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朝歷代的史官是如何記載各位帝王的歷史的,不光彩的事情也要如實記載嗎?

全村的驕傲與希望


中國文化,很可貴的一項發明,就是“史官制度”。所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官傳統在古代中國,是不多的可在無形中制約皇權、阻遏專制的力量。

但是,一個疑問也是顯然而普遍的:歷朝歷代的史官,真的可以在君主專權的時代,秉持獨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無畏的良知、不屈的操守,一五一十地“實錄”下各帝王的真實情況,乃至一些不光彩、醜陋的的事情嗎?

作個也許不倫不類的比擬,古代的史官,差不多就是那時的公知。可想而知,這樣的群體,啥事都嘰嘰喳喳,無論哪朝哪代,都是不討喜的烏鴉,是很難被優容的吧。


可從現有的一些文獻材料看,中國史官,特別是在早期君主專制還沒那麼嚴酷的時候,確實普遍比較有獨立的職業操守。

文天祥《正氣歌》裡,說“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認為史官是天地正氣的表現,實際講的也是過去兩個史官誓死捍衛直書實錄傳統的感人故事。而也正是從董狐開始,隨後的《左傳》與《史記》等史學,都比較完美地繼承和發揚了史學求實如實的本質。一句話概括,就是“不虛美,不隱惡”。

這種“不虛美,不隱惡”的做法,可不是口號黨,至少像司馬遷等史家就是頂風作案、冒死堅持的。也因此,我們今天可以看待,司馬遷寫他的當代史,甚至比我們現在在網上發言都更敢說,對當朝乃至當時皇帝老兒的揭露也更尖銳。

比如,他敢把漢室的對手和死敵項羽,都描繪成了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同時是那麼的悲壯,讓多少讀者為之動容。可是他寫漢武帝的曾祖劉邦,本該歌功頌德的,可筆下那開國的形象,完全就是個市井流氓相,他根本不忌諱有人找他麻煩。他甚至還勇於直接批評漢武皇帝,似乎沒有考慮過被抄水錶。

從這一點看,過去的史官,也真是膽子比較大的,職業意識是比較強的。中國文人,往往越往後,越會唱高調,但是骨質疏鬆是越來越嚴重的。


我們還可以知道的是,過去的史官,之所以敢如此膽大,不僅只是威武不能屈而已,其實還有一個更重要層面,即有制度保障他們,讓他們可以有這種獨立姿態,和言論空間。

因為,中國古代有一個比較好的不成文規定,即就是以天子之威,都是要回避史官,對其所記是不能“違規”讀取的。這樣,也就最大程度上,可以保證史官能最大限度保持有秉筆直書的自由,甚至膽大包天,揭露國君功過善惡,然後留給後人評說和引鑑。而幸運的是,歷史上的所謂明君,大體上也都能尊重製度,給予史家的這個行規以特殊的豁免權。

比如,漢代漢武帝,應該是沒看過司馬遷寫的《史記》的,所以才讓《史記》中批判他的言辭得以流傳,後來的王充還很不滿,念念叨叨拿來說事。更有名的例子,是唐時李世民,據說他很自戀,經常忍不住要看看到底那些史官議論了他什麼,褚遂良作記錄起居注的差使時,唐太宗就跟他打探過,結果被褚大師給懟了回去,說古時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振振有詞,唐太宗拿他沒辦法,只好灰溜溜作罷。

從這些記錄看,在比較正常的古代中國,至少形式上,史官的地位可說是相當獨立而超然的,而且實質上也可以很獨立,可以依照他自己見聞,如實寫下他的判斷,儘管可能是讓皇帝老兒難堪的。


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的是,以上所講,終究只是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道理明顯,這種狀況,既依託於史官偉大人格,又要仰仗皇帝的開明,講獨立是很難如願的。

過去,范文瀾寫中國通史,對史官文化推崇備至,但顧準就認為他愚昧。為什麼這麼說?顧准以為,所謂“史官”,重心還是在於一個“官”字,“史”是服務於“官”的,哪裡那麼多獨立和自由,頑強和不屈呢?他說,我們中國人最感自豪的二十四史,還不是史官在帝王權杖下戰戰兢兢修的偽獨立品,是完全代表官方意志的東西,是完全從屬於政治的產物。真正的獨立,反倒都被排斥為“野史”。

顧準在1973年8月私下發出的這個批評,當然是有根據的,也是更為客觀的“史實”吧。因為我們知道,中國歷史上,史官堅持自我秉筆直書的例子,論數量,其實和曲筆逢迎甚至因直筆掉腦袋的事例比起來,多少是顯得微不足道的。比如,隨手幾個例證:漢代班固因寫私史入獄;前趙昭武皇帝時,公師因寫國史而遭殺害;北魏道武皇帝時,崔浩寫史隱喻批評被殺。

還有更著稱的,當然是清代入關以後,數百年行之不斷的文字之獄。史官和文人再講什麼獨立,那是痴人說夢。


所以,現在的史學界一般認為,對於史官制度,總體而言,自漢至明,皇帝們普遍還是比較尊重行規的。

即便到了明代,像我們現今可以看到那些明朝皇帝各種的荒誕無聊事蹟,多數就是明時史官秉直實錄下來的。真正開始從制度上徹底摧毀這一傳統的,是滿清統治者。他們大規模地、肆無忌憚地銷燬、篡改各種史書,打擊各種有骨氣的文人史家,過去中國人秉直寫史、直面威權的態度都為之一變,習氣流毒至今。

到了近現代,隨著王朝的解體,史官文化消亡。但史官的功能和位置,並沒有完全潰散,其實是被新聞記者們所替代了。甚至可以說,像“今日頭條”這樣的平臺,像我們這些網上無事就閒議的噴子,某種成分上,也是分擔了史書、史官的職責,與功用。

至於他們或我們,到底完成的如何,是不是還可以秉筆直書,我們實際也還在冷眼觀察之中。一切隨風入夜,悄無聲息,我們要懂得樂觀,並學會期待。

2019,3,17,晚,匆匆閒談


劉愚愚


如果算上遺老編撰的《清史稿》,那麼中國古代正統的史書就有25史,基本上記載了上至黃帝夏至清朝滅亡的整個歷史進程。


在這些史籍中,有私人編撰的史書,也有官修的史書。對於歷代帝王的生平,大概採用的是兩種記載方式。

第一種是具體記載帝王的每天的言行舉止,這個稱之為起居注。類似於今天的每日新聞,時事政治。第二種方式就是通行的蓋棺定論的總結。


另外,史官修史,不是絕對的與世絕緣,不能離開當時的政治環境。修史可以表現自己的觀點和好惡,但是也面臨著相當大的風險。比如北魏史官修史,如實描述了北魏鮮卑族早期殺戮,勾心鬥角的不光彩的歷史,結果最後被北魏貴族誅滅九族,下場極慘。


又要說實話,又不能被統治者抓住把柄,這可難倒了修史的人,不過太史公發明了"顧左右而言他,意有所指,針砭實事"的春秋筆法,為後世所傳承。

有人說,皇帝不能干預修史,是唐太宗李世民打破了這個規矩,我不這麼認為。

關於唐朝史籍的典籍主要有三部,分別是新舊唐書和《資治通鑑》,基本上都是在宋朝之後編撰的。而奇怪的是關於太宗干預史官修史的傳言只見於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新舊唐書都沒有記載。並且司馬光筆下太宗只不過向褚遂良和房玄齡表達了要看起居注的要求,最後被二人拒絕了。我感覺這件事是後人杜撰出來的。

不過從唐朝之後,確實皇帝干預修史越來越多,我認為更根本的原因是因為越往後去,君主專制,中央集權越來越嚴重,皇權至上,更何況歷史都是後來的王朝來書寫前朝的興衰,引以為鑑。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為勝利者唱戰歌。

其中皇帝干預最多時間跨度最長的修史是清朝,修了100多年。《明史》措辭嚴謹,但是也有數不清的黑點,著都是清朝皇帝和史官的所為,其中以乾隆和紀曉嵐為代表。其中乾隆搞文字獄,雞犬不留!紀曉嵐拍馬屁,錦上添花!


紀大煙袋

當然,修史時間最短,最草率的是明朝宋濂修的《元史》,只用了幾個月。朱元璋沒有什麼干預的表現。時至今日,大部分讀書人均認為,《元史》是24史中最差的一部,不過宋濂為人有氣節,有風骨,作為明初三大文學家之手,文學水平非常之高,至於他對待編撰《元史》的態度這麼隨便的原因。我也想不通?難道是他對元朝不削一顧?

總而言之,古代修史與皇帝的意志息息相關,是一份神聖的職業,也充滿危險。


拿筆的小俠客


一部《二十四史》就可以讓人對中國古代瞭解個大概,是瞭解歷史的入門書。在這二十四本偉大的史書中,有四本個人私自編寫的,另外二十本都是官修。在古代,什麼官都好做,唯獨史官不好做,帝王那些不光彩的事,你是選擇實事求是還是選擇向皇權低頭,篡改歷史?!!

在五代十國時期,史官崔浩奉命編修北魏《國書》,崔浩歷經十年之久蒐集資料,盡述拓跋部早期歷史,詳盡賅備而無所隱晦,卻因為其中記載了許多拓跋鮮卑早期不光彩的歷史,招來了眾多鮮卑大臣的不滿。



崔浩纂修的《國書》遭到了鮮卑貴族的強烈反對,他們把《國書》看成了漢人對鮮卑人的公然挑釁。甚至是對這個少數民族政權的侮辱。誅殺崔浩和其黨羽,成為眾多鮮卑貴族的共同呼聲。


公元450年7月的一天,因為《國書》揭露北魏拓跋部族國之醜惡,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及和崔浩聯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滿門抄斬。牽連三百多人。這就是北魏一朝震動四方的“國史之獄”。

其實,在歷史上還有很多,都是因為史官如實記載皇室不光彩的事情,被殺的例子,這就不一一解說了。史官有著史官的底線,他們往往都是家族式傳承,把史家的精神傳承下去。


但是我們不否認其中有一些被皇帝的強令,修改史書,畢竟成王敗寇。抹黑敵手,把自己臉上摸金也是正常的心理。所以史書中有一些互相矛盾,有漏洞的地方,這些就是沒有如實記載,或者是用自己主觀去記載的結果導致的!


歷史鹹談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十分重視歷史,有“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的名言。中國早在炎黃時期就有了用文字記載歷史的傳統,所以至今為止,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成系統、完整的歷史記載的文明古國,對歷史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價值。據說佛教的發源地印度想要研究佛教的歷史,還得到中國來查閱資料。

而談到史書就不能不提編纂史書的人,我們一般稱這些人為史官,最為人們熟知的就是司馬遷了。司馬遷發憤著史記的故事,至今仍在廣為流傳。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王朝是家天下,史官實際上也是為皇帝打工的,但是史官在唐代以前是獨立存在的,皇帝或其他人是不得過問史官的編纂工作。所以中國的史書可靠性還是比較高的,但是因為史官只代表一家之言,在某種程度上,史官編纂的史書也代表著官方的態度,而一些不適合出現在正史上面的歷史就會出現在民間野史史書上。

中國的正史總共有二十五本,合成二十五史,記載了從炎黃時期到明朝崇禎皇帝煤山上吊殉國之間的歷史。中國的正史原本只有二十四史,但是民國時期,柯劭忞編纂的《新元史》被正式列入正史之列,與之前的二十四史合稱為“二十五史”。

<strong>(還有一種說法是二十五史中沒有《新元史》,而是將《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中,《清史稿》以“史稿”見諸於世,雖然有許多不足之處,但也是一部完整的紀傳體清史,具有一定的研究價值,在學術界通常將《清史稿》列入二十五史,或加上《新元史》合成“二十六史”)。

在記載帝王的史書中,如果是不利於帝王形象的不光彩的事,史官會記載嗎?

在古代,史官分為兩種,一種是專門對皇帝的飲食起居和宮廷生活進行記載的史官,稱為內史,他們主要是對皇帝的一言一行,私人生活,包括後宮進行記載,範圍較小,但是密辛較多。第二種是史館的史官,稱為外史,這種史官是專門對前朝的歷史進行編纂的史官,記載每個朝代的史書都是有新朝代編修的,所以一開始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本是清朝張廷玉寫的《明史》。

在唐太宗以前,史官都是一個獨立的職位,皇帝是不能干涉,甚至不能去看史官的記載的。所以,史官的筆可以將所發生的歷史事件進行記載,等到朝代更替後,新王朝的史官會將舊王朝史官的記載編修成冊,這就成為了一個朝代的史書。

所以中國歷史上對史書的編訂是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方法的,這樣不僅保證了史官的安全,也保證了史書記載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但是唐太宗之後,史官這個職位就發生了變化。從夏朝到唐朝皇帝不能干涉史官記載的傳統被打破了。我們都知道,唐太宗是通過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太子和齊王還有自己的侄子,然後逼迫李淵將皇位傳給自己才當上皇帝的。

唐太宗登基稱帝的方式從古至今都被認為是來路不正,所以唐太宗怕史官將他的行為不加修飾的全部寫進去,他就打破了皇帝不能干涉史書記載的傳統,以武力脅迫史官對自己的記載加以修飾。唐太宗對中國的貢獻我們不能否認,但是他干涉史官記載的這種行為不僅欲蓋彌彰,而且影響了後來的史書編纂。

有了唐太宗開了頭,後世的皇帝們都怕在歷史上留下汙名,紛紛對史官的記載進行干涉,甚至美化、篡改。清朝時期大興文字獄,篡改明朝的歷史,將明朝批評得一無是處,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史書上的明朝都是被清朝統治者妖魔化了的,歷史上的明朝並不是清朝描繪的那樣。好在歷史自會還明朝一個公道,這就是所謂的歷史容不得半點虛假,篡改歷史只能自欺欺人罷了。

唐太宗之後,中國史書上的記載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大打折扣,但大體上還是遵循了以前史書記載的傳統,前朝的歷史是由新王朝來編修。所以今天我們才能看到中國歷史這一美麗、震撼的長篇畫卷。

在古代,史官是獨立的,不受當權者的干涉,史官編修史書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秉筆直書”。就是說不管好壞,史官的工作就是記載真實的歷史,哪怕把刀架在脖子上,也要堅持“說真話”的原則。比如司馬遷,司馬遷受到迫害被漢武帝施以宮刑。但是司馬遷作為一名優秀的史官,還是秉持著這個原則,給後人留下了一本“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

在史書的編纂過程中,難免會摻雜一些史官的個人情感,但是歷史是不能改變的,而且歷史的真真假假其實都在人心。就像《三國演義》,可以說這本歷史小說將作者“尊劉貶曹”的思想牢牢的印在了人們心中。可是最後還是不得不尊重歷史,把天下還給了司馬家族。

在編纂《史記》的時候,司馬遷內心的悲憤可想而知,對漢武帝的憤怒也不言而喻。所以史記中只要涉及到漢武帝的記載,司馬遷都融入了極強的個人情緒,但是最後也不得不承認漢武帝的雄才大略。司馬遷描寫劉邦“好酒及色”這種明顯對劉邦的聲譽會造成不利影響的詞,漢武帝也沒有讓司馬遷改掉。

董狐是春秋時期晉國的一個史官,晉靈公繼位後,不但在政治方面表現幼稚,而且為人非常驕橫無禮。有一次,因為廚子做出來的熊掌不符合他的口味,他直接殺了廚子。趙盾屢次勸諫,晉靈公非但不聽,還要殺趙盾。趙盾於是逃出了都城,想要出國避難,但是趙盾的同族舉兵殺死了晉靈公,另立晉成公為王,又將趙盾叫回來。董狐認為晉靈公的死,趙盾應該負主要責任,於是他在史書上直言不諱的寫上“趙盾弒其君”,趙盾聽聞,大為吃驚,趕緊去向董狐解釋,可是董狐沒有聽他的解釋,還是在史書上記下了這件事。

那麼,古代有沒有當權者與史官發生矛盾衝突的時候呢?

當然是有的,沒有誰不願意自己青史留賢名。不管是君主還是大臣,亦或是普通人,都希望在史書上自己是一個忠君愛國的賢德之人,但是有時候自己做的事被史官記載下來了怎麼辦?要麼就像趙盾一樣認命,要麼就像漢武帝一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最極端的方法就是與史官發生激烈的衝突。

像司馬遷,雖然對劉邦和漢武帝都有負面的描寫,但是秉承著一位史官的公正心,漢武帝在司馬遷的筆下雖然沒多少讚美的詞彙描寫,但是對漢武帝的功績都做了記載,並加以肯定,所以漢武帝跟司馬遷並沒有發生衝突。

在趙盾事件上,由於董狐的堅決不退讓,加上趙盾是一個賢德的人,只好對董狐的記載發出“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的長嘆,所以有了“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的說法。後世的史官都已董狐為榜樣。但是如果碰見一個殘忍的當權者,史官還要記載他的惡事,那雙反就會不可避免的要產生激烈的衝突了。

春秋時期,崔抒與齊莊公發生了矛盾,崔抒藉機殺了齊莊公,另立齊景公為國君,自己做了宰相。對此,齊國的史官記載:崔抒弒其君。崔抒不想再歷史上留下罵名,於是殺死了齊國的史官。因為古代的史官是世襲的,並不是由君主任命,所以齊國史官的兒子接替了父親,仍舊在史書上記載:崔抒弒其君。崔抒又將他殺了,然後史官的弟弟又記載了崔抒弒君的歷史,又被崔抒殺了。之後史官的小弟弟仍舊在史書上記載崔抒弒君的歷史,崔抒這才明白史官是殺不絕的,歷史也是不能隱瞞的,於是就放棄了。

崔抒當時的權力連國君都可以殺死,卻拿史官毫無辦法,足可見中國的史官有多麼崇高了。正是因為這些史官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歷史的尊嚴,所以今天中國才有這麼多的公正、真實的史書。就算當權者對自己進行美化修飾,但是別忘了,除了正史,還有別史、雜史和民間的野史。當權者能對史官下手,卻堵不住老百姓的悠悠之口,與其承擔迫害史官、影響歷史真實性的罵名,倒不如坦然地接受史官的記載,反正歷史終究會還自己一個真相,這就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中國的正史、雜史、野史等史書共同組成了中國歷史的燦爛畫卷,讓今天的我們仍然能領略到古代的輝煌。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認真的學習歷史的經驗,深刻的吸取歷史的教訓,我們才會有光輝美好的未來!


歷史風雲閣閣主


在唐朝以前史官用自己的眼光記錄下大事,放入太廟中,如果王朝破滅,下一個王朝將取出記錄開始編寫上一個朝代的歷史。這真的是中國古人偉大的智慧。史官的記載,可以不被當權者所掌控,當權者理論上也不能看。當權者可能一輩子都不知道史官記錄了自己什麼😊所以當權者為了自己名聲好聽,做壞事也要想盡辦法。如:晉國趙盾,為了避免弒國君的罵名。在弒君前夕,出走外國,讓手下殺人。但他還沒來得及出國,手下就迫不及待的幹掉國君。史官毫不猶豫的記錄下來:趙盾弒國君。趙盾找到史官,說不是他殺的。史官懟他:人是你的手下,國家領導是你,國君死亡責任在你。趙盾大哭,說遲早趙家會因為這事滅亡。果真趙氏後來滅族。還有很多春秋史官的故事非常精彩。如三代人,為了記載大臣弒君,被殺了2代人,最後一個幾歲小孩記錄了,大臣弒君的故事。

但史官的偉大被一個唐朝皇帝給滅絕了。諷刺的是這個國君在現在電視劇還是非常正面的,他就是李世民。李世民殺死兄弟,逼皇帝退位,霸佔弟妹。他怕史官寫他的這些醜事,強行要求史官打開太廟,查看記錄,殺死剛正不阿的史官,另用馬屁小人改寫歷史,放入太廟。從此史官風骨不再,史書被當權者所篡改。

就這一點,李世民就是一個千古罪人。

諷刺的是唐朝以前基本上沒有野史,唐朝以後,正史,野史,滿天飛。忠奸再也分不清楚了。


yyyysssswwww


為王者諱,為尊者諱。這是所有史官們在記錄帝王將相生平時的金科玉律。因為他們記錄的已經不是歷史了,而是用來維護統治者尊嚴的教科書。

就說《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吧!劉邦的身世就頗為傳奇。劉邦的母親在地裡幹活,一聲炸雷,劉邦的父親扭頭一看,只見一條龍附在劉母身上。

為了讓“真龍天子”的誕生有個根據,司馬遷這個“太史令”也不惜枉顧事實,編造謊言。更不用說那些記錄帝王起居錄的太監了。

以離我們最近的清朝為例:

皇太極自幼即受努爾哈赤鍾愛,“甫三齡,穎悟過人,七齡以後,太祖委以一切家政,不煩指示,即能贊理,鉅細悉當;

及長,益加器重。太祖以上為大貝勒,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共理機務,多所贊畫,統軍征討,輒侍太祖偕行,運籌帷幄,奮武戎行,誅攜及叛,所向奏功,諸貝勒皆不能及;

又善撫億眾,體恤將卒,無論疏戚,一皆開誠佈公以待之,自國中暨藩服,莫不欽仰。上凡遇勁敵,輒親冒矢石,而太祖深加愛護,每諭勿前往。

時帝業肇興,大勳將集,聖心默注,人望攸歸。”

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爾哈赤去世,嶽託、薩哈廉貝勒告其父代善:“國不可一日無君,宜早定大計,四大貝勒才德冠世,深契先帝聖心,眾皆悅服,當速繼大位。代善曰:此吾夙心也,汝等之言,天人允協,其誰不從”,遂與諸貝勒議定立皇太極為君。(乾隆《清太宗實錄》)

而順治《清太宗實錄》對此卻記為:“三歲時輒能記憶,至七歲,太祖託以內事,不煩太祖規畫,自能料理。”

太祖卒後,姚託、查哈量“告其父大貝勒曰:國不可一日無君,此大事,宜早定,今皇太極貝勒才德冠世,深得人心,眾皆悅服,即可繼立大位。大貝勒雲:吾亦思及於此,汝等之意,正合我意。”遂議立皇太極。

兩相比較,乾隆之《清太宗實錄》確有不少失實之處。另外,由於《清實錄》分量太大,在編寫繕錄過程中,難免有誤書,讀時也需注意。

歷史記載中的水分太多,個人因素太多,帝王的政治需要影響太大。作為愛好者可以一笑了之,但是對於研究學者來說,就要進行甄別,去偽存真了。


閒看秋風999


“史官”為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為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為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

  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為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為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肩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為入仕惟一正途。

  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復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復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為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

  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480年。馬遷為《史記》,亦前耶穌降生100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向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


用戶5378631644


古人的教育體系講究責任,這些從文字中都能體現。都知道人小時候的教育很重要,而古人小時候學文字,亦是在學習做人的責任。

什麼是“史”?

什麼是“史”?得先來了解“史”這個字的意思。“史”字在小篆中,上面是一個“中”字,下面是一隻手。“史”在古代就是記事的人,但是這個文字告訴了記事之人需要承擔的責任,那就是中正,身為史官,那麼必須要不偏不倚。


我們看到的歷史

在每個朝代,按照史官的體系。史官大致分兩種體系,一種是記錄皇帝的言語,一種是記錄皇帝的日常活動。碰到涉密的話語,會有一個保密期,甚至是永遠的成為了秘密。他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把這些記錄的皇帝言行彙編成冊,妥善保存下來。

到了王朝覆滅之後,下一個王朝接管了上一個王朝的資料庫。下一個王朝的史官們就把這些前輩們記錄的史料,再經過篩選和校對,加上一些其他來源,然後就整理為了書,這就是我們如今看到的正史資料的主要來源。



在記錄史實的過程中,會遇到涉密不能記載和皇帝不允許記載的問題,像是皇帝不允許的記載的有些偷偷的用腦記載,然後流傳到民間,就可能會被多個版本化。

在後世王朝整編前朝史書的過程中,也會遇到後世皇帝刁難的問題。這樣整編下來的史書就可能有所偏頗,比如刪去了好的的部分,留下來了壞的部分。包括從民間蒐集那些誇大的傳聞,也不是沒有可能。

負責任的史官,皇帝不光彩的事情照樣會記載,只是記載之後,會不會被刪節,還有後世史官會不會被迫過度補充或者纂改等等之類。所以今天研究歷史,我們得從很多材料包括出土的文物去研究比對考證是否是事實,不能單方面的相信正史記載的東西。

我們看到的歷史若是不屬實,不能馬上去怪最開始記錄史官記錄,他們不一定就是“罪魁禍首”,這個讓史實偏頗的可能是當事人的皇帝,也是可能是記錄當事人的史官,也可能是後世整編的史官或者後世的皇帝等等,這些都是需要考證才可能知道誰會是“罪魁禍首”。


淡看天上月


史學家認為“漢後無史”,因為自大漢後,史官的職責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李唐一改史官”君事必書”和“皇帝不閱史”的規矩,帝王把史官記錄歷史事件當成了歌功頌德的工具,就沒有了正史的客觀性和廣泛性!

史官在漢,漢前分工相當明確,內史負責皇帝起居、朝堂、批閱等一切舉止的記錄。民間流傳帝王幸女,史官就在旁記錄!外史負責地方諸事!史官還有很多作用,比如:大史負責新帝登基策命典禮等。我這裡就不一一說了!

歷史是由成功者書寫的,但是也有不懼皇權忠於職守的史官,比如司馬遷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所以,我們讀史研史不能鑽進正史的死衚衕,要宏觀理解歷史事件對人類進步的政治影響,要客觀分析事件的進步作用!


弄蝶1


北宋時期的曾鞏,曾說過銘與史的區別,銘只記述人的好,史則好惡無所不記。記銘與記史,都需要正直有道德修養的人來完成,這樣銘與史的可信度還比較靠譜。春秋以前,崇尚道義,有專職的史官,專門負責記載國君諸侯相往來的大事及生活中的重要言行,國君諸侯不得干預,因此,可信度還比較高。戰國以後,封建專制,君權神授,金口玉言,各級官吏臣民,都要屈從於國君皇權,絕對服從。有些皇帝國君,因為自己做了不光彩的事情,怕影響自己身後的美好名聲,就逼迫指示史官,什麼該記,什麼不該記,什麼該怎麼記,什麼不該怎麼記。因此,後人就得到了這樣結論:歷史都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儘管如此,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朝史書,還是應該認真研讀的,畢竟有限的考古發掘是很難還原當時真實情形的。如椽之筆,需有能拿得動的史官來記述,我們呼籲這樣公正無私的史界巨匠,但面對君王官僚的淫威,為生命生計計,我們又能遇到幾個呢?面對浩繁紛雜的史料,我們也只能帶批判性地去研讀,能辨則辨,能信則信,不能辨別可信的,瞭解一下也沒壞處;但切不可像一些所謂的磚家叫獸那樣,在沒有全面去偽存真的情況下,自己尚且帶有疑惑,為了譁眾取寵,抬高自己名號,竟言之鑿鑿,毀忠臣,護奸佞,混淆是非,貽害眾人。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