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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以穩預期的減稅助力中國經濟》
作者 |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圖片 |網絡
“六穩”中穩預期最重要
當前整個宏觀經濟已出現明顯下滑，我們對於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這不是說財政政策不積極，只是當前的問題要從基本面來判斷兩大政策。財政政策是很積極，但是在傳統軌道上的積極，比如地方大量隱性債務怎麼來的？要改變財政政策的方式，不能一味地讓地方更積極。當前的困惑是怎麼調整在傳統軌道上運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靠傳統理論支撐的政策思路已經走不下去了，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應當有新的政策，新的政策應當有新的理論支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追求高質量發展，這就表明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在調整政策軌道。
關於減稅降費，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經濟座談會上反覆強調，要實質性減稅、實質性降費，這顯然是有所指的。通過對國家這些年來的減稅降費初步地做了一個梳理，從減稅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有三種類型的減稅。
一是擴內需的減稅，二是降成本的減稅，三是引導預期的減稅。這三種類型的減稅也可以指三種效應，減稅可能有擴內需的效應，可能有降成本的效應，可能有引導預期的效應。三層效應也可以理解為三種政策目標，一個是擴內需的政策目標，一個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標，一個是引導預期的政策目標。所以三種類型、三種效應、三種政策目標，之間有內在的邏輯關係。
從政策目標來看，不同時期的政策目標是不一樣的，所以減稅的效應也相應地是不同的，所呈現出來的減稅類型也是不一樣的。過去主要是需求管理，選擇的類型更多是擴內需的減稅，之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選擇的減稅類型是降成本的減稅。我認為，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預期不穩，所以引導預期應當是首位的政策目標。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六穩”，我認為穩預期是最重要的，其他“五穩”都是以穩預期為前提的。當前恰恰是預期不穩導致了投資、消費以及進出口的下降。當然還有很多非常複雜的因素影響，但是各種各樣複雜的因素都轉化為預期的問題，所以當前的宏觀政策目標應當是穩預期。
減稅政策應轉向引導預期
不同類型的減稅，其實操作手法是不一樣的。當前的形勢，我認為不能僅僅滿足於擴內需和降成本的減稅，現在應當轉到引導預期的減稅，然而引導預期的減稅操作上更為複雜。因為跟預期有關的是預期利潤，只有對預期利潤產生影響才能真正的引導預期。減稅基更適用於以降成本、擴內需為目標的減稅，但無法有效引導預期，而降稅率則更容易引導預期。首先，減稅基的政策文件更為複雜，難以讓大多數人及時瞭解稅收優惠政策，信息不對稱導致一些企業沒有享受到優惠；其次，減稅基在徵管過程中有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存在主觀判斷，導致減稅讓很多人的獲得感不強，從而無法有效引導預期；最後，減稅基是有期限的，到期限後是否繼續執行的主動權在於政府，而降稅率屬於稅制要素的變化，經過法定程序後的確定性程度很高。
減稅政策的操作必須緊緊圍繞如何有效引導預期。首先，從稅基式減稅轉為稅率式減稅，因為稅率式減稅透明度高，能夠有效引導預期。此外，徵管能力變強後可以為降稅率提供空間，為稅率式減稅提供條件。營改增以後稅收流失的空間被壓縮了，稅收徵管能力增強。我們可以轉向之前提出的簡稅制、低稅率、寬稅基、嚴徵管的稅制模式。因為在徵管能力提升的條件下，就算降低稅率也會收到同樣多的稅，寬稅基也同樣可以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從社會心理的角度看，降稅率的心理效應要更大，可以更好引導預期。現在的減稅要從過去做“包子”的方式改成做“披薩”的方式，要擺在明面上來，這樣才能真正引導預期。其次，從特惠式減稅轉向普惠式減稅。因為普惠式減稅相比針對部分行業、企業更能有效引導預期。最後，從零碎的減稅到一次性到位的減稅，累計式的減稅付出的真金白銀總量並不少，但獲得感不強，預期引導效應弱。
當前條件下，我們對政策目標必須要有一個新的認識。在引導預期時，不僅僅是對投資者，還包括消費者。現在個人所得稅的減稅政策影響消費者心理，有一定的引導預期的作用。不過，從整體看，任一個政策的效應都是邊際效應，減稅的政策效應也是如此，必須通過財政、貨幣等各項政策協調，甚至政策與改革有機地結合，才能形成整體的預期引導效應。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53期第1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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