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作”。1851年，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把这句话稍稍改动了一下，变成“愤怒出诗人”。我很认同这句话，当然前提是无视极少数几位逆天型的天才诗人。
从两晋南北朝开始，整个政治圈和艺术圈都渐渐变成了世族、门阀的小圈子。写诗的个顶个都是达官显贵、得志之人，他们又有几首佳作流传后世呢？此时诗歌已经越来越脱离百姓、脱离实际，甚至“宫廷诗”成了主流文化。
后来，隋文帝杨坚和他的熊孩子杨广，父子两代大搞诗歌改革运动；唐太宗李世民接过大旗继续搞，又是建立文学馆，又拉来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等重量级人物坐镇，每天开大会研讨诗歌创作，提倡“去兹郑卫声，雅音方可悦”，反对三俗和纸醉金迷的诗歌内容。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这几位皇帝为主导、以领导干部为主力的“全民K诗”运动都失败了。
这些人除了皇帝、王爷，就是宰相、尚书。都是得志之人。
真正引领唐诗走向辉煌的，偏偏是四位不得志的人:
王勃——给王爷当伴读书童，偶尔写写软文，结果没把握好尺度，被赶出王府。此后开始穷游，写出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杨炯——本来官就不大，他弟弟又参与了徐敬业造反，他受牵连被贬；
卢照邻——事业单位的事务员，还患了麻风病；
骆宾王——通缉犯，也参与了徐敬业造反。
四个不得志的人组成一个不得志的组合：“初唐四杰”，他们不会浮夸，诗中有傲骨，竟成为了时代潮流的引领者，这并不是巧合。
盛唐和晚唐则更不用说了。有孟浩然、王维这样仕途失意后寄情山水的，有杜甫这般穷困潦倒并为底层社会呐喊的，更有李贺因为父亲的名字“李晋肃”犯了“进士”的谐音而终生不许考进士的。
如果不被贬江州，白居易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白居易，当然也不会有《琵琶行》。如果不被贬永州，我们今天看到的柳宗元作品会减少七八成。这就如同后世的苏轼。
如果苏轼不被贬黄州，就不会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也不会有“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孤寂和“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豁达。
如果苏轼不被贬惠州，就不会有“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浪漫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豪气。
最后回到题主的问题上来，如果他们都一帆风顺，我们当然还能读到一些好诗，但题材恐怕太单调了些。
无非像苏轼的祖宗苏味道在正月十五那天一样，写“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的热闹景象；或是像孟郊金榜题名那天一样，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欢快心情。
这些固然是好诗。相当好。但如果整个时代的诗都是如此，就缺少了它应有的风骨和厚重感。我们今天所说的“唐诗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也就无从谈起。至于什么边塞诗、田园诗、怀古诗、送别诗，恐怕都成了宫廷诗。
借用金庸老爷子《白马啸西风》中的一句话：这一切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我偏偏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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