了一個寫作的焦慮期和掙扎期。無論焦慮和掙扎的原因是什麼，每次提筆都感到有手卡在脖子上，讓我呼吸不上來，使筆難以落下去。如一個人沉在水裡憋氣一樣，倘若能夠浮出水面換口氣，也許還有一段距離可以遊。如若換不了氣，那就只有憋死在水下邊。”（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對閻連科而言，《速求共眠》就是一次嘗試換氣、緩氣的小呼吸。“倘是生命讓我緩氣和換氣了，那就繼續努力寫下去。倘是不讓緩氣和換氣，就此擱筆，亦未可知。反正做好謝幕的準備就是了。”
閻連科曾將此書的文稿向雜誌社投稿，原本以為會非常輕鬆，未料出版過程卻出乎意料的艱難：在被《花城》拒絕了之後，《速求共眠》經歷很多週轉，直到2017年才部分刊載於《收穫》。後來閻連科又找了十家出版社希望推出單行本，結果收到的回覆均是一紙退稿函。
直到歲末年初，意識比較先鋒的出版機構理想國才願意接手本書在內地的出版發行。儘管閻連科談到感受力、支撐力和創造力的衰退以及“最後一根稻草的脫手”都在警告自己是在進行“逐漸走向謝幕的寫作”，但他同樣也在渴望讀者通過這本書瞭解到他這個作家還活著，還在寫作。而讀完《速求共眠》的讀者也會承認，時至今日，閻連科仍是華語文壇中不可或缺的獨特存在。
閻連科自稱《速求共眠》純粹是對讀者一種投桃報李的寫作，他太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夠出版了，但渴望出版並不意味著閻連科做出了妥協。誠然，相較閻連科前期的作品，《速求共眠》可以說已經十分乾淨。雖然作者批判的風格依然犀利，但是在表達上已經內斂含蓄了許多。（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本書的主線之一講述的是一個來自河南的中年進城務工人員李撞，竟然在北京戀上了與他相差30歲的北大女生李靜。閻連科聲稱這段“蟑螂與鳳凰的畸戀”並非虛構，而是一樁真實的公案，當年曾轟動一時。而在本書的另一條主線中，閻連科把自己也寫進了小說裡，成為書中一位備受爭議的作家。
作家“閻連科”醉心於名利慾望，攛掇了身邊的朋友蔣方舟、顧長衛、楊薇薇等人共同製作一部名為《速求共眠》的電影。“閻連科”經過一個月的田野調查、一對一的訪談，以剝橘之法，層層扣疊、虛實交錯的寫作，完成了同名電影的劇本。但由於種種原因，電影最終沒有拍成。
回到書外的現實，不甘於此的閻連科覺得要依據電影劇本重新寫一本小說。於是在這本書中，既有閻連科對案件當事人李撞的採訪，也有寫李撞苦追北大女生李靜的電影劇本，二者構成一個雙重文本。虛構的故事與寫實的人物，讓《速求共眠》再次彰顯了閻連科的奇詭和荒誕，真實與虛構在這裡模糊了邊界。
本作的書名《速求共眠》來自小說，以及小說中電影劇本人物李靜因失去工作無法留在城市時，採取色誘失敗之後的自我沉淪之舉，而副標題“我與生活的一段非虛構”更像是閻連科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戲謔之言。
《速求共眠》延續了閻連科一貫的批判主旨，荒誕、超現實、神實主義在文中依然存在。故事與思想多有重複，卻不顯得冗雜，更不會多餘。閻連科的每部作品都會在形式上別出心裁，進行著對小說技法不斷探索的文體實驗，比如《日光流年》中的註釋模式，以及《風雅頌》中對詩經文本的挪用，而《速求共眠》在小說形式上的自由度更是超過了他以前的寫作。
書中紀實小說、採訪、微信文章、審判記錄、劇本以及小說本身多個版本的多聲部形式，包括閻連科本人在小說中的出現，表面上非常詭異和魔幻，實際上卻是“讓真實把虛構擊碎，同時又是讓虛構把真實給擊碎了”。
對此，閻連科進一步解釋道：“如果說這個小說是有意義的，那麼最大的意義不是閻連科在裡面還能不能寫作，也不是到底有沒有李撞這個人物，他和北大的姑娘李靜到底有沒有愛情，這都不重要，這就是一個荒誕的故事。”（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在《速求共眠》中，閻連科使用了時下流行的非虛構的手法，很多人名與現實中的人同名，但這並不是真正的非虛構。他試圖用曖昧的體裁來保證故事的可信性，使之成為可靠敘述，然而小說這一體裁已經註定和非虛構無緣。體裁與內容的曖昧讓記錄真實與文學書寫混溶，大大提升了文本本身的可閱讀性，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使讀者能充分享受到閱讀的快感。而閻連科則通過一貫的荒誕書寫，繼續思考著急速邁向現代化的當代中國背後所隱藏的種種問題。
閻連科透過誇張而又荒誕的筆法，試圖勾勒出底層人的生存樣貌與精神形態。然而，正是對這一面的書寫，使得閻連科的“牆外香效應”十分明顯，比如《炸裂志》發行後，美國《紐約時報》、法國《世界報》、英國《衛報》、意大利《名利場》、德國《法蘭克福箴言報》、日本《世界》雜誌等世界頂級報刊都對其大力推崇、青睞有加。
閻連科在國外相繼獲得了卡夫卡文學獎、twitter文學獎、入圍了國際布克獎等重要獎項，而這也正是他被詬病的焦點之一。秉持“家醜不可外揚”的理念的國人，往往將中國作家的域外受寵歸結為作者對事實的誇張甚至醜化，卻往往忽略了作者對真實刻畫的一面。
無論怎樣，文學，尤其是小說這一體裁的規約性保證了它可以天馬行空，可以虛構荒誕，甚至放大生活的種種醜態病象，但這裡的前提條件是，要看清裡面的批判究竟是出於善意還是惡意。
韋恩·布斯在《小說修辭學》中指出，真正的小說一定是現實主義的，閻連科的寫作無論是荒誕神實，還是黑色幽默非虛構，都是立足於現實、深度介入現世生活的。
對於底層苦難的細緻描摹、對生活荒誕的無限放大、對社會的無情批判讓不少人對閻連科持保留意見，這在小說《速求共眠》中也有所體現，作者本人也進行了自我嘲諷式的回應。然而很多時候，閻連科也只是把問題拋了出來，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是，閻連科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存在。我們不要速求共眠，而是要保持清醒，這也正是閻連科及其創作的不適文本的恰適意義。（方圓公眾號：fangyuanmagazine）
文丨戴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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