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記》中教育教學原則
《學記》：不僅是中國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專門論述教育、教學問題的論著。
《學記》是《禮記》中的一篇文章。
《學記》在招教考試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金標尺為大家整理了《學記》中所涉及的教育教學原則，希望同學們能從中有所收穫。
1
“豫時孫摩”與“長善救失”
《學記》說:“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緊接著,《學記》從反面加以論證。“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教之所由廢也。”
“豫、時、孫、摩”的教育思想包含著四條教育原則。而一“興”一“廢”,則指出了“豫時孫摩”的極端重要性。
“豫”即“預”。《學記》談及對學生教育,應該在學生不良行為發生之前就加以防範。如等到不良行為發生後再製止,就格外費力。
“時”即“及時”。《學記》認為抓住適當時機,及時教學,便會獲得最佳效果。如錯過時機,再勤奮費力,也難以取得成效。
“孫”即“順”。“循序漸進”。要求循序漸進學習,一步一個腳印地前進,不能好高騖遠。如“雜施”無序,學生學得夾生,只能事倍功半。
原蘇聯巴甫洛夫曾經再三告誡青年“循序漸進,循序漸進,再循序漸進”就是這個道理。
“摩”即“觀摩”、“切磋”。主張同學之間相互觀摩,合作學習,取長補短,就能共同進步。否則,獨學而無友,必將孤陋寡聞,影響進步。當然,《學記》還認為,交友要慎重,不要因為交友不慎,走上歧途。
“豫時孫摩”四條原則方法,置之當今,可以視為教學指南 。“教之所由興”,在於它符合教學認知的一般規律。“教之所由廢”,在於它不“豫”違“時”、不“孫”無“摩”。
為使教學更有效地進行,《學記》還提出“長善救失”的教學原則。《學記》說:“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長善”即善於發現學生的閃光點,及時加以肯定。這正如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指出的:“教育者的明智、技巧和藝術,就在於發現每一個學生特有的興趣、愛好、特長和志趣,大膽地讓每一個人的才能得到儘量的發展。甚至是在最平庸的、智力發展上最感困難的學生面前,都向他打開精神發展的領域,使他能在這個領域裡達到一個高處,顯示自己,宣告大寫的‘我’的存在,從人的自尊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感到自己並不低人一等,而是一個精神豐富的人。”蘇霍姆林斯基的論述其實是“長善”的最好註腳。
“救失”即補救過失。《學記》分析了學生學習上普遍存在的毛病,總結出了四種類型：
一為“或失則多”,表現為貪多務得,過於龐雜,缺乏專精；
二為“或失則寡”,表現為學習單一,知識面過於狹窄；
三為“或失則易”,表現為對學習的艱鉅性估計不足,淺嘗輒止；
四為“或失則止”,表現為在學習中畏難退縮而裹足不前,缺乏積極進取的勇氣。
這四種類型的缺點與毛瘸,有顯性的,有隱性的;有張三的,有李四的;有“多”的，有“寡”的;有“易”的,有“止”的,正是“心之莫同也”。作為教師,就得深刻了解學生的個性心理特徵,“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
2
“教學相長”與“藏息相輔”
《學記》說:“雖有嘉餚,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日:教學相長也。”
這段話強調了實踐的重要性,還全面論證了教與學的辯證關係,指出了教與學是辯證的統一體,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知識是無窮的。教學是無止境的。
教因學而得益,學因教而日進;教能助長學,學也能助長教,這就是“教學相長”。現在,“教學相長”仍為廣大教育工作者所提倡,只是語意有所偏重,著重指師生之間的互相促進,共同提高而已。
《學記》又說:“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遊焉,夫然故。”
“藏息相輔”的原則要求課內與課外相結合,勞與逸相結合。學習時要盡心學習,休息時要盡心遊樂。
這段話深刻的闡述了“正業”與“居學”——課堂教學與課外作業、課外活動之間的關係。《學記》認為,課外若不練習好調絃,課內就完成不了樂教的任務;課外若不練習好聲樂歌詠,課內就完成不了詩教的任務;課外若不練習好灑掃應對進退這些日常禮儀,課內就完成不了禮教的任務;課外若不開展豐富多彩的技藝活動,就不能培養學生真正的學習興趣。“正業”與“居學”是教育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
“藏修息遊”,雖然只有4字,卻全方位地探討了課堂教學與課外活動、接受知識與消化知識、學習與遊樂、親師與樂友等諸多關係,同時指出它們是相對的統一體,是整個教育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很了不越的立體構建,它與我們現在倡導的綜合性學習活動,研究性學習活動,本質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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