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书胜
回首我50多年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留下的深浅不一的足迹，有一些往事总是在不经意间想起，久久难以忘怀。我十分感激那些在我探索人生道路时为我指点迷津的贵人，他们的一句贴心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你就上我家去看书吧”——杨松
杨松是我中学同学，中等身材，方脸庞，大眼睛，留着小分头，看样子很机灵。去他家之前，我真不知道一个家庭竟然可以拥有一个类似学校图书馆一样的藏书。那天下午放学后，他见我好奇他手中握着的一本课外书，就友好地说了一句：“你就上我家去看书吧。”就是这句话，使我对书产生了兴趣，从此和书做了朋友。
那是4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们一群12~13岁的毛孩子小学毕业，手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懵懵懂懂地迈进了中学校门，迎接我们的是不时传来的“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革命口号和满楼道的标语、大字报。我们班50多人，每天上课，教室里就像一个多功能厅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面1~2排座位上，我和杨松等十几个比较喜欢学习，也可以说比较老实的孩子，竖着耳朵在听老师讲课。老师战战兢兢站在讲台上，有时怕我们听不见干脆就站在我们课桌前，凭着良心和仅有的一点职业道德在照本宣科，时时还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冲出个红卫兵来造他的反；教室中后部是个茶馆，男男女女几十个不谙世事但充满幻想，多少具备一点造反精神的小孩，将书包扔在一边，围成几个圈子，或站或坐或躺，谈天说地，东拉西扯。男孩子喝水，抽烟，女孩子嗑瓜子，嚼话梅，大家议论最多的，都是一些道听途说与“文化大革命”、与“造反派”有关的新闻，他们以为这才是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还有一些孩子一连好多天都不露面，不知道跑哪儿玩去了，反正家长不问，老师绝对是不敢管的。我们每天坐在前面听课，也是全神贯注，高度紧张，否则听不清，但还是时常被后面的嘈杂声分心走神。这种情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即便以后稍有好转，整个学习过程也是断断续续，时好时坏，有一段时间学校干脆就不开门了，老师学生统统放假。在这种环境下，老师不敢教或不愿意教，学生也乐得逍遥自在，谁还有兴趣看课外书？我也不知道杨松怎样养成这样一个“毛病”。
从学校出来，拐过两个路口再往前不到100米就来到杨松家，不到10分钟路程。上到二楼进入他家客厅，他推开左边第一间房门，我眼前顿时一亮，仿佛来到学校图书馆，满屋的书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在那个年代，普通家庭很多都是4~5个孩子，家长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整天劳作，哪有闲钱，哪有精力去积攒这么多图书？我很难想象。可是杨松与我们不同，他属于书香子弟，只有一个妹妹上小学，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温文尔雅，待人和气，在政府机关工作。她妈妈笑眯眯地对我说，“欢迎欢迎，随便翻，随便看”。面对主人的热情，我有点手足无措，不知从哪儿下手。杨松赶紧过来替我解围，他知道我比较喜欢历史，熟练地从书架上取出吴晗先生主编的一本历史书递给我：“你先看这本，完了再来换。”从那天起，我成了他们家“图书馆”的常客，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换书，慢慢和他们家人熟了，也有了主见，自己挑选一些喜欢的书籍细细品味，那种感觉真好，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我父母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十分支持我看书，并不是他们觉悟有多高，而是他们担心如果我整天在外闲逛容易学坏。几年下来，书看了一些，学问没增长多少，鼻梁上却不得不增添了一项“专用设备”，从上高中开始我就在同学中率先戴上了眼镜。我们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40%继续在本校上高中，其余下放到咸宁蒲圻茶场劳动。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的脸皮不知不觉开始厚起来，我养成了到处蹭书看的“坏习惯”。因为那时书很少，家里也很穷，脸皮不厚书就借不到手。不管什么书，不管有没有封面，是否缺页，只要能弄到手，我就会窃喜好几天，茶饭无思，一口气看完。顺便说明一下，那时人们阶级觉悟都很高，“黄色”书籍你是看不到的。再往后，不管是高中毕业插队下乡，招工进城当上工人，“糊里糊涂”考上大学，还是统一分配北京工作，我都一直保持看书的习惯，成了一种爱好，一种消遣。书虽看得很杂，不成体系，而且多是一些普通书籍，但慢慢通过读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书越读，心里就越感到惭愧，自己懂的东西实在太少，太不够用了。直到这时我才似乎明白一点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
“去试一下吧，考不上回来继续当你的工人”——周星源
我们“青年班”的几个兄弟都把周星源叫“胖子”。其实他不胖，除了个头比我们稍高一点，骨架比我们大一号，脸上没有几两肉。周星源是我们青年班的青工，是和我们同一时间从农村抽回城的知青。那年头，左邻右舍谁家孩子从农村插队招工回城，不亚于今天农村孩子考进了大学，跳过了“龙门”。
我所在的单位，是一个国营大型建筑公司。我们青年班的工作，是负责新建建筑物的室内外水电、供暖设备安装，俗称“水暖工”，这在我们公司可算是一个好工种，因为多数时间呆在室内，风吹雨淋的时候很少。我们那批从鄂西北偏远农村招到公司当学徒的知青，足足有好几百号人，能分到我们这个工种的，只有很少一部分，绝大部分知青都分到各个施工队，常年累月站在高空脚手架上工作，既辛苦又危险，其中包括我高中同班的几个女同学。
我们班的清一色“和尚”，6个人中除了胡班长已参加几年工作且年长我们几岁是师傅外，其他5人都是20岁出头刚刚成为工人阶级的毛头小子，皮肤都不白，饭量都挺大，因为在农村“野”了几年，大家都喜欢和话语不多的“胖子”开玩笑。学徒期间，我们每月工资第一年是18元，第二年22元，第三年26元。那时我们都不懂什么叫“通货膨胀”，一块钱就和电视剧《借枪》里说的一样是大钱了。我每月兜里揣着18元钱，多少有点“大款”的感觉，因为它比我们在枣阳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四季不见钱，拼死拼活干一年，工分不够口粮钱”要好得多。现在有钱了，18元工资除了交给父母一部分补贴家用，给弟弟几块钱零花，自己所剩无几，这一点钱还要负责解决我过早（早饭）和午饭开支，以及平时零用。正因为有点财权，白天上班兄弟几个说说笑笑，快乐工作一天，偶尔下班或周末，哥儿几个还可以相邀一起看一场电影，或逢年过节大家聚一聚。那时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精神上没有太多负担，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惬意生活突然有一天被“讨厌”的胖子打破了，那是1977年夏末秋初的一个傍晚，在下班路上，周星源边走边和我讲话，就是他的这些话，我的平静生活发生了根本改变。
那天他很冷静地对我说：我父亲告诉我，过一段时间国家要组织考试，考上了就可以去上大学，你可以去试一下。我听后没有反应，觉得这和我没有关系。以前在农村插队，推荐上大学这等好事不会轮到我们普通工人子弟头上，现在有一份稳定工作，哥儿几个相处不错，这样混下去也是蛮好的，再说以前在学校里学得不扎实，数理化忘得差不多了，现在考试考什么内容，看什么书，天知道！周星源父母都是大学讲师，有条件复习，信息也灵通，我没法和他比。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考试上大学”这回事。这时离正式考试只有40多天。当天回家我没把它当回事，没有和家里人说，一觉睡到天大亮。哪知第二天上班，周星源又和我说起这事，还说公司里已经有好些人准备报名，他希望我和他做个伴。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又平静下来，我还是没觉得上大学有哪点比现在当工人自由自在。以后几天，周星源又有几次做我的工作，胡班长也劝我去报名，而且还鼓励我说我肚子里有点墨水。也许我太迟钝了，太懒惰了，他们的苦口婆心没有打动我。直到几天后，突然有一天一向脾气温和的周星源发了火，他的一句话点醒了我。那天，他很生气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苕”（武汉话，特指傻，犟）？你去试一下又不丢人，考上了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回来继续当你的工人！我无言以对，觉得他骂得有些道理，只得答应去报名，但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烦他，嫌他啰嗦。现在回想起这事，我感到不是他啰嗦，而是我不识抬举。
从那天开始，我凭自己感觉进入紧急复习状态，四处找资料，自己的，哥哥姐姐的，从别处借来的，旧课本，旧报纸杂志，凡是带字的可能有用的，统统搜集过来。由于恢复高考第一年考试由各省命题，市面上没有今天大家都知道的大纲、辅导教材这样的资料，家里人也不知道怎样复习，也没有想到去请人辅导，因此复习完全靠我个人撞大运。那时单位也不给假，白天照常上班，晚上挑灯夜战，每天只能睡很少几个小时。上下班途中是我复习的好时间，无论是站在长江轮渡船上，还是挤在过江公共汽车里，满脑子都在背自己归纳总结的“自创题”，好几次站在车上睡着了，过了站，直到总站才被人叫醒。
经过一段时间突击，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武昌实验中学高考考场，凭着40天左右时间的复习，更多的是靠以前的积累，我硬着头皮一门门课考下来。我记得最后一门课考完回到家，天已经大黑，一进门，身子一软就瘫在床上，只觉得精疲力竭，好累好累。母亲给我做的好吃的，一口也不想吃，家里人问我的话，一句也懒得答，昏昏沉沉睡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醒来身体好像散了架。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恢复了正常，也几乎忘了这件事，因为从开始就没有抱幻想，每天上班继续嘻嘻哈哈和胖子开着玩笑。突然有一天，党支部组织委员小喻在远处手举一张白纸大声叫我：快来快来，你要请客！我没反应过来，接过来一看，是大学“入学体验通知”。虽然1977年高考录取率比较低，570多万人报考，29.3万人录取，但我和周星源都是幸运儿，两人都上了大学。我是我们家不知多少代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到财政部工作，就这样眼睛一闭一睁，30多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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