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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興中
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博士，康奈爾大學法學院Anthony W. and Lulu C. Wang中國法講席教授，杭州師範大學、西北政法大學特聘教授。研究興趣包括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法律文化研究、法理學、憲法、比較法、和中國法律史。在加入康奈爾大學法學院之前，曾先後在在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和法學院任教，教授中國法、憲法和法理學等課程。他是《法治與文明秩序》和《法理學前沿》的作者，曾在國內外多種期刊上發表文章。於興中多年來致力於研究一種以人為本的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礎上的社會理論，並已有成果問世。他曾在美國貝克－麥肯斯律師事務所芝加哥總部供職。
導語
如果我們每天沉浸在網絡世界，不加判斷地接受送到我們面前的選擇，我們很有可能會停止積極思考，久而久之，可能會失去思考能力。
原文首發於465期《法治週末》12版
原題：在數據世界，我們可能淪為井底之蛙
前不久發生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就是網絡銷售巨頭亞馬遜在紐約市的敗北。亞馬遜想在紐約市建立第二總部，但未能如願。
眾所周知，亞馬遜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銷售平臺。起初，它不過是一個在線書商，但是後來其觸角伸到各個領域。今天，它在世界上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其創始人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據說是當今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也是一個非常高傲的人。
美國的高新企業基本上都在西岸，大都集中在硅谷，東岸不多。亞馬遜如果入駐紐約，對紐約政府和老百姓來說，應該說是一件大好事。紐約的經濟收入，就業率都會大有改善，這似乎是一件利官利民、皆大歡喜的事情。但是紐約最終還是拒絕了亞馬遜。為什麼呢？原來，紐約的一些中產階級和老百姓對亞馬遜懷有一種恐懼感，害怕亞馬遜進入紐約之後，一枝獨大，會損害紐約多元的經濟、政治、文化特色。於是，他們便組織抗議，使得亞馬遜最終不得不放棄它的計劃。
顯而易見，這是一個極好的反壟斷的例子。
值得警惕的數據壟斷
在進入了數據主義背景下的算法社會，數據壟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在數據的收集和使用方面，都存在著少數企業平臺壟斷的趨勢。網民能使用的網絡平臺為數有限，且比較集中。互聯網平臺用戶的集中就意味著數據的集中。數據的集中就意味著數據市場的壟斷。數據交易者就不可能以平等的主體進入市場。而數據壟斷者則可以輕而易舉地將所收集到的數據隨意交換，以滿足他們使用數據的目的，而獲取高額利益。
當然，那些具有壟斷能力的企業和平臺也面臨著來自全球的監管壓力。就法律和政策監管而言，很多國家都有不同形式的反壟斷法或競爭法。比如，英國財政大臣曾提出將從2020年起針對科技巨頭在英國獲得的巨大利益徵稅，而歐盟的反壟斷法律以及新近實施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對壟斷行為都有比較嚴格的監管規定，美國的反壟斷法更是詳盡。中國2006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該法第六條規定，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經營者，不得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競爭。最近，谷歌被歐盟認定濫用市場地位而予以鉅額罰款。但是，人工智能時代的數據壟斷案件有其新的特點和要求，現有的法律並不能完全適應新的時代，需要新的立法。
科技巨頭雖然主要目的在於盈利，但它們也會顧及社會利益和道德要求，故此會以積極的態度應對監管。不過，有些科技巨頭所採取的措施很發人深省。比如，有些公司僱用了曾經任職於相關政府部門的高官，擔任法律顧問，應對政府的監管。這招棋的妙處在於，這些官員可以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和社會資本為公司的合規作出貢獻。但同時，他們也可以運用同樣的知識和社會資本，有效地規避政府的監管。
消費者會被帶向何處
不過，亞馬遜在紐約被挫敗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意義。經濟上的壟斷並不是最嚴重的後果。更加令人擔心的是，在數據時代文化上的高度簡單化和隨之而來的人的心智的退化。
紐約人拒絕亞馬遜的另一層含義是對於文化多元的關注。當今世界，恐怕只有紐約才稱得上世界都市，羅馬、巴黎、倫敦這些名城，在文化多元方面，顯然遠遠落後於紐約。走在紐約街頭，無論人種、語言、飲食，還是購物中心、商品、現代建築，都很難讓人感到紐約是美國的城市，而更像一座屬於世界的都市。而多元就是紐約的代名詞。所以，紐約人擔心的，更多的可能是亞馬遜入駐後對他們多元文化的侵蝕。
網絡平臺通過各種技術和人為的手段，為消費者量身定做消費指標，培養他們的消費習慣。這種設計也延伸到閱讀、審美、認知及各個文化等領域。它們為消費者營造了一個非常方便的生活世界，以算法排名的手法，告訴消費者什麼是最好的、什麼是最時髦的、什麼是大眾最喜愛的等。
我們經常會看到網上流傳著形形色色的排名榜。比如，有史以來最有名的10本書，某個行業最重要的20位專家，甚至世界詩歌史上最美的10首詩等等。這些排行榜好像是具有公認的性質，但它們的真實性質只不過是經過營銷者刻意組織的廣告而已，反映的只是個別人或者若干人的看法，並不能反映所涉及的產品的質量也代表不了大多數消費者的心聲。通過諸如此類的做法，網絡平臺將消費者帶入為他們提前設計好的軌道。消費者可能會覺得，這沒什麼關係，只要方便，符合我的喜好就行，不必計較這些大公司會把我們帶向何處。
這種在消費上的刻意引領等於在文化上限定人的認知範圍。而對於人的認知範圍的限定則會導致人的心智的減損和衰敗。正如福爾在《沒有心智的世界》一書中所指出的，科技領域最大的參與者——少數人，通過他們的決定，管理著數十億科技消費者的生活。這些決定正在剝奪我們的人性、價值觀以及我們應對複雜性的能力。
智性或因網絡而萎縮
事實證明，硅谷的巨頭並沒有把我們帶入和平與自由的烏托邦。相反，他們通過壟斷分配方式，已經系統地將書面文字貨幣化，從而貶低了文化的作用。塔普林在《迅速破局》一書中說得更為清楚。他指出，臉書、谷歌和亞馬遜這三大巨頭違背了互聯網發明者的初衷，走上了壟斷的道路，促成了監控營銷的單一文化。
塔普林指出，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只能從幾個公司獲取新聞、音樂和其他形式的娛樂活動，這對美國民主構成了真正的威脅。隨著資金重新分配給壟斷平臺，權力發生了轉變。谷歌，臉書和亞馬遜現在享有與大石油公司和大型製藥公司相當的政治權力。
更需要進一步反思的是，人工智能、大數據、網絡平臺、算法等都是人類智性的產物，反映了截至目前人類智性發展的最高水平。那我們這個世界為什麼又會是一個沒有智性的世界呢？弔詭處就在於此。
塔普林是在警告我們：如果我們每天沉浸在網絡世界，不加判斷地接受送到我們面前的選擇，我們很有可能會停止積極思考，久而久之，可能會失去思考能力。換句話說，我們的智性很可能就會萎縮，或者不能儘量發揮。我們很可能就會滿足於生活在一個被設定的、貌似開放但實則封閉的空間內。正應了一句老話：井底蛤蟆井底好！這似乎有點駭人聽聞，但仔細想來，並不是沒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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