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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以稳预期的减税助力中国经济》
作者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图片 |网络
“六稳”中稳预期最重要
当前整个宏观经济已出现明显下滑，我们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这不是说财政政策不积极，只是当前的问题要从基本面来判断两大政策。财政政策是很积极，但是在传统轨道上的积极，比如地方大量隐性债务怎么来的？要改变财政政策的方式，不能一味地让地方更积极。当前的困惑是怎么调整在传统轨道上运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靠传统理论支撑的政策思路已经走不下去了，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应当有新的政策，新的政策应当有新的理论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高质量发展，这就表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已经在调整政策轨道。
关于减税降费，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反复强调，要实质性减税、实质性降费，这显然是有所指的。通过对国家这些年来的减税降费初步地做了一个梳理，从减税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有三种类型的减税。
一是扩内需的减税，二是降成本的减税，三是引导预期的减税。这三种类型的减税也可以指三种效应，减税可能有扩内需的效应，可能有降成本的效应，可能有引导预期的效应。三层效应也可以理解为三种政策目标，一个是扩内需的政策目标，一个是降成本的政策目标，一个是引导预期的政策目标。所以三种类型、三种效应、三种政策目标，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政策目标来看，不同时期的政策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减税的效应也相应地是不同的，所呈现出来的减税类型也是不一样的。过去主要是需求管理，选择的类型更多是扩内需的减税，之后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选择的减税类型是降成本的减税。我认为，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预期不稳，所以引导预期应当是首位的政策目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六稳”，我认为稳预期是最重要的，其他“五稳”都是以稳预期为前提的。当前恰恰是预期不稳导致了投资、消费以及进出口的下降。当然还有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影响，但是各种各样复杂的因素都转化为预期的问题，所以当前的宏观政策目标应当是稳预期。
减税政策应转向引导预期
不同类型的减税，其实操作手法是不一样的。当前的形势，我认为不能仅仅满足于扩内需和降成本的减税，现在应当转到引导预期的减税，然而引导预期的减税操作上更为复杂。因为跟预期有关的是预期利润，只有对预期利润产生影响才能真正的引导预期。减税基更适用于以降成本、扩内需为目标的减税，但无法有效引导预期，而降税率则更容易引导预期。首先，减税基的政策文件更为复杂，难以让大多数人及时了解税收优惠政策，信息不对称导致一些企业没有享受到优惠；其次，减税基在征管过程中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主观判断，导致减税让很多人的获得感不强，从而无法有效引导预期；最后，减税基是有期限的，到期限后是否继续执行的主动权在于政府，而降税率属于税制要素的变化，经过法定程序后的确定性程度很高。
减税政策的操作必须紧紧围绕如何有效引导预期。首先，从税基式减税转为税率式减税，因为税率式减税透明度高，能够有效引导预期。此外，征管能力变强后可以为降税率提供空间，为税率式减税提供条件。营改增以后税收流失的空间被压缩了，税收征管能力增强。我们可以转向之前提出的简税制、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的税制模式。因为在征管能力提升的条件下，就算降低税率也会收到同样多的税，宽税基也同样可以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降税率的心理效应要更大，可以更好引导预期。现在的减税要从过去做“包子”的方式改成做“披萨”的方式，要摆在明面上来，这样才能真正引导预期。其次，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因为普惠式减税相比针对部分行业、企业更能有效引导预期。最后，从零碎的减税到一次性到位的减税，累计式的减税付出的真金白银总量并不少，但获得感不强，预期引导效应弱。
当前条件下，我们对政策目标必须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引导预期时，不仅仅是对投资者，还包括消费者。现在个人所得税的减税政策影响消费者心理，有一定的引导预期的作用。不过，从整体看，任一个政策的效应都是边际效应，减税的政策效应也是如此，必须通过财政、货币等各项政策协调，甚至政策与改革有机地结合，才能形成整体的预期引导效应。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3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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