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孟秋
在全世界大部分國家首都都在繁華的暖風勁吹之時，基輔這座古老的城市卻在經歷著一次次蛻變和羽化。
2014年10月，我第一次到基輔採訪，就住在這座城市的中心獨立廣場的制高點，烏克蘭酒店幾乎最高層。差不多1年前，在這裡爆發的“麥丹事件”，徹底改變了整個國家。“麥丹”在烏語中指的就是獨立廣場。這座其實不大的廣場分為兩部分，南端樹立著一根高大的希臘式立柱，上面矗立著斯拉夫傳說中的女神別列吉尼婭。雖然我入住烏克蘭酒店時，“麥丹事件”已過去了半年，酒店一層的門廊玻璃上仍舊保留著當時激戰中的彈痕，被縱火燒燬的工會大廈用塑料布蒙著。塑料布上印著“光榮屬於烏克蘭”的標語。
這個國家的歷史，確實也當得起“光榮”二字，不過伴隨而來的，還有“苦難”。
獨立廣場
苦難光榮的歷史
很早以前看過的一部蘇聯電影，裡面說基輔是個“驕傲的、有著無數傳說”的城市。第一次訪問它時，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的驕傲：這裡既包括獨立廣場上播放的無窮無盡的愛國歌曲、到處是烏克蘭國旗、三叉戟標誌以及“麥丹運動”罹難者照片，還有地鐵車廂裡號召為軍人捐款的廣告。當時烏軍正在東部兩個州與當地分離主義武裝激戰。基輔雖然槍聲早已消停，但街道上四處穿著迷彩服的軍人和警察。每個人臉上嚴肅而冷漠，有如秋草清晨凝結的寒霜。
但這並非基輔的全部。和全球其他的許多大城市一樣，它沉澱著歷史，充滿著矛盾。寬闊的藍色第聶伯河不慌不忙地從老城區東邊流過，金色的河畔公園裡秋葉靜靜飄零。迪納摩足球場裡依舊有著比賽。每隔15分鐘，就可以聽到天藍色的米哈伊爾修道院的鐘聲，叮咚聲聲。從烏克蘭酒店的高層遠眺，看見聖索菲亞大教堂的金頂——那裡是基輔最驕傲的歷史建築，慶祝基輔羅斯時期，英勇的基輔人民擊敗了佩切涅格入侵者，保住了這座羅斯古城。
聖索菲亞大教堂
宗教幾乎是基輔與生俱來的烙印，就像一枚胎記。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在988年率領整個基輔羅斯皈依了東正教。據說這位青史留名的大公把自己的子民們趕下了第聶伯河，通過集體沐浴，完成了信教儀式中的洗禮流程。他做出這一抉擇的原因是羨慕君士坦丁堡金碧輝煌的東正教堂——結果，基輔也留下了一群金碧輝煌的教堂。這是今天遊客們在基輔看到如此眾多的拜占庭式教堂和修道院的原因。最著名當屬佩切爾斯基修道院。這裡的修道士們留下了古羅斯最早的一部歷史作品《往年紀事》，留下了東斯拉夫人的集體記憶。
光榮的另一面是苦難。在基輔羅斯時期，基輔是一大堆著名古城的僭主。今天大名鼎鼎的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在基輔羅斯時期不過是其下一個大公國的邊境小城。但這座眾城之城當年過於輝煌，在過去1000年中它不斷重複著被異族人攻佔的悲劇。最早是佩切涅格人，後來是蒙古人，接下來是韃靼人、立陶宛人、波蘭人。後來它成了沙俄時期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直到20世紀兩度被德國人攻佔。每一次戰火燃燒，就帶來一次城市的毀滅。綠色的精緻得像個玩具一樣的安德烈大教堂被大火吞噬，米哈伊爾修道院被拆毀，就連聖索菲亞大教堂和佩切爾斯基修道院都經歷過毀滅和重生。然後這座城市就在這不斷輪迴中頑固地倖存下來。它的生命力值得敬佩。
佩切爾斯基修道院
1981年，為了紀念慘烈的蘇德戰爭時慘烈的基輔保衛戰，第聶伯河西岸的高地上落成了一座62米高的祖國母親雕像。她高舉著長劍和盾牌，面向東方，不鏽鋼材質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烏克蘭獨立後，這座蘇聯雕像保留了下來。在2014年烏克蘭東部爆發戰爭後，烏克蘭人弄來了兩輛坦克面對面地停在雕像下，然後用五顏六色的油漆把它塗得花花綠綠。我想它們的作用大約相當於中國春節時期貼的門神。解構了苦難的歷史和現實，人才能活下來，他們是這麼想的。
祖國母親雕像
矛盾的生活
忘掉現實和歷史，基輔人的生活其實很舒服。這裡如果不下雨，便永遠是藍天白雲。它是個農業大國，物產豐富得驚人，而且價格低廉。市中心到濱河公園，小餐館和咖啡廳四處都是。服務都是標準的西方式的：氣泡水，閃亮的刀叉，雪白的餐巾。我最喜歡的是烏克蘭的烤肉，醃黃瓜，烤土豆，還有，醃豬油。烏語裡稱之為“薩洛”。殺豬後，把整塊的豬板油清洗乾淨，生醃。吃的時候切成雪白的薄片，捲上各種小菜吃，感覺筋道而不油膩。另一種遊客喜歡的方式是，坐在市中心赫雷夏季克大街的露天咖啡館裡，一邊啜飲咖啡，一邊看著來來往往的人們。而且，烏克蘭的漂亮姑娘比例極高。
基輔街景
這樣的生活多半是悠閒的遊客盼望的，但不是基輔居民。2014年10月，基輔很多住宅區沒有熱水供應，這裡天然氣的供應不充足。我坐在露天咖啡館裡，看著每個人的眼神：或者冷漠，或者絕望，或者悲傷，一如塔拉斯·謝甫琴科大學前的那座著名同名的烏克蘭詩人雕像一樣：低頭沉思，為明天的麵包，或者明天的祖國而沉思。
不能否認，烏克蘭一半仍然留在了過去。赫雷夏季克大街是二戰後重建的，按照當時蘇聯領導人喜歡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設計。大片的居民建築是改造過的“赫魯曉夫小樓”，一種五層到六層的樓房。基礎設施建設沒什麼改變，公路破舊不堪，只有通向被推翻的前領導人的那座豪華別墅的公路才平坦寬闊。如今這座別墅改成了博物館，成了年輕人拍攝婚紗照的好地方。烏克蘭的另一半伸向未來。年輕的烏克蘭人大多認為，歐盟模式才是烏克蘭的出路。基輔年輕人說英語的比例要遠遠高過莫斯科；警察改革之後，從制服到警車都煥然一新，政府部門紛紛掛上了烏克蘭國旗和歐盟旗幟。城市變化很慢，但規則變了，人的心思也變了。
赫雷夏季克大街
基輔人處於變和不變之間。在基輔機場接我的那位年紀蒼老的司機謝爾蓋，以前是個無神論者，現在是個虔誠的教徒。他教我如何用三根手指在胸前畫東正教十字。但在安東諾夫飛機研究所，年逾八旬的功勳飛行員尤里卻悄悄地在我耳邊用簡單的英語說他懷念蘇聯。年輕的嚮導薩沙一直抱怨著戰爭把他的遊客全部嚇跑了，同樣年輕的政治精英奧列格則發誓將從政改變烏克蘭的現狀。沒有人會準確地記住這個鉅變的時代，但他們必然記得在鉅變時自己的經歷，以及選擇。
2018年10月，我第四次到基輔，在著名的“金門”四處閒逛，一位電視臺的記者拿著話筒問我：“您覺得基輔人臉上笑容增多了嗎？”“啊，那是當然！”我脫口而出，心裡想，人們總是要生活下去的。現在看起來，這座城市已經克服了最初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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