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火先生

歷史不是選擇了儒家或者法家，沒有為什麼，也不是某些帝王個人的喜好，只是選擇了最適宜的，適者生存而已！法儒實為一家，法儒之爭其實就是一場門內兄弟之爭！

01.

法家思想的起源

法家思想先驅可追溯到商朝。經齊國的管仲、晉國的郭偃、鄭國的子產等人。他們頒佈法令與刑書，改革田賦制度，促進封建化過程，成為戰國時期法家學派的思想先驅。管仲和子產既強調法制， 又重視道德教化。

管仲在《管子·牧民》裡的富國強兵觀點：“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其以富國強兵為己任，法家不但提出理論觀點，更是講究入世行動。其思想也是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可以說是符合任何一個渴望爭霸的君主的思想。其後秦國一統六國就在於此。

荀子，戰國末期人，儒學大師！！！以孔子思想的繼承人自居，更是法家的開創者：韓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在人性善惡的主張和孟子的性善論硬剛，反對孟子提出的性善論，認為人性本惡，性善是教化的結果。

02.

法家性惡論！——荀子認為，人對物質生活的天然欲求是和道德禮儀的規範是相互衝突的。在他看來，所謂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天然而有的。表現為“飢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認為人是天地自然本性的抽象表達。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紛亂理而歸於暴”。所以說人性是“惡”，而不是“善”。

後天的環境的教育對人性的改造起決定性的作用。他認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堯舜之與桀蹠，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惡，後天的賢愚不肖的差別是由於“注錯習俗之所積耳”。通過人後天的主觀努力，“其禮義，製法度”，轉化人的“惡”性，則“塗之人可以為禹”。“性惡論”是一切法家思想主張的基本出發點，這與法家的施政主張是一致的。

03.

儒家的思想起源

儒家是孔子所創立、孟子所發展、荀子所集其大成。儒家源自於周朝禮樂制度，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輕徭薄賦，重義輕利，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富有理想主義精神。

孔子在《論語·季氏》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西周統治者用周禮來鞏固、加強其統治。孔子治魯，其後國滅。《資治通鑑》漢高祖劉邦入關與秦民約法三章：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其後蕭何廢除了秦律中很多殘暴苛刻的法律，而將一些有利於社會統治的法律保留，大部分秦法被完整的保留沿用，制定了漢朝的法律——《漢律》。可以看出，時代的不同需要不同的統治方法，而非一味地遵從舊制。漢武帝時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不過是名為儒，實為法儒結合。

04.

儒家隆禮重法！——在荀子看來，人的天然本性是追求利慾的，而禮的作用則在對人的利慾的無限追求作出限制，二者之間不免有衝突。為了確保公共秩序的正常運轉，禮的遵循不免要訴諸於一種強制性。由此，“禮轉為法”。對禮法、王霸之爭，荀子提出了“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命題。

其含義兩點：（1）禮法並舉、王霸統一。他認為“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修百姓寧”（《成相》）“禮以定倫”，法能“定分”，二者可以相互為用。只是法的特點表現為通過賞罰來維護等級秩序。（2）禮高於法，禮為法之大本。只講法治，不講禮治，百姓只是畏懼刑罰，一有機會仍會作亂。他把“法治”稱為“暴察之威”，“禮治”稱作“道德之威”。法治至其極也不過為“霸”，而不能成“王”。

可以說荀子雖然是儒家思想大師，但是其思想觀點的現實主義傾向更貼合法家。戰國末韓非不過就是對先驅者思想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商鞅學以致用奠定秦國強大的基礎。

當今更是以法治國，依法治國。法者，天地萬民之基也！

2019.04.22

注：

大運東方

表面上，這似乎是一個常識：中國歷史從漢武帝時代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成為國家統治學說。可問題哪會二二得四這麼簡單。

實際上，中國製度與思想的“頂層設計”，一直都是“外儒內法”、“儒皮法骨”、“王霸雜用”。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一類的話，大家聽聽就好啦。

倘若真完全靠什麼論語孟子、“十三經”宋明理學那一套治理國家，恐怕我們早已“被髮左衽”、亡國滅種了。

從儒法的思想淵源看，孔子以後，儒分為八，“法家”本身就可以說是從“儒家”那裡分家，然後自立門戶自成一派的思想系統。

我們都知道，法家老祖宗是韓非和李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卻又是儒學大師荀子的嫡傳弟子。過去，一般都聲討他們是儒家的叛徒，但是，從另一個層面想，這幾個人，不但不能說沒有繼承荀子的儒學遺志，甚至可以說是將儒學另闢蹊徑發揚光大的。細究起來，他們是不過就是將“儒學”中“術”的一面闡發殆盡，什麼仁義禮智信等等華而不實的修身理論、口水鼓吹暫且放下，轉向權力威勢、政治謀略與嚴刑峻法的制度設計。所以，歷代都有人說，儒法之別，一牆之隔，存乎一心，“性善即儒，性惡即法”。

就我個人的理解，未嘗不可說是聰明絕頂的李斯、韓非他們，在實際政治操作過程中，發現了儒學的漏洞思圖補偏——畢竟在他們之前的孔子孟子荀子這些人，說好聽點是“大師”，說白了都沒啥現實施政經驗，多半是純粹坐家裡吹牛逼的“空想家”。

而讓李斯他們在思想上徹底不信任過去儒學而與之拜拜的核心原因，可能就在於他們“發現”了一個“中心秘密”：人的本質根本不是“性善”的，而是惡的。這一點，我們讀西方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就能對照的上，也會有所啟發。馬基雅維利有點像我們的法家人物，一直被稱為“邪惡政治導師”，可看他自白，他又何嘗不想禮義治國和諧家園，但是他發現，人的本質就是惡的，任何搞政治的人都會發現，他是處在一個大多數人都不是善良的世界裡，要保護自己、要鞏固政權，聰明的君主的行動就有必要“與真理相反，與博愛相反，與人道相反，與宗教相反”，歌頌強者、宣揚暴力，不擇手段，“權力作為法的基礎”，而“法是統治的權杖”。完全儒家那套烏托邦，“不是臣妾不想，而是臣妾做不到呀”！

因此，他直接說，統治者如果只會依照道德主義者——比如我們的儒家，所鼓吹的那些善良品質行事，只會身死國滅，淪為笑話。

從國家治理的現實層面看，中國的治國之道，從來都是或外儒內法，或儒法相濟。即便是後來的社會，既獨尊德國主義，又高抬依法治國，還是這種歷史邏輯的現代反映。

如果真的要一句話籠統歸納儒法思想異同，可以說，儒家重在“人治”，法家落於“法治”。而任何一個國家的治理，不用講很多道理，智商平均線想都可以明白，國家要長治久安，其實就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人治”與“法治”，不可偏廢，相扶相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也是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得以不倒的保證。

所以，像中國的漢代，是立太學、設儒官，用儒學那一套“人治”去教化子民兼達洗腦功用，但是也不會偏廢重用張湯、趙禹這樣的酷吏，制嚴律定酷法，比如用“見知法”那一套“法治”，讓官民馴服，屈受奴役。這是“一陰一陽謂之道”。

即便是現在的英美諸國，以法治主義享譽世界，但是你敢說他們的國家治理層面，完全摒棄“人治”因素了嗎？肯定不是。因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普世真理，我甚至覺得這是《孟子》裡最有價值的一句話。

從儒學發展本身的脈絡來講，他們那一套理論主要還是“心性學說”，後來歷代儒生，腦子不漿糊的，不論是心繫天下的布衣思想家，還是當國柄政的實際操盤手，都是考慮反過來汲取法治的治理經驗。

可以說，即便是儒家的徒子徒孫，也都並不都是迂腐書生，只會瞪著兩隻高度近視眼眼睛搖頭晃腦讀死書，他們中的聰明人，很早就明白了這一點。表面上，儒家最講“仁政”，但是如上所述，他們的宗師孟子早就說過“徒善不足以為政”，同時又說“徒法不能以自行”。他的意思其實很明顯了：個人修身可以講“仁”，但是一旦到了國家治理層面，就必須行善政與行法令結合起來。

到了推行“獨尊儒術”的董仲舒那裡，這一套路說的更加赤裸裸。比如，他的名篇《賢良對》、《災異對》、《春秋繁露》等，但凡真有讀過一遍的盆友就會心領神會：他說的那一堆“治國大略”與核心宗旨，有點雲蒸霧繞，表面上是儒家的東東，但倘若不是真書呆子，仔細品讀，其實一眼可以看穿。

他所說的，本質上都是法家的思想，他要搞的“方針大要”，其實就是儒法合一、外儒內法，在“仁義”與“權變”的幌子下不擇手段、為所欲為。

所以，我特別讚賞毛先生那句話：“百代都行秦政制” ，真孤光自照，一眼看穿兩千年曆史煙霧彈。其實，歷代統治中國之人，其實都心知肚明，口非心是，可做不可說而已。

從歷史實際事例上看，儒家學說搞個體修身、思想控制還可以，真的純去施政， 被罵成狗的王莽，可能真是歷史上唯一的天真爛漫單純小可愛，還真可能被洗腦成功了，似乎真的信了這一套表面的主義學說，一心要照搬“儒家經典”裡講的那一套去治國平天下，結果拖了15年，天怒人怨，天下動盪，不但國家難以為繼，墮入萬丈深淵，連自己的首級都被張掛在集市上，屍體被群眾免費分吃。

因此，從這個血淋淋還被後人當成狗血談資的事例可以看出，真要拿儒學一套治國，其實堅持不了20年都會山崩海嘯，萬劫不復。它也許還可以告訴我們：歷史是選擇了儒家還是法家，不過就是選擇哪個工具好用，其實都和我們這和屁民沒啥關係，有些冠冕堂皇的話，一笑而過即可，不要喜當阿Q。

要知道，阿Q這樣的愚民，是永遠做不到趙老太爺的，他的智商就已經決定，他只配上斷頭臺，這是他的宿命。我們是阿Q，儒法也是阿Q，誰不是，我不知道。

2018，11，8，午後，偷閒

劉愚愚

好玩的國學回答的問題，既好玩又有趣。

不管你是否承認，儒家思想確實是中國傳統的主流思想，是已經深入到中國人骨髓的一種主流價值觀。不僅是中國人，就是在整個東亞文化圈，都是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我們的一言一行，其實都滲透著儒家文化的影子。可以說，儒家文化是數千年來，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自然選擇，是一種官方的主流的意識形態。

但是一種治國方略，是根據時代的歷史的變化而變化的，並非是一成不變的。在某個時期，可能採用不同的治國方略。比如秦國自運用了法家的商鞅變法之後，運用法家的治國理論，迅速強大起來，短短二十多年便統一六國。但秦朝使用韓非子和李斯的法家思想治國，嚴刑峻法，焚書坑儒，短短十幾年就煙消雲散。

漢朝建立，最初使用黃老道家的無為思想，讓老百姓休養生息，漢朝的前期，造就了一個強大的帝國。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表面上是運用了儒家的思想，其實是對先秦儒家的一種自我否定。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君權神授、陰陽等思想中，其實是儒家、道家、法家和陰陽家的思想，不過是以儒家的名義存在而已。

中國歷史上的各個朝代，其實是靈活運用了各家的思想，從來都是表面上是儒家，一手軟，內裡面是法家，一手硬。軟的一手講究道德教化，硬的一手講究強化君權，使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兩手都硬。這就是眾多學者所說的陽儒陰法的觀點。

所以，不能說歷史選擇了儒家，也不能說歷史選擇了法家，而是歷史選擇了儒法兼治。

儒家和法家的區別，其實是建立在對人性的不同假設上的。

儒家思想特別是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人可以通過內心的自省成為善人，即使是有法家思想影子的儒家大師荀子，縱然他相信人性是惡的，但是仍然相信，通過教育和學習，也可以讓人變得善良。在這種人性論思想的指導下，儒家認為，治理國家的原則是德治，是善治。因此，主張個人要修養道德，在國家的治理上，要實行以德治為主。

但是，儒家並不是不強調法治，儒家也並非全是戰戰兢兢的在君主面前俯首帖耳的順民。孔子就說臣子和君主之間應該是以禮相待，而孟子更是石破天驚地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認為，“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

孟子同時認為，治理國家，光有德治不行，光有法治也不行，而是要德治和法治相互配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先秦儒家並非像現在很多人誤解的那樣，是君主的幫兇，是統治者的走狗，是毒害中國人心靈的壞蛋。

不過，儒家的禮的思想，卻又成為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額內在邏輯。禮不是禮貌，不是彬彬有禮，而是一種上下尊卑老幼的等級秩序。這也成為君主統治百姓的理論依據。

事實上，在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中，歷代王朝確實是這樣做的。他們用儒家收攏人心，用法家鞏固君權。

法家的理論是建立在人性自私的基礎上的。既然人性是自私的，那麼在有限的資源面前，人必須要相互鬥爭，以保證自己的生存資源。既然如此，用道德要約束人的行為，那肯定是不可能了，那麼就必須用嚴刑峻法的外在的力量，去規範人的行為。這就是法家的理論邏輯。

如果我們把古代的法家思想，等同於現在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對法家思想的誤解，甚至有故意美化法家思想的嫌疑。因為，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君權。法家強調君主應該運用“法”、“術”、“勢”三者的運作來控制臣下，並實行配套的國家政策管治方針，以強兵富國成達戰國君主霸業為中心要則。因此法家思想又稱為霸道，或可稱為“帝王之法”。

法是“法制”，以嚴刑峻法管治國家百官百民，有功者重賞，有過者則重罰；

術是“權術”，國君要有謀略，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駕馭臣下，對付政敵，以彰顯與保持權力地位；

勢是“權威”，國君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與權力，才能駕馭臣下。

從這一點來看，法家思想是站在人性惡的基礎上，以暴制暴的思想，這個思想顯得有些陰暗，有些陰謀詭計的意思。所以說統治者們不好大鳴大放地運用，只好是偷偷的運用。因為按照法家思想的核心是維護君權，有哪個笨蛋君主不想借助法家思想，來統治萬民，鞏固自己的權力呢？但儒家的優勢在於，始終是關於人的哲學，是關於人如何自立的學問，這個就特別貼近人的心理需求。儒家倫理學上儒注重自身修養，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謂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儒家的王道的理想設計中，對統治者也有嚴格的要求，他們要求統治者仁政愛民，“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要實現王道。這些都是美好的理想。所以，統治者也不想讓自己始終扮演吃人的大灰狼的角色，因此，必須推行表面上儒家，內裡是法家的治國理念。

所以，不是歷史選擇了儒家，而是實質上是法家的統治者，假裝選擇了儒家。

好玩的國學

相信大家都聽說過一句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各家都有自己獨特的思想學說。到了西漢時期，漢武帝採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家思想，摒棄其他各家學說，被後人稱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自此儒術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

那麼，真的如本題所言，歷史選擇儒家而摒棄了法家嗎？其實並非如此，因為中國的統治之術從秦朝以來便是“陽儒陰法”，即表面上尊奉儒家，實際上實行法家那一套。

儒家與法家的區別，在於他們對人性的預設不同。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只不過由於現實的誘惑太多，引起了人的慾望，帶壞了人心。儒家相信，只要經過正確的教育，任何人都可以變成好人。所以儒家重視對民眾的教育，重視個人的能動性與價值。

儒家認為，君主和臣子直接雖然有地位的尊卑差別，但卻不是赤裸裸的奴役與被奴役，而應該保持一種和諧的關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要求君主像君主的樣子，然後才是臣子有臣子的樣子。孔子認為，統治者自身行得正，哪怕不下命令百姓也會追隨你；相反，如果統治者自身不正，哪怕下了命令，百姓也不會遵從。孟子認為，君主善待百姓，讓百姓能吃飽穿暖，百姓就會追隨君主，戰無不勝；如果君主剝削壓榨百姓，百姓就可以反抗君主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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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則認為，人性本惡，人人都是為利而相互算計、相互傾軋。比如韓非子說，哪怕是父母與子女之間，也是利益關係，沒有什麼親情。所以法家重視用法令賞罰去約束和規範民眾，讓人成為君主統一天下的工具。

韓非子指出，君主要掌握三種工具：法、術、勢。法即公開的法令，術是不公開的權術，而勢則是君主尊貴的地位。君主只有同時掌握了這三者，才能統御臣民。所以法家的統治術主要是三點：首先，塑造君主的絕對權威，把權力集中於君主之手；其次，頒佈法令，獎賞那些君主鼓勵的行為，懲罰那些君主反對的行為，就能讓百姓服服帖帖的聽君主的話；最後，君主還得學習帝王心術，用種種權術手段來調教大臣們，比如在兩派之間居中制衡，拉一派打一派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法家的方法是效率很高的，他們利用里人心的弱點，即趨利避害變成了忠心耿耿的奴僕，甚至是機器。這比只注重道德說教的儒家不知高到哪裡去了。所以採納了法家學說的秦國以虎狼之師席捲天下，掃滅六國，最終統一中國。

法家那一套確實有用，但是也有很大的問題。法家只用賞罰來規範百姓的行為，就抹殺了百姓的道德感，把百姓變成了只知趨利避害的動物，即孔子所說的“民免而無恥”。百姓能因為利益而服從命令，就能因為利益而犯上作亂。而且法家強調君主的權威，又用法、術來捍衛君主的權威，這就給了君主以濫用權威的機會。如果君主是有為的明君還好，如果君主是無道昏君，就會肆意奴役、壓榨百姓，讓百姓不堪重負，揭竿而起。其實，秦朝二世而亡，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年劉邦進入關中，受到了關中父老的歡迎，說明就算是秦國人也早已不堪忍受皇帝的剝削了。

所以後來的統治者們都學乖了，他們繼承了法家的政治學說，這被稱為“帝王之術”。但是他們又為法家的制度披上了一層儒家的外衣。一方面，統治者用改造過的儒家思想，如三綱五常，給百姓洗腦，讓他們自覺維護君主統治，不願犯上作亂。另一方面，君主又號稱自己遵守著儒家的教誨，以仁愛治天下，勤政愛民。

回到題主的問題：歷史真的選擇了儒家而不是法家嗎？當然不是。統治者們只是在表面上尊崇儒家，但實質運用的還是法家的統治之術。所以朱元璋見到最純正的儒家思想——孟子的學說後，會大發雷霆，認為孟子鼓勵百姓犯上作亂。因而朱元璋把孟子搬出了文廟，還命令大臣刪去了《孟子》一書中批評君主的那些言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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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露居士

儒家最終能成為獨尊地位，和解決了帝王合法性難題有關，逼迫統治者不得不選用儒家學說。

漢朝面臨的特殊歷史難題

儒家是在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間取得了獨尊地位，在此之前一些有治國理想的學說也曾得到過統治者青睞。比如秦國時看重法家，但最後卻短命而亡；再比如漢初曾經看重黃老無為，但結果卻是外有匈奴、內有叛亂。這些有治國理想的學說不是沒有價值，也不是沒有機會，但實踐來看都失敗了。所以儒家的成功不是偶然，而是真正的智慧。

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從漢朝開始，中國帝王合法性的問題開始出現。秦和秦以前的各個時期，不論是名義上統一的中央政權，還是地方上獨立的諸侯政權，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即他們的祖先很多都曾經是天下共主，再不濟也是一代顯貴。所以無論是秦也好楚也罷，誰最終統一了天下都一樣，不會存在帝王合法性的爭論。但漢不同，高祖劉邦起身亭長而終有天下，徹底改寫了歷史格局，那也留下來一個急需解釋的問題，劉邦憑什麼能坐皇帝。這個解釋要是不合理，那豈不是說明皇帝誰都可以坐了？天下必然不穩定，這也是漢初階段短短半個世紀叛亂不斷的根結。

各家如何解決帝王合法性

漢初信奉黃老，以為修生養息，百姓安定了自然會擁護統治者，但異性王叛亂、七國之亂等等的內亂爆發，證明了這是不可能的。

陰陽家用五行學說來解釋漢代秦的合法性，但水徳、土徳、火徳糾纏不清，漢朝到底是屬哪一德，到最終也沒有定論。所以也是失敗的。

這個時候董仲舒代表儒家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他提倡“天人感應”等一系列學說，皇帝是天子，自然是天帝決定的。所以，有人反對漢朝統治，那就是在逆天。逆天的人怎麼辦？天下共誅之。這個方案的提出可謂把統治者推到了至高地位，也徹底解決了漢代帝王合法性的問題。可以看到，後世改朝換代都是要有點天兆的，和此有密切關係。

儒家為何在歷代都能萬世獨尊

儒家的這個方案一提出來，就註定和統治者綁在了一起。儒家必須要有施政平臺才能實現理想，而不論哪個統治者都必須尊崇儒家作為自己的思想基礎以維護政權合法性，反對儒家思想無異於自掘墳墓。

其實最初階段的諸子百家的出現不是一場思想的分裂，而是一場各種學說的交融。兵家吳起曾是儒門弟子，荀子能教出來韓非、李斯兩個法家代表人物都可以看出來。但是後來天下一統，急需一個統一學說的時候，各家就開始分裂了。儒家的聰明就在於認識到了根本，沒有任何一個學說可以單獨撐起一個大一統王朝。所以董仲舒的改造，讓儒學填充進了各家之長。“外儒內法，儕之以道”，表面上是儒家獨尊，實際上是各個學說的人才一同得到了治國的實惠，這樣的儒學自然會被推到臺前來享受獨尊地位了。

待曉兒

中國為什麼會選擇儒家？職業反儒，不服來噴。

華夏本有一次，與全世界一較高下的機會，也有一次屹立於真正的世界之巔的機會。

那就是法家約束，以秦墨興盛科技下的大秦，以下舉幾個栗子。

問:你痛恨碰瓷嗎？你又痛恨見死不救嗎？如果你痛恨，GOOD。

大秦律:如有誣告陷害者，反坐，意思就是，你如果蓄意捏造事實，誣陷他人，將要受到與此相符的懲罰，你訛詐我10萬，你就要賠償十萬給我。

大秦律:百步之內，見死不救，當貲二甲”。意思就是距離一百步內的人，如果見死不救，就要罰兩幅甲具，盔甲在古代從來都是昂貴的代名詞，兩幅按現代來說就相當坦克的裝甲的價值。

問:你是否痛恨，有錢有權者，即便犯法也能脫罪，逍遙在法外，GOOD。

大秦律: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秦國自商鞅變法之後就一直法律森嚴，秦孝公的哥哥觸犯秦法以為不用受罰，最後還是被削了鼻子不得不一直帶著面具，自那之後秦法的莊嚴性就已經深入人心了。

問:你是否對華夏科技毫無建樹，只有技術而困惑不解？GOOD！

根據考古發現，尤其兵馬俑的出土，大秦武器已經制式化，標準化，有切實可信的證據表明，其兵工廠，已經實現了流水作業的標準化而這就超越西方2000年不止，具體可以觀看央視紀錄片《復活的軍團》。

問:你是否對法家治下的大秦印象中就是殘暴不仁，秦始皇及其先王就是依靠殘暴來統治國家？GOOD！

央視紀錄片《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有詳細介紹，不多贅述。儒家噴子看後在噴，以免貽笑大方，有辱孔老二。

那麼再來說說，華夏為何選擇儒家。

自漢武帝有董仲舒起，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試問華夏殘害百家者是誰？是焚書的始皇還是儒家？華夏處道、法兩家外，其他璀璨的智是被誰扼殺的？如果是大秦，那漢武時何來百家？

宋，程朱理學，扼殺人性，尤其是對婦女的摧殘，底層向上，成了大逆不道，你就該是農民，就該是奴僕，想向上可以呀，必須讀我的四書五經，成為儒家的奴隸。

明，雖未有“鴻儒”出現，但黨同伐異，造成了延續後世的華夏內鬥，可謂歎為觀止，硬生生把一個朝代玩沒了。

清，這就不說了，我想起在就是一句MMP，這是儒家最噁心，最齷齪，最無恥的時代。

讀者所能閱覽至此，可成有獨立思想之人。

以上對比，不難看出，選擇儒家是統治者的需要，他需要一種能夠保證即便接班人是白痴無賴的混蛋，也可以優越的過一生的的學說，而不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學說。

權貴們也需要一種能夠保障自身的學說，哪怕自己幹了再混蛋，再齷齪的事也可以逍遙法。而不是乾點啥就走了嗎掉腦袋的學說。

懦弱者也需要一種解釋，來來開脫自己的懦弱無能，“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這句話太好了，哪怕最初是另一種解釋。而不是，鐵血大秦，憑實力憑智慧來保證生存。

縮頭烏龜們，更可以需要一種學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樣就可以為自己的無能提供完美的藉口。

進化後的現代儒家，哈哈哈，其實可以成為《懦弱無恥卑鄙無恥之徒大聯盟》。

即便孔老二最初的想法是好的，也經不住後世的往壞裡帶。

儒家給膽小懦弱無能齷齪無恥混蛋之徒，提供最好的保護傘，什麼大一統，什麼大團結，這些人有什麼好統一的，又有什麼好團結的，殺殺殺殺殺殺殺。

人生越留戀越痛苦

歷史最終既選擇了儒家，又選擇了法家。

所謂的儒家，在不同的時代是不一樣的。以先秦時期為準，儒家就是一種文化保守主義。春秋末期，魯國卿大夫下克上，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方向，即所謂“禮崩樂壞”。

面對這種糟糕的狀況，儒家選擇的路徑是修修補補，能回到西周建立之初那種“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各安其位的社會圖景，秩序井然，天下就可以重新太平。

但“中世競於智謀，近世競於力氣”，春秋那種國際政治圖景，從弭兵開始，相對的和平最終導致了核心區域最強的國家陷入內亂，於是晉國崩了，戰國來臨，大家開始拼誰的拳頭大。

追求保守的儒家，在這一時間段，是不適應於時代的。

這個時代需要的是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極高的戰爭動員效率。這一切醞釀於孔子的弟子子夏、子貢，他們的學生在魏國搞變法，李悝創制出軍功爵制度的雛形，而後，這種新思想從晉國輻射四方，商鞅在魏國不得志，西行入秦，最終秦國成為了新制度的受益人。

站在秦王掃六合的時代，我們能看到這樣的圖景。

周的制度已經崩潰，分封制度在普天之下已皆是王土的背景下不具有現實意義；周的五等人制度，已經最終坍塌，諸侯沒了，卿大夫也沒了。

秦代表的是戰國爭霸中最具有效率的政體，追求徹底的文法吏政治、軍功爵體系，嚴格整飭，徹底的集權與愚民。

秦的嘗試就是“法家政治”的最高實踐。但是歷史證明，這種嘗試完蛋了。秦帝國的政治體制像是一個大工廠，一切都以最高效為目的，百姓不需要有思想，會執行就夠了。這是一切高度集權的政體都會有的傾向，君不見奧斯維辛集中營，連殺人都要求高效率，工業流水線化了麼？

這麼整是要完蛋的。於是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漢朝的歷史實踐，吸取了秦人的教訓——人類社會並不是蟻巢，不可能存在沒有思想的工蟻兵蟻，也不可能存在一個為一個為所欲為的蟻后長期統轄一切。極端的高效（無論秦一樣的組織術高效，還是近現代以來的科學至上），都是不能持久的。

人文思想的重要性就體現在這裡。漢代實際上的行政模式，依然是秦制，文法吏政治依舊保留下來了，但漢朝的皇帝聰明，在法家的基礎上，披上了一層人文的外衣，這便是儒家。

此後，文法吏與儒生的競爭關係持續了很久，但最終的結果證明，單獨用哪一個都會出現問題。純用法家，是激起反抗的暴秦；純用儒家，是理想主義妄圖恢復周制的王莽。

用儒用法，不是哪個皇帝的個人好惡，而是歷史實踐的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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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漢武帝面臨國家分裂的治理難題，迫切需要確立一個維護中央集權的治國理政的指導思想，於是下令全國徵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在創建的儒學思想倡導“天人感應”、“大一統”“三綱五常”等理念，這些理念正好符合當時的中央集權治理需求。

於是漢武帝就選擇了董仲舒的儒學理念，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思想被確立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

歷史的選擇難道就是單純一個皇帝諮政的選擇這麼簡單嗎？非也！

我們先看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漢武帝為何要全國徵求治國方略？

中國歷史上正式有統一的中央政府是秦漢開始的，或者說是從實行郡縣制開始的，郡縣制的實行改變了諸侯割據的國家治理體系。由於秦代時間非常短，可以暫且忽略，我們粗略可以說漢代是一個郡縣制的中央集權國家，這樣一來就是出現中央和地方的如何進行權力分配和管理的問題。

漢初，由於連年戰亂，國家實行黃老學說，無為而治，社會得到休養生息，出現了“文景之治”的輝煌時期。經濟迅速發展的帶來了國家治理難題，就是有的地方勢力不聽話了。打個比方，打個比方，當大家吃不飽的時候，先顧著找飯吃，但是解決溫飽之後，就出現了類似“憑什麼你當皇帝”的想法。

漢景帝時期，一些地方諸侯勢力過於強大，漢景帝實現了削藩政策，引發了七國之亂，七國之亂被平定後，有威脅的地方諸侯勢力基本被清除，漢室中央集權得以鞏固。

到了漢武帝時期，文韜武略的漢武大帝清楚地看到，中央集權要想進一步鞏固，必須要有個統一的思想，進而向全國徵求治國方略。

董仲舒的儒家學說為何能中標？

董仲舒是當時的著名學者，漢景帝時期就是“博士”，相當於現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社科院院長之類的官職，也可以理解成首席智囊的意思。

其實，七國之亂以後，漢景帝就諮詢過董仲舒治國理政方面的問題，董仲舒就結合當時的社會現狀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體驗在著名的《舉賢良策對》，系統性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這裡需要注意的是，董仲舒思想體系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充分吸收其他學派思想，針對當時國家治理需求而創建的。我們舉個例子看，董提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制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這個理念無疑是極力維護漢武帝的中央集權統治的，也是極符合當時皇帝治國理政需求的。

因此，董仲舒創建的儒家學說正中漢武帝下懷，所以被尊為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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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從本質上來說，應該是歷史選擇了儒家和法家

為什麼不是法家

法家在韓非之前分成法、術、勢三派。所謂“法”以商鞅為宗，強調法治，施行嚴刑峻法，遵紀守法者，一個都不能少，全要賞；違法者也一個都不能缺，全要重罰。

所謂“術”，以申不害為宗，強調用陰謀詭計駕馭群臣。所謂“勢”，以慎到為宗，強調擴大君主的威權，使臣下恐懼，以壓制群臣。後來韓非集三派之所長，提出君主專制的思想。

法家思想強調陰謀權術，嚴刑峻法，不利於收攏人心，再加上秦朝使用法家思想，二世而亡，所以漢朝建立後棄用了法家思想。

此儒學非彼儒學

歷史選擇的儒學是董仲舒的新儒學，與先秦的孔孟儒學有了很大的改變。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同時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等各學派的思想形成新儒學。

董仲舒在傳統儒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王道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君權神授”和“春秋大一統”這樣的明顯來自法家，並能迎合統治者需要的思想。使新儒學實際上形成了一個外儒內法的結構，這樣符合當時統治的需要，又避免了法家思想的戾氣。在道德和法治兩條線上維護封建王朝的統治。

漢武帝的曾孫漢宣帝總結的非常好：“吾家有大道，霸王道雜之。”霸道是指法家，王道是指儒家。

所以歷史選擇了儒家，是因為儒家的思想符合當時統治者的需要並能解決實際的問題。而這個儒家也不是先秦的孔孟儒家，而是吸收了大量法家思想的董仲舒新儒家，是一個儒法並重的新儒家。

個人觀點，不當之處歡迎指教。圖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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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從不同的角度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結論。一種是歷史根本沒有選擇儒家，一種是歷史選擇了儒家。我們先說第一種。

一、

說歷史根本沒有選擇儒家，這是從實際的施政治理的角度來說的。

為什麼歷史沒有選擇儒家？因為儒家根本就沒有可被選擇的東西。

我們都知道，儒家是所謂「內聖外王」之學，是由內聖開出外王。

什麼是「內聖開出外王」呢？就是首先君主有道德修養，這是內聖。由有德的君主治理國家，國家就會安寧富強，這就是外王。「內聖開出外王」就是由有德的君主治理而使得社會安寧富強。

這個邏輯是這樣的：君主有德，他就會實行仁政，實行仁政，國家就得到了很好的治理。這就是「內聖開出外王」。

我們很明顯的就看出來，在這其中，「內聖」也就是道德修養，是外王——也就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起點。國家治理，最終落到了君主的個人道德修養上。也就是說，是把政治看作了道德的附屬，把政治問題也看作是道德問題。

季康子問政，孔子就說：「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子路問君子，孔子就從修己以敬，說到修己以安人，再到修己以安百姓。

這都是強調「修己」，然後就能安人，能安百姓，能使民善。似乎只要道德修養工夫到了，國家治理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大學》中有一個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次序。「修身」是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皆是修身的工夫，而修身之後，似乎就能夠直接開出齊家、治國、平天下了。

後來朱熹在講《大學》時，也認為道德心一旦建立，修身成了，就能直接向外展開，實現治國平天下。

儒家提出了很精緻的道德修養理論，但卻把政治看作是道德的延長和附屬，所以儒家論政治問題，全當道德問題看，德治云云，最終一定是落在道德修養上的。

荀子被認為是發展了儒家外王學，提出了很多具體的治理國家的方針，而對孔孟所重的道德修養論也有根本不同的意見，他主張性惡論，認為道德不再是先驗的和個人的，不再是孔孟那樣的可以「反求諸己」，是可以自我完成的，而是要在禮法制度中加以改造才能得以形成。孔孟以道德為禮法的根本，荀子則以禮法為道德的基礎。這是完全相反的路向。當然了，荀子因此就被看作是儒家的歧途，而荀子的學生，則成了法家的代表。

所以實際上儒家一直以來並不重視國家治理的技術層面的策略，他把這一切都看作是道德問題，只要你道德修養到了，一切都是水到渠成。儒家只是把政治問題化歸為道德問題，要求統治者修德而已。

如果誰真選擇了儒家的策略，認為只要統治者德行好，就能治理好國家，於是君主大臣全都用心在道德修養上，其他一概不懂，那簡直就太荒謬了，這國家也好不到哪兒去。治理國家是個技術活兒，是另一個專業，不是說你道德修養好就能治理好國家的。

儒家並沒有提供多少治理國家的技術策略，根本就沒有這玩意，歷史怎麼選。所以在這個角度而言，歷史根本就沒有選儒家，他本來就沒什麼好選的嘛。

二、

說歷史選擇了儒家，是說儒家的觀念被廣泛接受，影響深遠，構成了我們文化和民族性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個民族最初生活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是無法選擇的，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就決定了特定的生產方式，特定的生產方式就決定了特定的社會組織方式和思維方式。

中國古文明所處的環境，自然適合農耕的生產方式。農耕具有長期性和穩定性，人長期在一片土地上生活，人就在這一片土地上開枝散葉。祖祖輩輩都在這一片土地上生存，所以對親緣就特別看重。親緣就成了中國社會組織的最重要的方式。重親緣，那麼法祖尊統，重視古訓，講究孝道這一系列的思想也就相應的產生了。

在這種長期穩定的農耕生產方式下，人口的遷徙，也不是長程的移民，或是婚嫁，或是遷移到別的村落間隙，子群和母群之間仍有聯繫，即使過了很多代，仍能認祖歸宗，不同地方的人，仍可通過同一個祖先來聯繫起來。後來人口增加，親緣團體擴大，形成國家了，完全沒有親緣關係的人怎麼聯繫在一起呢？我們把親緣關係擴大，說「天下一家」，把「國」看作「家」的擴大。所謂「家國同構」，實際上就是以原來的親緣方式來結合人群，構成國家。而原本屬於親緣的道德原則向外推開，就成了社會的規則。君臣關係就是父子關係的推開，朋友關係就是兄弟關係的推開。

在原始農耕的生產方式之下，農耕是社會財富的最終要來源，他生產東西，而商業貿易則不生產東西，那麼人們尤其是統治者當然更重視能生產財富的農耕，而貶抑不能生產財富的商業。重農抑商就是必然的。

農耕的生產方式，生產力是什麼？就是勞動力啊。勞動力就是生產力，那麼自然我們要生產力越多越好，勞動力越多越好，崇尚多生子孫的觀念，也就產生了。

農耕生產方式，靠自然討生活，那麼對自然天地自然抱著崇敬的態度，並視自己為宇宙自然的一份子。這就是天人感應觀念的土壤。

在政治觀念來說，影響後世最深遠的就是「以德配天」「天子」之觀念，這個觀念哪裡來的呢？來自於周。

殷商的天帝觀就是理所當然的我就是天命所歸。可是一個小邦周滅了大邦商，自己做了老大之後，周人就開始考慮一個問題，是什麼原因使得天命所歸的商玩完了，我怎麼就取而代之了呢？這其中成敗的關鍵是什麼呢？周公給出了答案，因為天命是會變的，天命賦予有德之人，天意決定於民情，民意就是天意。是周公賦予了「天命」一個全新的解釋，一個新的「天命觀」就此誕生。這種天命觀，影響了整個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觀念。「天命觀」這個源頭是個偶然，周公完全可以不考慮那個問題，不提出新的天命觀。但很多文明的開端都是偶然，而這種偶然一旦形成，就成了一種文化基因，影響整個文化的走向。

在上述或必然或偶然的因素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熟悉的儒家觀念。但這與其說是歷史選擇了儒家，倒不如說是儒家選擇了歷史。這些東西在儒家之前就已經有了，是儒家把這些觀念系統化而成了一個學說。這些內容，就算沒有儒家，也還是會有，因為不是某個人的選擇或者宣揚，而是地理環境、生產方式的影響下所必然會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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