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古茲包圍圈被庫爾德武裝最終收復，標誌著橫行於中東乃至全世界近6年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徹底喪失了戰略巢穴和絕大部分財政收入。但敘利亞與伊拉克交界地帶的安全形勢，距離徹底改善尚有較大距離。而敘利亞東北部庫爾德人聚居區的未來政治出路乃至重建進程，也將繼續考驗全世界的善意和耐心。
3月23日，巴古茲鎮被徹底解放，“伊斯蘭國”自稱的“哈里發國”宣告覆滅（視覺中國供圖）
在代爾祖爾曠野
在連續4年對敘利亞內戰和中東事務的報道經歷中，這是我親眼見到的第一個“伊斯蘭國”武裝人員。此刻他就盤腿坐在剛剛被沙塵暴席捲過的枯萎草地上，默默擺弄著一團用來包裹受傷小腿的絳紫色破布。豐田Hilux型皮卡貨車的前燈在他身旁投下一個巨大的光斑，庫爾德族“人民保衛軍”戰士的軍靴和各國記者的採訪話筒已經探到距離他只有十幾釐米處；可他依然面無表情，眼神彷彿被鎖定在了兩隻纏滿骯髒繃帶的赤腳上。罩在阿拉伯式長袍外的多口袋馬甲和橫放在兩腿之間的單肩包使他看上去更像是一名攝影記者，而不是剛剛放下武器幾個小時的恐怖分子。與此同時，側臥在他身後的中年人扯過一條毯子，蓋住了自己的臉。
“這是個英國人。”路透社記者洛迪·賽義德（Rodi Said）在我身後小聲嘟囔著，“剛剛被趕下卡車時，他曾經向我透露過他的國籍，並且辯解說自己不是恐怖分子。”但在戰事已經持續將近7年之久的代爾祖爾，顯然不會有哪位外國觀光客突然出現在底格里斯河包圍圈附近的受降場。“最近幾個月，幾乎所有投降的武裝分子都會這麼說，”洛迪總結道，“到了這種時候，他們終於明白自己要為曾經的選擇承擔代價了。”
這一天是2019年3月9日。距離庫爾德武裝對“伊斯蘭國”在敘利亞境內最後的據點——位於代爾祖爾省東南部的阿爾-巴古茲·法卡尼鎮（Al-Baghuz Fawqani，下文簡稱巴古茲）發起總攻還剩下不到24小時。根據庫爾德武裝與被圍者達成的第二次臨時停火協議，任何放下武器的“伊斯蘭國”人員及其家屬都可以步行穿過從包圍圈向北延伸的兩條“人道主義走廊”，乘坐十多輛斯卡尼亞型載重卡車疏散到艾什沙法赫丘陵（Ash Sha’Fah）附近的一片空地。庫爾德武裝也敦促頑抗者儘早釋放被當作“人肉盾牌”圈禁在鎮內的數千名平民，以減少最後一戰面臨的困難。在艾什沙法赫丘陵，卡車上的所有男性會被單獨領出來，經過長達數小時、甚至數日的視網膜掃描和指紋採集甄別，分辨出其中的恐怖分子，隨後將其羈押到單獨的戰俘營。這通常並不十分困難：真正的本地平民往往是體弱多病的老年人，習慣用髮圈壓住紅白格的阿拉伯頭巾，大部分彼此相熟。而來自不同國家的“聖戰士”並非個個精通阿拉伯語，多數風塵僕僕，周身帶有作戰留下的傷痕。
3月9日傍晚，在艾什沙法赫丘陵旁的一處空地，庫爾德“人民保衛軍”士兵看守著一名剛剛從巴古茲包圍圈撤出
“劉，到這邊來，有幾個亞洲婦女你或許會想見一見。”穆斯塔法·巴里（Mustafa Bali）一把抓過我的手臂。內戰爆發之前，面龐渾圓的穆斯塔法曾是阿勒頗省的一名中學教師，如今擔任著庫爾德人武裝“敘利亞民主軍”（SDF）的新聞發言人兼前線媒體中心主管。在深沉的夜色中，他領著我穿過正在和戰俘們對話的外國記者群以及四處查看形勢的巡邏隊，來到幾名用黑色尼卡布（Niqāb）頭巾遮住面龐的年輕婦女跟前。通常只有最保守的老年阿拉伯婦女以及厲行嚴苛教法的“伊斯蘭國”分子家屬會採取如此醒目的打扮，本地庫爾德女性和雅茲迪人所戴的是露出面頰、額頭的希賈布（Hijab）頭巾。“我們會對走出包圍圈的女性進行防爆檢查，但不會強迫她們掀開頭巾。”穆斯塔法告訴我，“因此在最初幾個星期，總有恐怖分子想混在女人堆裡。”
面前的尼卡布頭巾動了一下，傳來的是一個年輕的聲音：“我叫法蒂瑪，今年29歲，有三個孩子。”
透過頭巾和麵罩之間那一小道縫隙，投射過來的是一種茫然而空洞的眼神。這個名叫法蒂瑪的女子反反覆覆地用英語、阿拉伯語和母語向我絮叨著：“我隨丈夫來到這裡。丈夫死了，孩子還小。”庫爾德女兵從她隨身攜帶的行李裡翻出了毛巾、藥盒以及來路不明的小零碎，其中甚至有一把未拆封的酒瓶起子，完完全全折射出了包圍圈中的混亂。“在巴古茲，我已經有三個星期沒有領到伙食配給了。”法蒂瑪的聲音顫抖了起來，“孩子需要食物，幫幫我。”在庫爾德武裝對“伊斯蘭國”的最後控制區形成合圍之後，數千名像她這樣被斃命的丈夫拋棄的“聖戰者”眷屬依靠從廢墟里扒拉出的“戰利品”又捱了幾個星期，隨後才和被釋放的性奴隸以及在交戰中失去兒女的庫爾德族老嫗擠上同一輛卡車，出現在艾什沙法赫丘陵旁的這片曠野中。可以肯定的是，由於很少會有家庭成員從國外趕來認領，這些追隨已死的丈夫遠道前來敘利亞的年輕婦女及其子女將在庫爾德武裝的拘留營裡度過幾個月、甚至幾年的漫長時間，直至國際社會拿出最終處置方案。
自從2019年2月9日“敘利亞民主軍”及其盟友對代爾祖爾省的最後攻勢正式開始以來，曾經猖獗一時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自稱的“哈里發國”的領土面積已經縮小到巴古茲鎮周邊不足0.5平方公里的範圍。儘管在敘利亞沙漠深處還存在數百名漏網之魚，儘管臭名昭著的恐怖主義“哈里發”（政教合一領袖）巴格達迪依然在逃，但“伊斯蘭國”作為一個政權和領土實體的覆滅，已經成為事實。不過在結束對代爾祖爾省東南部將近一個星期的探訪後，時時在我腦海中迴盪的，依然是艾什沙法赫曠野上那個混亂嘈雜的夜晚：汽車燈在黑暗中僅能射出幾道窄窄的光束，來自十多個不同國家的記者和同樣來自世界各地的“伊斯蘭國”分子混坐在一起，兒童淒厲的尖叫聲不時從各個角落傳出，蓋過了頭頂美軍偵察機發動機的轟鳴。這個21世紀為害最烈的恐怖主義團體以2014年一場精心矯飾的集會作為開場，卻在2019年的敘利亞沙漠邊緣戛然而止。
3月9日晚，庫爾德“婦女保衛軍”士兵用金屬探測儀對“伊斯蘭國”陣亡人員家屬進行近身檢查（李亞楠 攝）
從艾什沙法赫丘陵回到最近的綠村兵營，皮卡車需要在沙漠和農田中穿行近兩個小時。初春的敘利亞夜間寒意盎然，我和嚮導兼翻譯索蘭、洛迪以及一位法新社記者蜷縮在車斗裡，各自裹緊避寒用的毯子。在漫長而無預兆的顛簸以及呼嘯的大風聲中，沒有人有興趣攀談。大家不約而同地仰起了脖子，注視著天空。
整整8年的內戰過後，敘利亞大部分城市的供電設備已經遭到嚴重破壞。加上百萬級規模的難民外流，意外造成了毫無背景光摻雜、星光格外燦爛的夜空。過去4年中，我曾三度見到如此奪目的星斗，其中兩次是在敘利亞：它們分別出現在2019年1月的阿勒頗，以及3月的代爾祖爾。在曾經的“哈里發國”上空。
坐在我對面的洛迪醞釀了很久，終於憋出了一句毫無抒情色彩的評論：“見鬼。這星空，真難以置信。”
到羅賈瓦去
“我在地圖上找到了摩蘇爾（Mosul）西邊那個氣派的邊境檢查站，是為我們準備的嗎？”在離開埃爾比勒（Erbil）的汽車上，我和中間人哈蘭·阿科伊（Halan Akoy）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天。“不，那兒不安全。而且在羅賈瓦獲得準獨立地位之後，舊的邊境口岸已經關閉了。”常年和外國記者混跡在一起的哈蘭顯得熟門熟路，“現在你們需要從更靠北的地方過境，穿過底格里斯河上的一座小橋。相信我，通行證沒問題，萬無一失。”
“尼桑”牌轎車奔馳在從埃爾比勒通往底格里斯河畔古鎮前哈布爾（Faysh Khabur）的新公路上。這裡屬於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自治區，當地人稱為“巴舒爾庫爾德斯坦”（Basure Kurdistan），即南庫爾德斯坦。上世紀90年代第一次海灣戰爭結束後，佔本地人口絕大多數的庫爾德民族在美國的支持下獲得了自治地位，並在2005年頒佈的伊拉克新憲法中得到了追認。在近年來針對“伊斯蘭國”及其前身“基地”組織伊拉克分支的軍事行動中，伊拉克庫區武裝“決死軍”（Peshmerga）表現相當活躍。儘管存在嚴重的宗派主義和家族政治色彩，儘管層出不窮的腐敗現象以及數額驚人的財政虧空危害相當顯著，今天的庫區首府埃爾比勒依然是兩河平原開放程度最高的大城市。星級旅館、酒吧街以及新機場是這裡的標誌，只是間歇性的停電依然頻繁。
而在2019年，伊拉克庫區還扮演著另外一個角色：充當西面的敘利亞庫區聯通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
“羅賈瓦（Rojava），冒險家的樂園。”阿拉伯人哈蘭顯得很興奮，“只有庫爾德人和外國記者懂得用這個簡稱。”在庫爾德語中，Rojava的意思是“西方”，代表西庫爾德斯坦，即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在中東腹地這片由安納托利亞以南延伸至伊朗東部的庫爾德人傳統聚居區中，位於敘利亞境內的羅賈瓦是常住人口最少（不足200萬）、疆域面積最小（約5萬平方公里）的板塊。但在2011年以來的敘利亞內戰中，它的國際知名度卻與日俱增。2012年，陷入多線作戰困境的敘利亞政府軍決定撤出東北部地區，將當地的行政管理權和軍事事務移交給民主聯盟黨（PYD）、民主社會運動（TEV-DEM）等本地庫爾德人秘密政黨及其麾下的民兵加以負責。從那時起至今，羅賈瓦已經逐步發展成一個擁有200多萬人口和超過7萬名武裝力量的半獨立政治實體，控制了戰前敘利亞國土面積的28.9%。集結在黃紅綠三色戰旗下的不僅有“人民保衛軍”（YPG）和“婦女保衛軍”（YPJ）這兩支表現活躍的庫爾德族民兵，還有由亞述人組建的“敘利亞人軍事委員會”（MFS）、被“伊斯蘭國”逐出幼發拉底河綠洲的原代爾祖爾省反政府武裝等勢力，以及為數近千人的外國志願營。美法兩國政府為羅賈瓦武裝提供了武器彈藥補給、訓練指導和直接支持，軍事援助額度累計已接近30億美元。即使是在特朗普政府於2018年12月發佈撤軍令之後，仍然有至少200名美軍滯留在羅賈瓦境內。
2016年12月底，由20多個羅賈瓦政黨代表組成的“敘利亞民主委員會”（MSD）在雷姆蘭鎮通過了一部自治憲法，宣佈將其行政機構的名稱正式確定為“北敘利亞民主聯邦”。從那時起，聯邦當局與大馬士革的敘利亞中央政府就處在了一種微妙而脆弱的關係中。在打擊“伊斯蘭國”殘餘勢力方面，雙方依舊進行著心照不宣的合作；但在羅賈瓦政權控制的北部和東部四省領土邊緣，逐漸出現了一條事實上的封鎖線，將其與政府軍控制區分隔開來。為表示對國家統一的承認，“民主聯邦”同意阿薩德政權派少量部隊進駐其首府卡米什利（Qamishli）以南的地區，並繼續控制當地的機場，但持有大馬士革政府所頒簽證的外籍人士已經無法進入羅賈瓦。
在羅賈瓦地區行政首府卡米什利市，一名庫爾德族婦女穿過一處小商品市場（李亞楠 攝）
更復雜的情形出現在北方。由於羅賈瓦政權的發起和參與者中包含大量被土耳其政府視為恐怖分子的庫爾德工人黨（PKK）成員，2016年8月24日，土耳其派出8000名正規軍，穿過北部國境線直接入侵了敘利亞。在這場代號為“幼發拉底河之盾”的軍事行動中，羅賈瓦政權控制下的阿夫林省部分地區落入了土耳其軍隊之手，在多股反政府武裝聚集的伊德利卜省周邊也出現了土軍觀察哨。在那之後，羅賈瓦地區毗鄰土耳其的這條邊境線便遭到了無限期關閉，直接導致伊拉克庫區與羅賈瓦之間這個小小的河上口岸，變成了將外部世界與北敘利亞孤島連接在一起的唯一窗口。對“伊斯蘭國”的最後攻勢，正是在這座孤島深處進行。而當我乘上載客大巴，和返鄉的敘利亞難民一道跨過那座底格里斯河浮橋，來到羅賈瓦政權設置的入境處大樓時，赫然發現走廊裡掛著一張巨大的宣傳畫，上面寫著：“埃爾多安（土耳其總統）是恐怖主義的好朋友。”
哈蘭說得沒錯，那張在埃爾比勒等待四天才拿到手的通行證的確靠得住。半個小時之後，我已經坐上了開往羅賈瓦首府卡米什利市的汽車。直到那時我才突然意識到，方才自己穿過的正是那條具有歷史意義的“賽克斯—皮科線”。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大部分的光榮與夢想、野心和傷痕，都與這條人為加諸的筆直國界有關。連“伊斯蘭國”這個恐怖主義怪胎也不例外——2014年7月4日，當自封為哈里發的伊拉克人阿布·貝克爾·巴格達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摩蘇爾的努爾大清真寺粉墨登場，宣佈建立其自詡的“哈里發國”（Caliphate）時，同樣提到了“永遠終結被帝國主義者強加的敘利亞和伊拉克邊界”。該組織的全稱“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ISIS），正是這一願望的縮影，儘管它已經永無可能實現。
耐人尋味的是，那些正在和“伊斯蘭國”分子浴血戰鬥的庫爾德人男女，很大程度上同樣是一個世紀以前歷史的俘虜。在奧斯曼帝國崩潰之後的世界裡，他們原本可以援引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權，尋求創建獨立的新國家，卻在彼時輕信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的承諾，與其聯手對抗協約國的戰後秩序安排。上世紀20年代後期，土耳其政府斷然反悔，既不曾協助庫爾德人建國，亦不曾在共和體制下為其保留自治權利。庫爾德人的傳統聚居區最終被分別納入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四個國家的版圖，自此受到各國民族主義政權長期的嚴苛同化、打壓甚至肉體消滅。直至2005年伊拉克庫區的自治地位獲得法律認可，庫爾德人的百年掙扎方才流露出些許曙光。然而羅賈瓦庫爾德人在敘利亞內戰中的效仿之舉，卻再度遭遇了土耳其政府的武力干預，前途未卜。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我所踏過的每一寸領土皆是血沃之地。
位於“敘利亞民主軍”司令部所在地卡米什利市近郊的犧牲庫爾德戰士紀念公墓內景（李亞楠 攝）
“瘋狂的麥克斯”
索蘭·庫巴尼（Soran Qurbani）提著一口袋草莓從卡米什利過來迎接我。這個伊朗庫爾德人在幾年前獲得了英國國籍，常年出沒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利比亞，為歐洲電視媒體充當兼職記者。在羅賈瓦，他是我的翻譯兼嚮導。“這袋草莓就是文明世界給你的最後饋贈了。”索蘭開起了玩笑，“在卡米什利，你還能買到新鮮的草莓、黃瓜和蜂蜜，還能住上每天供應6小時熱水的旅館。但明天就不會有這些了。”隨著旅途進入緊鄰敘利亞沙漠的代爾祖爾省，人口過萬的市鎮會和手機信號一樣變得稀薄，綠洲邊緣的少數村莊已經在經年累月的交戰中淪為一團廢墟。只有沙子是永遠敞開供應的，還有石油——“你要是能喝那玩意的話，倒會挺快活。”
從汽車駛向卡米什利開始，道路兩側荒原中的活塞式抽油泵便變得越來越多。這種裝置在現代石油工業中被謔稱為“磕頭機”，它能從出油量接近枯竭的成熟油田底部抽取殘存的原油，以機械方式提升到地面。“敘利亞並不屬於那種體量巨大的油氣出產國。”法國能源問題專家菲利普·塞比耶－洛佩茲（Philippe Sébille-Lopez）告訴我，“由於代爾祖爾省的大部分油田已經進入產能穩步下滑的成熟期，過去20多年裡，敘利亞的日均原油產量一直沒有超過50萬桶。”2003年美國國會通過《清算敘利亞法案》之後，大部分跨國石油企業撤出了代爾祖爾和哈塞克省，聽憑那些年久失修的“磕頭機”繼續在曠野中孤獨地運轉。到內戰爆發前夜的2010年，敘利亞原油日產量已經下滑至38.5萬桶，此外每年還能開採出78億立方米的天然氣。但這種蕭條景象很快被一個黑天鵝事件所逆轉：全世界最會斂財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來到了這裡，開始大肆搜刮。
2月9日，在“伊斯蘭國”昔日的“首都”拉卡，幾名男孩正從毀壞的建築廢墟中回收可變賣的金屬（視覺中國)
不同於此前大多數僅僅精於爆破和摧毀的恐怖分子，“伊斯蘭國”在經營他們位於敘伊兩國交界處的“哈里發國”時，表現出了商人式的精明。一名突尼斯籍恐怖分子阿布·薩耶夫（Abu Sayyaf）被任命為負責能源銷贓的高級主管，他管理著兩處剛剛被恐怖主義“聖戰者”攻陷的財富寶藏：代爾祖爾省境內屬於敘利亞國家石油公司（SPC）的幾片大型油田，日產量超過4萬桶；伊拉克境內以摩蘇爾為中心的誇亞拉油田以及拜伊吉大型煉油廠，日產量超過1萬桶。經過精煉的汽油和柴油被就近出售給本地的加油站和電廠（使用柴油發電機），並抽取燃料稅；原油則被裝上1000多輛悶罐車，分別前往位於土耳其邊境、伊拉克庫區以及安巴爾省的走私集散地，在那裡以每桶25～45美元的低廉價格出售給走私商人。代爾祖爾省的一名“人民保衛軍”營級指揮官向我透露，2015年“伊斯蘭國”處於全盛狀態之時，每天僅從敘利亞就能獲得150萬美元的石油“黑金”收入。這些鉅款除去用來在黑市上購買武器彈藥外，也幫助“伊斯蘭國”從海外招募到了他們急需的油田工程師、武器維修技師乃至醫療人員。即使是在持續遭遇美軍空襲的2016年，“哈里發國”依然從能源業務中獲得2000萬美元的月收入。而在撤出摩蘇爾之前的10個月裡，恐怖分子從那裡攫取了4.5億美元。
“看看那些油罐車吧，那就是恐怖分子的生命源泉。”索蘭把道路兩側由“人民保衛軍”士兵看守的繳獲運油車指給我看。離奇的是，購買這些“黑油”的不僅有利慾薰心的土耳其、伊拉克、約旦走私商，還有敘利亞北部正在和“伊斯蘭國”對抗的反政府武裝，甚至是政府軍控制下的城市。“聽上去不可思議，但事實的確如此。”一名已經加入庫爾德武裝的原代爾祖爾省反政府軍士兵告訴我，“我們深陷重圍，孤立無援，而白天的敵人在入夜之後卻開始和我們談生意。”操辦談判的往往是人脈深厚的本地阿拉伯商人：“伊斯蘭國”免除他們的稅負，鼓勵他們為“哈里發國”賺取外匯。於是，包圍圈裡的抵抗者從敵人手中買到了緊缺的燃料，白晝的廝殺因為深夜的交易變得更為漫長。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政府軍控制區：2013年2月，“基地”組織敘利亞分支及其盟友“伊斯蘭國”奪取了敘利亞北部的電力供應樞紐塔布卡大壩（Tabqa Dam），即著名的“革命大壩”。他們允許國家電力公司的技術人員繼續留在水電站內值班，並協助修復了8組103兆瓦水輪機中的半數，以繼續向北部和東部城市供電。作為交換，敘利亞國家電力公司也曾派工作人員進入“伊斯蘭國”控制區，為其維護電廠內的發電設備。《紐約時報》在2014年7月的一則報道中曾經提及，為了避免供電中斷，北敘利亞有超過1/3的城市向“伊斯蘭國”支付了“保護費”。戰爭之神在這一刻顯露出的是一張灰色的臉。
2015年5月阿布·薩耶夫被美軍特種部隊擊斃之後，“伊斯蘭國”的黑市交易網絡開始向代爾祖爾省顯著收縮。和裝備精良的伊拉克政府軍相比，由民團改編而來的庫爾德“人民保衛軍”不僅缺乏重武器，在執行攻堅任務時經驗也稍嫌薄弱。這使得“伊斯蘭國”可以把位於該省南部的幼發拉底河綠洲當作最後的根據地加以經營，並繼續從盜採塔納克和奧馬爾油田的收入中獲益。由於恐怖分子從海外招募的技術人員開發出了不易被空襲摧毀的小型機動式煉油爐，直到2016年春天，“伊斯蘭國”從能源交易中獲得的月收入依然高達2000萬美元。而據伊拉克情報機關在2018年夏天推斷，巴格達迪本人就躲藏在鄰近奧馬爾油田的哈津城內。
一切最終在2018年塵埃落定。2017年9月，庫爾德人“自衛軍”在美軍的空中支援下發起“島嶼風暴”（Al-Jazeera Storm）作戰，重點進攻“伊斯蘭國”在代爾祖爾省的最後控制區。到2018年8月第二階段戰事結束時，奧馬爾和塔納克油田的大部分採油設備已經被收復，恐怖主義“哈里發國”的財源至此徹底斷絕。然而在奧馬爾油田附近的公路兩旁，依然隨處可見被拋棄的貨車、在爆炸衝擊波拍打下變得奇形怪狀的儲油罐以及尚未修復的管道設備，這使得索蘭產生了一個奇怪的聯想：“一切就像是現實版的《瘋狂的麥克斯》。”
在梅爾·吉布森主演的《瘋狂的麥克斯》（Mad Max）系列電影裡，法律和社會秩序已經崩潰，石油和水源成為眾人覬覦的財富，飛車黨四處橫行，在城市的廢墟堆中隨心所欲地交火。一切道德約束都不復存在，暴力乃是唯一的仲裁者：這似乎正是“伊斯蘭國”恐怖統治下的常態。但也有人的看法與此不同，比如易卜拉欣，一位伊拉克庫區“決死軍”退役軍官。“盜賣原油、走私和黑市交易在20多年前就已經大範圍存在了。在聯合國對伊拉克進行制裁期間，一大批阿拉伯人和庫爾德人以此為生。”易卜拉欣回憶道，“他們隨後又來到羅賈瓦，指望從恐怖主義造成的混亂中獲得些好處。”畢竟，在殺戮開始前，禿鷲總是最早嗅到血腥氣的。
糟糕之處正在於此。當一個地區的人民在過去40年間始終被僭主、殺戮、物質匱乏以及流離失所的陰影所籠罩時，求生欲在許多時候會摧毀道德底線。恐怖主義的黑旗洶洶而來之時，會有人為了保衛家園而拿起武器，會有人甘願為他人犧牲，但也有人趁機謀害素有積怨的鄰居，更有人把戰爭帶來的無政府狀態當作是聚斂財富的良機。在為生存而進行的掙扎中，人性內部複雜的善與惡、光明與幽暗，都暴露得淋漓盡致。
“劉，你真該去趟拉卡。在那裡，不同的人會對你講出大相徑庭的故事。”易卜拉欣認真地表示。
2月9日，一名“人民保衛軍”戰士警戒著這個幾星期前才從“伊斯蘭國”手中收復的居民點（李亞楠 攝）
劫後拉卡
“敘利亞民主軍”的前線媒體中心設在奧馬爾油田附近的綠村，距離巴古茲鎮大約100公里。由於幼發拉底河沿岸的敘利亞村鎮大部分已經淪為無人區，國際記者被集中安置在了綠村內的一處兵營，待每天日出後隨部隊一同馳往前線。在這個被混凝土防爆牆和沙袋團團圍住，橫七豎八地停滿了“悍馬”（Humvee）巡邏車以及“奧什科什”（Oshkosh）防地雷裝甲車的院落裡，久久瀰漫著一種疲憊而頹廢的氣息。“和一個月前相比，一切似乎毫無變化。”法新社記者蒂耶裡對我大吐苦水，“庫爾德人懂得‘最後一戰’這個標題的象徵意味，他們需要我們在場，但他們願意提供的信息往往是千篇一律的。綠村就像是個黑洞，一切都要靠運氣。”
未曾親臨過戰爭的普通人容易高估它的戲劇性和刺激感，百萬大軍的衝鋒陷陣在吉卜林筆下不過是一場浪漫的群體表演。但發生在幼發拉底河包圍圈裡的這一仗卻是沉悶而乏味的：“伊斯蘭國”武裝人員在撤過敘伊邊境線之前，丟棄了大部分難以維修的重型裝甲車輛和大口徑火炮。在代爾祖爾省居民總數不過數萬人的幾片村鎮裡，他們挖掘地道、埋設地雷和自制爆炸裝置，未發現對手絕不主動出擊，打起了一場復古的步兵戰爭。穆斯塔法·巴里預判“伊斯蘭國”殘軍的數量為7000～8000人，其中至少有1500人是經驗豐富的死硬分子，大部分來自伊拉克和中東周邊國家。至於該組織最高領導人巴格達迪的行蹤，則始終無法確定。
在戰線另一側，“民主軍”同樣面臨種種困擾。儘管擁有美軍提供的空中火力和偵察支援，儘管包圍圈附近不時傳來大口徑火炮的轟鳴聲（法軍從伊拉克一側派來了幾輛自行榴彈炮車），參加作戰的1.5萬名庫爾德人士兵和外籍志願者大部分依然缺少城市攻堅經驗。為了避免增加傷亡，也為了解救仍被困在包圍圈中的平民，每當庫爾德人的攻勢持續一個多星期後，他們便會休戰幾天，給予“伊斯蘭國”分子以及非武裝人員主動撤離“飛地”的機會。按照穆斯塔法·巴里向我透露的數字，2019年1月9日之後的兩個月裡，累計已有4000名“伊斯蘭國”武裝分子主動放下了武器，另外還有3萬多名平民和2萬名疑似“伊斯蘭國”家屬的無武裝被俘者被安置到阿爾豪爾鎮（Al-Hawl）的收容營。頻繁的戰俘收容和甄別工作使整個軍事行動變得時斷時續，加上“民主軍”出於保密需要採取的媒體管控措施，綠村兵營裡的國際居民們開始變得沮喪和焦躁。
“回卡米什利，申請一張新的許可證。”我決定改變計劃，“索蘭，讓我們到拉卡去碰碰運氣。”
在拉卡一處曾經的“伊斯蘭國”審訊室，一名兒子慘遭殺害的當地婦女沉默地望著遠方（李亞楠 攝）
一臉凝重的“人民保衛軍”戰士曼索爾在拉卡城外搭上了我們的便車。“儘管在2017年10月我們就收復了拉卡市區，但恐怖分子遺留在城內的上千個爆炸裝置至今還沒有被完全排除。”曼索爾解釋道，“在一些社區還藏匿著未被發現的‘潛伏者密室’（Sleeper Cell），極端分子隨時有可能浮出水面、繼續興風作浪，因此我需要全程保護你們。”和大部分本地人一樣，曼索爾把“伊斯蘭國”稱為Daesh：這是“伊拉克與沙姆伊斯蘭國”這個複雜名稱的阿拉伯語首字母縮寫，發音近似另外兩個帶有貶義的阿拉伯語單詞Daes（破壞者）和Dāhis（製造混亂之人）。“在Daesh敗走之前，任何敢於公開在他們面前說出這個字眼的人都會遭受鞭刑。”
在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前，只有少數考古學愛好者知曉拉卡（Raqqa）這座幼發拉底河畔古城的大名。它會成為全世界矚目的焦點，完全是因為“伊斯蘭國”在2014年將它當作了自己的“行政首都”，並在這裡策劃了2015年11月的巴黎恐怖襲擊事件。2016～2017年，“敘利亞民主軍”出動將近4萬人的兵力，花費整整一年時間，終於將盤踞在當地的1萬多名“伊斯蘭國”武裝人員殲滅或驅逐出去。但在那之後，拉卡的重建狀況始終不詳。“嚴格說來，今天你能見到的大部分居民已經不是本地人了。”曼索爾介紹道，“在Daesh佔領拉卡之前，城裡已經被從整個北敘利亞湧來的逃難民眾所填滿。其間經過反覆的圍城、逃離和返歸，拉卡本身變成了一個安置庫爾德人難民的大收容所。暫時居住在這裡的代爾祖爾人只怕比你在前線能找到的還多。”
同為劫後餘生的古城，今天的拉卡與我在兩個月前造訪的阿勒頗的氣象可謂大相徑庭。在阿勒頗，千瘡百孔的老城地區的主要街道已經被清理乾淨，推土機、卡車和重建工作隊正在將堆積如山的瓦礫搬運出城，聯合國難民署（UNHCR）投放的紅色淡水罐和藍色防雨布隨處可見。而在拉卡，一切依舊是圍城戰剛剛結束時的景象：由於下水道系統完全被摧毀，公路在春雨中變成了沼澤和泥塘，被迫擊炮和火箭榴彈（RPG）轟塌的樓板依然傾倒在最初坍陷時的位置，未經排查的社區外側豎起了高大的混凝土防爆牆。將近20萬難民就深陷在這座完全喪失了生命氣息的城市裡：此刻，我突然體會到了索蘭那句“文明社會的饋贈”是多麼貼切。
拉卡市政委員會重建事務委員阿卜杜拉·阿爾-阿里安（李亞楠 攝）
市政委員會負責重建事務的委員阿卜杜拉·阿爾－阿里安（Abdullah al-Aryan）在他位於一所廢棄中學的辦公室裡和我見面，戰前他是一名經手進出口貨物報關的律師。“要在一座90%的市政設施和公共建築都已經被炸燬的城市養活20萬人絕對是一項大工程。”阿里安指著一張新地圖搖起了頭，“電力短缺65%，供水每天只能維持4個小時，全城只有7輛完好的救護車和一間外科手術室。我們甚至不得不推遲所有中學的復課，因為找不到足夠數量的教師。”相比遙遠的新規劃，這位頭髮花白的律師更關心一些棘手的眼前問題：“我們沒有足夠的工程機械來拆除那些已遭嚴重破壞的建築：它們不可能再被修復，但也無法重新使用，就像殭屍。”
“為什麼在這裡沒有看到阿勒頗已經安裝上的那種淡水罐和小型發電機呢？你們需要我們做些什麼？”
阿里安的表情開始變得嚴肅：“在羅賈瓦的政治地位通過日內瓦和平進程獲得確認之前，美國人和‘民主軍’不允許我們直接向外國政府以及國際組織申請大規模援助。聯合國在敘利亞的救援行動是通過大馬士革的中央政府來推進的；對羅賈瓦這片已經脫離了大馬士革控制的領土，中央政府不打算承擔任何義務。7年前他們把我們甩給了Daesh，聽任羅賈瓦自生自滅；當我們通過自己的鬥爭贏得了自由之後，他們繼續對我們袖手旁觀。推土機，發電機，雨水過濾裝置……所有我們緊缺的一切在大馬士革都有，但無人願意和我們分享。”在政府軍控制區和羅賈瓦之間的邊界重開之前，任何大宗救援物資都難以暢通無阻地進入拉卡。
還有一件事是阿里安不曾告訴我的：儘管在美國的主導下，“民主軍”在2018年已經將拉卡的難民安置和重建事務委託給了由一群本地律師、工程師以及大學教師組成的市政委員會（RCC），但委員會本身卻是一座沙中之塔。“他們的確是拉卡人，但幾乎沒人認識他們。”在“伊斯蘭國”統治下倖存下來的雜貨店主祖拜爾顯得很不屑，“戰爭開始之後，他們就逃去了哈塞克，如今又在軍隊的保護下跑了回來，自說自話地搞起了一個什麼政府。”30歲的女工程師蕾拉·穆斯塔法（Leila Mustafa）扮演著臨時市長的角色，但拉卡市民對她的熟悉程度遠不及歐美記者。“老實說，過去幾個月她對媒體發表的言論幾乎沒有任何變化。”索蘭暗暗腹誹。
3月24日，在前一天剛剛被庫爾德人武裝解放的巴古茲鎮，大批被燒燬的車輛依然冒著滾滾濃煙（視覺中國）
戰前的拉卡曾是阿拉伯人、庫爾德人、亞述人、土庫曼人等多個民族的混居地，有夜不閉戶的美譽，如今則完全變成了庫爾德人武裝的佔領地。儘管阿拉伯人在市政委員會中同樣擁有幾個席位，但他們很少能拿到離開羅賈瓦的通行證，受到的盤問也更多，這讓身為阿拉伯人的祖拜爾感到極不適應：“和我的庫爾德人鄰居一樣，我也是Daesh的受害者，如今卻好像背上了某種道德負擔。我感到自己不再是這座城市的一分子了。”
不只是祖拜爾一個人有著類似的感受。當我走向幼發拉底河上的拉卡老橋，觀察那裡的重建狀況時，一群阿拉伯船民湧了上來，七嘴八舌地和我搭話。為首的蘇萊曼顯得最為激動：“Daesh佔領這裡時，因為河上的橋樑都被炸斷，全城居民所需的大部分燃料、糧食和藥品都是由我們從水上運進。”在這位活躍於大河之上將近20年的中年船主看來，殘暴的恐怖分子至少有一點好處：“內戰爆發以前，河運船主是腐敗的稅務部門和巡邏隊最愛勒索的對象。隨後Daesh來了，他們會不經警告隨意槍擊夜間航行的船隻，但也取消了名目繁多的稅種，只收10%的特許經營費。如今掌權的是庫爾德人軍隊，和10年前相比，他們一分錢也不會少要。”
這不是我在羅賈瓦遇到的最後一個滿腹牢騷的阿拉伯人。儘管同樣自視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但在“北敘利亞民主聯邦”的架構中，阿拉伯人沒有獲得組建獨立武裝的權利，在形形色色的市政委員會以及政治團體中也喪失了戰前具有的話語權。和“二戰”之後的東歐以及南斯拉夫內戰以後的巴爾幹半島一樣，整個敘利亞北部的民族分佈狀況乃至各民族之間的關係已經被這場殘酷的戰爭永久地、不可逆轉地改變了。
在拉卡的幼發拉底河渡口附近，一名庫爾德少女站在等待卸貨的卡車前（李亞楠 攝）
牆上的“阿波”
在卡米什利的“民主軍”司令部對外接待處，負責審核通行證的軍官再三建議我造訪當地的一處特殊目的地——犧牲庫爾德戰士紀念公墓。“烈士們不會說話。但只有在見過他們之後，你才能理解這場戰爭之於整個庫爾德民族的意義。”小鬍子軍官的口氣顯得不容置疑，“阿拉伯人曾說我們不可能成為好戰士，不具備管理自己的能力，他們錯了。在今天，庫爾德人已經依靠自己的犧牲收復了被Daesh侵佔的家園，這是事實。”
即使是在滿目瘡痍的北敘利亞，造訪紀念公墓依舊能給人帶來由衷的震撼和痛心感。那是一些本不必拿起武器的人：年過五旬、已經當上祖父的一家之主，更擅長烹飪而不是射擊的家庭主婦，出生於1999年的女高中生，墓碑彼此相鄰的雙胞胎兄弟……根據“民主軍”新聞處發佈的數據，到2019年3月，庫爾德武裝在抗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中累計已有1.1萬人陣亡。其中一些人在戰死前甚至不曾留下確切的出生年月，他們的至愛親朋也已經逃散無蹤，於是墓碑上只能孤零零地鐫刻著年輕生命終結的時間和地點。尤其令人心碎的是那些十幾歲姑娘們的笑容：在大部分貧窮的庫爾德家庭裡，她們只讀完小學或初中就已經輟學，終日深居簡出，等待著在某一天被安排成為另一個素未謀面的庫爾德人的妻子。加入“婦女保衛軍”（YPJ）是她們第一次有機會作為一個自由人去生活，也是她們平生第一次被安排拍攝個人特寫照片。在這些略顯呆板的照片裡，少女們帶著炫耀新玩具的表情揮舞著手中的AK-47型突擊步槍或RPG火箭筒，眼神中透露出的都是對未來的憧憬。然而短短一兩年甚至一兩個月之後，她們的身軀便被運回到這裡，埋入黃土，只留下短暫一生中僅有的那張照片被噴繪在墓碑下方的白色大理石基座上。基座頂端的花臺裡，各色野花已經開得很繁盛。
這是戰鬥嗎？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抑和困惑。她們還是孩子，根本不清楚自己走上的是一條怎樣的路。
“保衛鄉土”並不構成草率犧牲尚未成年的少男少女的充分理由。從墓碑上記錄的信息看，他們中有許多人是在剛剛結束基本訓練的情況下，就被派去攻打由“伊斯蘭國”重兵駐屯的某個城鎮，或者緊急調往一處完全陌生的關隘、準備迎候敵人的正面進攻。對手中有許多是久經沙場的前伊拉克政府軍官兵，還有一些曾經聽命於“基地”組織、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爆破活動，經驗完全不對等。儘管庫爾德武裝在大多數時候擁有數量優勢，並能獲得美軍空中火力的支援，但在北敘利亞曠野上攻下一個又一個飄著黑旗的城鎮依舊要以成百上千新兵生命的喪失作為代價。年輕人中的一部分會成長為優秀的戰士，並構成日後羅賈瓦自治當局的防禦力量，但也僅僅是一部分：死去之人已經不可能看到隨後發生的一切了。我所見到的每一個“民主軍”高級軍官都會告訴我，犧牲是為了庫爾德民族的未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被犧牲掉的那些同樣是未來——未來的工程師、未來的銀行家、未來的外交官和律師，在他們獲得這些可能性之前就被永久性地剝奪了機會。
右腿傷殘的退役“人民保衛軍”士兵艾達爾陪著我們在墓道之間穿梭，他從4年前開始就擔任著整個墓地的管理員。“庫爾德武裝在2014年就已經承諾不會徵召未成年士兵，你們撒謊了。”我直白地質疑道。艾達爾用他溫和而堅定的語氣做出回應：“那些孩子裡有不少是失去了父母親朋的孤兒，軍營是他們獲得庇護和成長的另一種環境。”他又用手指了指公墓入口處的牆壁——“‘阿波’告訴我們，為自由而犧牲是光榮的。”
在庫爾德語中，“阿波”（Apo）的意思是“大叔”，也是阿卜杜拉這個常見阿拉伯語名字的簡稱。不過在羅賈瓦，只有一個人在被稱為“阿波”時不必加任何前綴，那就是公墓牆壁上畫著的那個長著兩道濃眉、蓄有濃密小鬍子的人物：庫爾德工人黨創始人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calan）。儘管今天的奧賈蘭已經年過七旬，但庫爾德人對這位“阿波”的印象還停留在1999年他被捕之前。於是，出現在卡米什利、拉卡、哈塞克等主要城市街道上的庫工黨宣傳畫，也相當奇異地凝固住了“阿波”20多年前的相貌，從未老去。
1947年出生於土耳其東部的奧賈蘭，擁有庫爾德族和突厥族混合血統，在安卡拉大學研讀政治學時成為名噪一時的激進學生領袖。1978年，奧賈蘭和他的兩個弟弟在迪亞巴克爾省組建了秘密軍事組織“庫爾德工人黨”，宣佈將按照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原則，在土耳其南部的庫爾德人聚居區建立一個獨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在那之後的40多年間，庫工黨始終堅持以暴力方式反擊土耳其政府的“突厥化”政策，發起了接連不斷的暗殺、綁架、武裝暴動以及自殺式爆炸行動，至今仍擁有約3萬名武裝人員。由於土耳其政府發佈了對奧賈蘭的通緝令，他在1979年夏天進入敘利亞北部，獲得了哈菲茲·阿薩德政權的庇護，並在當地定居到1998年。
考察敘利亞政府和庫工黨之間曖昧而矛盾的合作關係每每令人感到困惑。1970年“糾正運動”之後，老阿薩德對敘利亞北部庫區採取的是一種溫和的防範政策，時時留心避免分離主義傾向的出現。但與此同時，基於“扶助整個中東的民族獨立運動”的長期立場以及削弱北方強鄰土耳其的現實考慮，“阿波”卻被敘利亞當局奉為座上賓，受到長期支持和資助。在敘利亞北部以及由敘軍控制的黎巴嫩貝卡谷地，庫工黨建立了一系列訓練營，培養潛回土耳其從事山地游擊戰和秘密破壞活動的職業革命家，“阿波”也因此在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中建立起了聲望。這種合作關係一直維持到1998年10月：決心採取戰略收縮姿態的老阿薩德下令將奧賈蘭禮送出境。這位在美國和歐盟被列入恐怖分子名單的革命家於1999年初抵達肯尼亞，隨後就被土耳其情報機關和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誘捕。如今他被孤獨地囚禁在馬爾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島，將服刑終身。
牆上的“阿波”從此被定格在了他51歲時的面容，但庫工黨在敘利亞東北部的影響力並未就此消退。長達40年以鄉村社區為憑靠的鬥爭經驗在地中海和裡海之間造就了一個屬於庫工黨的灰色地帶，並且由於21世紀初中東世界的持續動盪，再度進入了活躍期。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後，庫工黨武裝人員重新進入敘利亞東北部，開始為羅賈瓦原住民的軍事和政治行動提供指導。由於庫爾德武裝將主要矛頭指向猖獗一時的“伊斯蘭國”，美國政府出人意料地容忍甚至鼓勵了這種擴張。儘管羅賈瓦政府從未公開承認庫工黨對他們的影響，但“阿波”的頭像和標註有PKK（“庫爾德工人黨”的縮寫）字樣的宣傳標語在北敘利亞已經隨處可見。新政權頒佈的一系列法令——從《土地改革法》到《婦女解放法》——也時時透露出庫工黨的左派意識形態色彩。
但對不同的群體來說，這場“庫爾德人革命”的意義依然是大相徑庭的。庫工黨希望藉助在羅賈瓦的活動，為自身贏得改善外部形象的機會，繼而利用土耳其國內政局的變化，爭取在母國獲得高度自治地位。為此，他們展開了近乎誇張的輿論宣傳，並公開招募外籍志願者投入北敘利亞的“民主試驗”。但對相當一部分本地平民來說，庫工黨不過是外來人：將近一個世紀的民族國家化歷程，已經使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三國境內的庫爾德族人在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乃至民生訴求上發生了相當顯著的變化。如果庫工黨的最終目標是回到土耳其去、為北方庫爾德人的自治地位而努力，他們在羅賈瓦推動的這場試驗，又能夠維持多久呢？
“由於不願被當作干涉他國內政的陰謀家，庫工黨在羅賈瓦必須依靠像穆斯塔法·巴里這樣的本地人。”在綠村兵營的院子裡，法新社攝影師朱塞佩·卡卡瑟（Giuseppe Cacace）帶著憤懣的語氣告訴我，“而這些人的作風和黑社會沒什麼不同。”既然庫工黨可以將羅賈瓦的民主試驗當作獲取國際聲望的工具，那些在戰前不過是一介平民、卻由於因緣際會擔任了“民主軍”關鍵職務的本地人當然也可以這麼做。綠村的每一個國際記者都知道，獲得最寶貴的獨家資訊是需要向穆斯塔法·巴里和他的弟弟行賄的：NBC買下專訪第一名“伊斯蘭國”投降者的報道機會花了3000美元，進入阿爾豪爾鎮（Al-Hawl）收容營的報價則是每天1000美元。公開的賄賂大概不屬於“阿波”的政治理想的一部分，但在2019年的羅賈瓦，它們的確同時存在著。
那一刻，我突然回想起18個月以前，法新社兼職記者馬希爾在大馬士革和我的一次對話。當時他說：“我完全清楚敘利亞對你們意味著什麼。這裡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販賣著權力、死亡以及各種關於人性的悲慘故事。外部世界的人來到這裡，拿走我們的故事，隨後將真實的我們遺忘了。”
又過了兩天，我在艾什沙法赫丘陵碰上了一個“民主軍”國際營招募到的28歲意大利女孩。她安靜地坐在土堤旁的草地上，抽著煙望著遠處。我走過去和她攀談，希望瞭解是哪種偉大理想把她帶到了羅賈瓦。
“沒有，完全沒有。”女孩回答得很乾脆，“在意大利我失業了，而羅賈瓦可以讓我體驗一種和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對庫工黨我所知不多，但我覺得自己在這裡從事的是一項有意義的事業。”
生者與死者
離開拉卡的路上，汽車突然折向了公路另一側的兵營。曼索爾的臉上露出了微笑：“不是所有記者都有機會和庫爾德人女兵做近距離接觸的。你的運氣不錯，明天是國際婦女節，今天拉卡的女兵訓練營對外開放。”
從踏上羅賈瓦土地的第一天起，隨處可見的“婦女保衛軍”武裝士兵便引起了我的注意。關於這些稚氣未消的年輕人，外界流傳著許多荒誕不經的傳說：她們都是同性戀者，不允許和男性戀愛成家；她們受過庫爾德工人黨宣傳人員的洗腦，對資本主義充滿仇恨；她們精通特工技巧，能孤身潛入“伊斯蘭國”控制下的城鎮執行偵察和爆破任務……但所有這些流言，在第一位女兵指揮官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便已不攻自破。那是個矮小敦厚的農家少女，臉上帶著樸實的微笑和紫紅色青春痘，一臉毫無戒備的神情：“我叫艾莎，卡米什利人。”
若不是附近頻頻傳來排雷部隊的爆破聲，拉卡郊外的這處女兵訓練營會更像是中學生的戶外拓展基地。30多名受訓女兵沒有一人年紀超過20歲，肩膀上掛著陳舊褪色的AK-47和做工粗糙的手雷，帶著好奇的眼神打量著幾名來客。曼索爾招呼她們和我們坐到一起，分享從卡米什利帶來的點心。“第一批庫爾德女戰士從2012年起就投入了對Daesh的戰鬥，是真正的精銳之師。但大部分女兵和這些年輕人一樣僅僅是新人。”艾莎向我介紹說，“新兵們需要在基地接受一個月的理論培訓，隨後是輕武器的使用、維護和步兵戰術教程。一般在半年之後，她們會被分配到不同州的前線部隊。由於對Daesh的作戰臨近結束，一批資深的‘婦女保衛軍’戰士已經開始復員。新兵們也不必再承擔危險的一線執勤任務，大部分時候會負責看守難民營和檢查站。”
2月13日，在阿爾豪爾的收容營，一名德國籍“聖戰士”遺孀正在照顧一名被彈片擊傷臉部的“伊斯蘭國”孤兒
儘管基地院牆外清晰可見“阿波”的宣傳畫，艾莎還是小心翼翼地否認了“婦女保衛軍”與任何外國政黨或外國援助有關：“沒有庫工黨，沒有外國人。一切都是庫爾德婦女自己的選擇：我們希望為這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做出貢獻，希望向全世界展示庫爾德婦女的勇氣和能力。”只有在談到“婦女解放”這個話題時，她從奧賈蘭那裡獲得的烏托邦主義的影響才會在不經意間流露出來：“我們並不打算模仿任何一個現實中的國家。即使是在美國和西歐，女性依然受到事實上的歧視和區別對待。我們要爭取的是全世界婦女無條件的平等和解放：現在用槍，將來用知識。軍營是我們探索庫爾德婦女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載體，這項事業不會因為羅賈瓦獲得自治地位就宣告終結。它會持續下去，直到永遠，直到全世界最後一名婦女也獲得解放。”
這是我所聽過的最富有感染力、也是理想和現實反差最大的宣言。它由一位不曾讀過大學、從未走出過自己出生土地的少女在北敘利亞一處簡陋的兵營內發出，卻超過了許多自詡為“女權主義者”的發達國家女性的認知水準。然而和火熱理想相伴隨的還有冰冷的現實：在和姑娘們稍作攀談之後，我很快發現投身軍旅僅僅是她們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在戰前的傳統庫爾德人社會，少女們往往在小學畢業後就失去了受教育的權利；她們會被匆匆安排出嫁，換取一筆或多或少的彩禮。僅僅是由於戰爭破壞了日常生活的秩序，並且“婦女保衛軍”願意為應徵入伍者的家庭提供物質補助和撫卹金，她們才被匆匆送入兵營，與步槍和手雷為伍。除非這個軍事烏托邦可以無限制地存在下去，否則一俟戰爭結束，少女們便將再度回到往昔的陰影中去。
3月8日婦女節這一天，“悍馬”車把我帶到了蘇塞鎮（Al-Susah）。這個在1月17日才被“民主軍”收復的小鎮距離巴古茲包圍圈只有5公里多，舉目皆是殘垣斷壁，居民逃散殆盡，只有“伊斯蘭國”的黑旗標誌依然遺留在院牆上。午休時間，女兵們在裝甲車上接上了音響，手挽手跳起了舞，並邀請我加入。四周的記者迅速架起了攝像機，拍攝這個富有象徵意義的場景。我卻心情複雜地想起了卡米什利的那片墓地：戰爭的殘忍之處在於，它毀滅生命一切的可能性，無分正義與否。而倖存者無論說出些什麼，都顯得格外蒼白無力。
2015年6月20日，兩名庫爾德“婦女保衛軍”戰士在剛剛被收復的邊境小鎮科巴尼執行警戒任務
“和我聊聊亞洲這片大陸吧，它有多少個民族？每個民族的宗教信仰又是怎麼決定的？”在蘇塞鎮的“民主軍”指揮部樓頂，守備連連長謝爾比央求我。戰前他是幼發拉底大學文學系二年級的學生，不過已經整整7年沒有摸過書本了。“在羅賈瓦取得準獨立地位之後，由大馬士革派來的大學老師們離開了代爾祖爾省。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重回校園的可能，如果有，我希望改學社會學或者人類學。我想知道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為何相互仇視，宗教對每個民族究竟又意味著什麼。但願這就是最後一仗，但願這一切終會有個盡頭。”
3月10日傍晚，當汽車重新行駛在“文明世界”卡米什利的街道上時，司機哈基姆搖醒了我。他用誇張的肢體動作指了指收音機，興奮地嚷道：“巴古茲！轟隆隆！”最後的進攻開始了。13天后，我在意大利同行瓦倫蒂娜·錫尼斯（Valentina Sinis）拍攝的一段視頻中又看到了穆斯塔法·巴里熟悉的圓臉，他在綠村兵營裡的一塊空地上向全世界宣佈：“敘利亞民主軍已經徹底消滅了所謂的‘哈里發國’，100%收復了‘伊斯蘭國’控制下的領土。在這個富有紀念意義的日子裡，讓我們向成千上萬的烈士致哀：若無他們的付出，勝利將永無可能。”根據“民主軍”前線媒體中心公佈的數字，在歷時一個月又兩週的巴古茲之戰中，庫爾德人武裝累計擊斃311名“伊斯蘭國”武裝人員，俘虜5000餘人，收容當地平民和“聖戰士”遺屬超過6萬人。與此同時，在阿爾豪爾收容營中，等待安置的老人和婦孺的數量已經超過了7.4萬人，依舊困坐在缺醫少藥、骯髒潮溼的環境裡。在巴古茲鎮周圍發生的一切只是一個休止符：戰爭或許已經結束，但距離和平尚有迢迢萬里。
（感謝Soran Qurbani、Valentina Sinis、Halan Akoy、Abdullah al-Aryan為本文提供的幫助。與巴古茲之戰有關的統計數據均由“敘利亞民主軍”前線媒體中心提供。應受訪對象的要求，文中出現的部分人名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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