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教科書對二戰歷史是怎麼描寫的？同樣是戰敗國，日本學著點
眾所周知，德國作為二戰發起的策源地之一，在戰爭責任上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自１９４９年成立以來，德國政府在引導德國社會反思二戰歷史罪責上的努力有目共睹，中學歷史課堂則是對戰後出生的青年人進行引導的主陣地。
作為德國曆史教科書中最重要也是最敏感的章節，“納粹與二戰歷史”一章敘述的變化尤為明顯。今天小編就來給大家梳理一下德國半個多世紀來其對“二戰歷史”敘述發生的重大變革，進而探尋其背後隱藏的德國社會二戰史觀的變遷。
１９４９年聯邦德國成立之時，東西方冷戰已拉開帷幕。１９５５年德國加入北約，組建聯邦國防軍重整軍備，成為北約集團對抗華約組織的排頭兵。大量曾參加過蘇德戰爭、具有對蘇聯作戰經驗的納粹軍官被重新啟用委以要職，比如，１９５６曼施坦因擔任了國防部顧問。受時任阿登納政府復仇主義和反共政策的影響，５０年代的德國曆史教科書把西歐描述成反蘇反共的陣地，掩蓋德國犯下的戰爭罪責，甚至為戰爭歷史進行辯護。這種“冷戰思維”下的掩蓋和辯護，在對“戰爭過程”“戰爭罪責”和“猶太人大屠殺”的敘述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５０年代的歷史教科書普遍線性地記錄二戰的過程，其中對蘇聯和斯大林的詆譭是非常明顯的，把二戰的爆發和擴大歸咎於“國際共產主義”。蘇聯通過“五年計劃”以驚人的速度實現了工業化，“當內部的共產主義統治穩固以後，斯大林開始嘗試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與共產主義的世界革命觀交織在一起，逐步付諸行動”。“蘇德戰爭的起因也被描述為“在共同抵制英國的過程中希特勒與斯大林的互不信任”。
１９５６年的教科書沒有記錄蘇德戰爭中殘殺戰俘和平民的暴行，卻大段描述了德軍士兵在斯大林格勒遭受的痛苦與損失。教科書試圖說明，如果德國在蘇德戰爭中的戰略更高明一些，對佔領區人民更溫和一些，那麼勝利就唾手可得，表現出對“失去的勝利”的惋惜——這也跟現在國內互聯網上某些人的想法如出一轍。
５０年代逃避式的歷史教育沒能徹底清算德國社會中的納粹思想餘毒，１９６９年社會民主黨擊敗已掌權２０年之久的基民盟上臺執政，新任聯邦總理勃蘭特（就是向猶太人紀念碑下跪的那位）在二戰歷史問題上採取了更加積極而嚴肅的立場。
基於這種背景，７０年代德國的歷史教科書在兩個方面出現了重要變化：對希特勒獨裁統治和“猶太人大屠殺”的全面揭露和批判。在“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一章中，教科書以“政治自由的終結”“為軍事服務的經濟”“集中營”“對教會的控制與迫害”為標題對戰爭罪行進行了敘述。
儘管７０年代的教科書相比５０年代已有了巨大進步，但其缺陷也是明顯的，即“承認德國犯下的罪責，逃避德國人犯下的罪責”。自６０年代針對奧斯維辛黨衛軍軍官的“奧斯維辛審判”之後，西德社會長期流傳著一種“清白國防軍”的輿論：集體罪責都歸於黨衛軍的看守部隊（骷髏隊），把他們同其他部門，甚至同黨衛軍和警察區分開。
１９９０年德國統一後，以“新納粹”為代表的極端右翼勢力沉渣泛起，他們發動了多起針對外國人的暴力襲擊，積極尋求擴大政治影響力，許多青年人受到蠱惑甚至加入其中，這引起了德國主流社會的強烈不滿。
為了抵制種族思想的死灰復燃、促進中學生對主流歷史觀的認同，聯邦政府從教學內容和方法上對歷史教科書中的“二戰歷史”進行了大刀闊斧地改革，本世紀前１０年的歷史教科書中集中表現為：推動對猶太人為核心的戰爭受害者的同情與關注、引導對德意志民族“集體罪責”的反思、推進學生主動探尋二戰歷史的實踐教學。
相比７０年代教科書中“逃避德國人犯下的罪責”，前１０年教科書中進步最顯的就是，無情揭露了國防軍和德國民眾在二戰期間犯下的罪行，並在此基礎上引導學生對德意志民族揹負的集體罪責進行反思。
歐洲的德國能夠坦誠地承認自己的罪行並加以反思，力求在未來不要再出現戰爭。而同樣是戰敗國，亞洲的日本卻一直在歷史問題上曖昧不清，在諸多問題上一直死鴨子嘴硬，它可真應該向德國學習學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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