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阳玉阳宫考辨
金元时期，河南宜阳县是全真教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仅韩城至三乡15公里之内，先后创建了韩城的长真庵、崇真观、福昌的颐真观、三乡的修真观、后院的长春观和南寨的玉阳宫等众多全真道场，全真道士谭处端、于道显、王志明、孙伯英、段志寥、姚志玄、张志洞等众多高道在此修炼讲道，一时大德荟萃，道观林立，香烟缭绕、信众广布，蔚然一派黄老气象，玉阳宫就是其中最为靓丽的道家景观，它见证了全真教的鼎盛发展和衰败没落的过程。本文试图根据现存的古代碑刻和相关资料，对宜阳玉阳宫的历史演变作一简单考证。
一、玉阳宫的历史变迁
玉阳宫位于河南宜阳县三乡镇南寨村西门外，是全真道教随山派道场。对于玉阳宫所在的具体位置，金代樗栎道人秦志安在《重修玉阳道院记》这样写到：“昌水之南，洛水之北，名曰上庄”“中有玉阳道院。”点名了玉阳宫就坐落在宜阳三乡附近的上庄村，这样的记述与实际存在似乎有一定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现象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两个村的关系说起。南寨村和上庄村南北呼应，相距不足一华里，在金、元以前乃之于明代，原本就没有南寨这个村子的存在，当时的南寨是上庄村的一部分，名曰上庄寨，后来人们依寨而居，逐渐形成了村落，因处于上庄村南，故名南寨。前人在记述玉阳宫所处地理位置时，将位于南寨的玉阳宫说成上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玉阳宫的前身是紫虚真人于道显的道庵。金代秦志安《重修玉阳道院记》：“昌水之南，洛水之北，名为上庄，中有玉阳道院，乃紫虚教主三于老仙修真炼气之所也。老仙蜕壳飞而上天，百战之后，荒芜福田。孰主张是？”文中提到的“紫虚教主三于老仙”，乃是全真道第三代弟子于道显，他是山东文登人,号离峰子,是道教全真七子之一刘处玄的大弟子。他既是金末著名的道士，也是一位诗人，他在上庄建庵修道期间，曾写了一首《勒姑告》七绝诗：“水南水北路交相，人去人来有底忙。争似一庵闲打坐，寸心无事自清冻。”这里的“水南水北”指的是上庄村北的连昌河和村南的洛河，从这首诗中印证了于道显在此建庵修道的地理位置。
金贞佑四年（1216年）五月，蒙古军兵围山西太原，屠城忻州，一代文学宗师元好问被逼离开忻州家乡，携一家八口，渡过黄河，避乱寓居在与玉阳宫近在咫尺的三乡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文化巨人，一位高道大德，便有了历史性的接触相会，元好问在《紫虚大师于公墓碑》的文中亦有记述：“予在三乡时，盖尝望见离峰子于众人之中。及官东南，离峰子亦尝寓书求予为录章封事（即道士祭天的祭文）。”正是由于两位历史名人在三乡的初次相会，造就他们成了故旧好友，以至于元好问在镇平、内乡县令任上，也时有文字往来。于道显于金开兴元年（1232年）仙逝后，元好问为其撰写了《紫虚大师于公墓碑》。由此推测，于道显大约在金代的贞佑四年（1216年）前后结庵于上庄的南寨，这应该是玉阳宫早期的建庵时间。
这座道庵历经了金末战乱之后，随着始建者紫虚老仙于道显的仙逝，从此道庵荒芜衰落。后有全真教第四代弟子灵阳子段志寥、希真子姚志玄，在遗庵的遗基上，拓展上庄村民李姓和马姓捐赠的宅基，建成了占地四十余亩的道观。《重修玉阳道院记》对此也有记述：“此畴昔所遗坛埠之旧址，内承李道、李瑞之故宅，将三倍有余矣。”何志渊的《玉阳宫铭并序》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述“戮力而其成之，恢李、马之故基，则拓地者殆四十余亩，玉阳之邃宇则敞，房屋者则百数，变俗乡为道乡，化尘境为仙境。”这两篇文中明确指出是拓展李道、李瑞和马氏施舍的民宅修建而成。道观建成之后，在剩余的一亩多土地上，修建了汤王庙。
灵阳子段志寥、希真子姚志玄完成道观的修建是在何代？从《重修玉阳道院记》中可窥见一些踪迹：他们俩是“莹然子周尊师入室弟子也，尊师方住持天坛之上方院，仍提点小有洞天之纲纪，乃长生刘真人之法嗣也。”这段话直白地告诉我们，道观的修建时间应该在莹然子住持天坛上方院的时期。据赵卫东《金元全真道在济源的传播》：“蒙古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王屋总帅司荣知其道高德著，礼请其住持天坛上方院。……住持天坛上方院后，周颐真便带领徒众欲重修道观，但时隔不久，蒙古太宗窝阔台十二年（1240年）七月，周颐真仙逝。”从上文分析而得，主持修建玉阳道观的段志寥、姚志玄，他们是莹然子周颐真的弟子，周颐真乃全真七子刘处玄的弟子，在道院修建期间，周颐真正在河南济源王屋山住持天坛上方院。宜阳玉阳道观完成重修的时间应该在蒙古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前后。
道观建成以后，某一日，清虚大师宋德方路过于此，题名玉阳观，“玉阳”之名从此名响道教丛林。宋德方，字广道，号披云，今山东掖县人。他师出长生子刘处玄，后又得度于玉阳子王处一，占道士籍。待长生子仙逝，又事长春子丘处机为师，故在全真教史上有“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之誉，是长春子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随侍的十八士之一。由于他曾“得度玉阳”，再加上他在全真教中着力倡导宗祖传承，故将建成的道观冠以老师玉阳子王处一的道号，确立了以“玉阳”为名称的道院之名，也称玉阳观。
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全真教第十任掌教祁志诚奉元帝诏命巡视道观，路过玉阳道观，在此作停留歇宿。因掌教留宿于此，道院的规格等级得到了提高，玉阳观也就改名成了玉阳宫。祁志诚是宋德方的弟子,刘处玄的再传弟子,继承了全真教性命双修、三教合一的基本宗旨，在全真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了将祁志诚栖息玉阳宫这件事记录在案，不致湮灭，第四代全真弟子、玉阳宫道长张志洞，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远赴河北，请何志渊写了序文，又请祁志诚写了铭文，镂刻上石，形成了《玉阳宫铭并序》这通碑文。
随着元明政权嬗变，玉阳宫也由鼎盛时期步入到了相对衰弱时期，朝廷的重视程度、道观的建设规制、道众的人数队伍，大不如先前的金元时期，但此时的玉阳宫还是以“宫”出现。进入清代以后，玉阳宫彻底进入到了没落时期，曾经辉煌的玉阳宫沦落成了奉真观。新中国成立以后，就连改名后的奉真观也彻底湮灭，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之中，被人们淡然忘记。
二、玉阳宫与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的渊源
玉阳宫是道教的道宫，还是皇家的行宫？它与隋唐时期的福昌宫、兰昌宫、连昌宫是怎样的关系？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作以下厘清。
唐初武德二年（619年），将宜阳郡改为熊州，将熊州隶属的宜阳县改为福昌县，将县治从今天的宜阳韩城镇东关村迁徙到镇西4公里处的福昌村，此地有隋代创建的福昌宫，故以福昌之名为县的名称。《隋书·地理志》记载：“河南郡宜阳县有福昌宫。”《新唐书·地理志》也说道：“武德二年，更宜阳曰福昌，因隋宫为名。有故隋福昌宫，显庆二年复制。”县城迁至福昌后，福昌宫一度废置。为了往来于两京皇室成员停顿的需要，于显庆三年（658年）又恢复了福昌宫的建制，在福昌县城西17华里处进行新建，宫址就位于现今宜阳县三乡镇的上庄村。据《新唐书》记载：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东幸洛阳，于“麟德元年（664年）二月戊子，如福昌宫。”由此可见，初迁之时，仍依福昌宫为名。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福昌宫改名连昌宫。《方舆纪要》：“宜阳县福昌宫，县西十七里，隋置，后废。唐显庆三年，复置，改为兰昌宫。”这里的“县西”当指福昌西。《唐书·地理志》“寿安县西二十九里有连昌宫，显庆三年置。”这里的“寿安县西二十九里”的记述有误，因寿安县治就是今天的宜阳县城，其西29里，于洛河南岸为孙留村一带，洛河北岸为河东营一带，此二处旧志未有行宫的记述，也未见宫殿遗址的存在，而连昌宫所在的上庄村距寿安县城80里之距，绝非二十九里之说，这可能是误将韩城当成了寿安城的缘故了。但兰昌宫、连昌宫两个宫的复建时间均为“显庆三年置”，时间高度一致，由此可知，兰昌宫与连昌宫应为一宫二名，同属一宫，惟后者宫址记述有明显错误。兰昌宫或处在连昌河畔，或因“兰”“连”谐音，最终“连昌”之名替代了“兰昌”，长传不衰。
那么玉阳宫与连昌宫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开封人李濂纂修的《河南通志》认为：“兰昌宫，一名玉阳宫。”在光绪《宜阳县志》连昌宫栏下按语：“福昌、连昌、玉阳三宫名，旧志皆以为显庆初置。福昌，隋故宫也，唐因之为县城，别建宫于今之上庄保，名之曰兰昌宫，一名玉阳宫，亦曰连昌宫，皆当时名称之异其词耳。”以上所记混淆了道家玉阳宫和皇家行宫兰昌宫（连昌宫）的概念，且在时间上出现舛误。兰昌宫从福昌移址连昌河畔是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而玉阳宫修建的时间是在此后金朝灭亡四年，即蒙古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年）前后，二者前后相距580年，怎么能属同一座宫殿呢？而“玉阳”之名是由宋披云真人用其师玉阳子王处一的道号命名，若干年后，因掌教祁志诚奉元帝之名巡视道观，歇息于玉阳观内，遂改“观”为“宫”，这在《玉阳宫铭并序》碑碣中讲的非常清楚。
玉阳宫建在上庄南寨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连昌宫修建在什么地方？二者的关系如何？
《河南通志》记载：“兰昌宫在宜阳县西上庄保，唐显庆初建。”这里明确地将兰昌宫定位于上庄。上庄东三里为下庄，南一里为南寨，形成了三角之势，处在连昌河和洛河的夹角上。自古以来，这三个村的村民都以连昌宫修建于此而自豪，对外均称自己为“庄里”人，这个“庄里”的名字是由“宫围皇庄”演变而来，这也是上、下庄的得名之源。正是由于连昌宫处于连昌河入洛的夹角地带，三川环绕，景色优美，才有“唐宫烟水”的美誉，明清时期将其列入宜阳八景之一。
嘉佑五年（1060年）夏天，北宋理学家邵尧夫先生曾西游洛河川，他的足迹走遍了寿安、福昌（均为今宜阳地）二县，写下了诸多诗篇，其中就有《故连昌宫》一诗：“洛水来西南，昌水来西北。二水合流处，宫墙有遗壁。行人徒想像，往事皆陈迹。空余女几山，正对三乡驿。”点名了连昌宫就处在洛水和昌水的合流之处，这与《通志》有关“连昌宫位于上庄保”的地理位置相吻合。
金代贞佑年间，紫虚真人于道显曾经在此建庵修炼，写下了《过连昌》七律一首：“连昌宫阙已平沙，不见乘鸾只见鸦。依旧嵩峰横木末，无穷洛水去天涯。霓裳曲罢山禽语，端正楼空野草花。千古繁华留不得，幽栖今属道人家。”这首诗描写了连昌宫早已荒废，遗址被淤为沙地，唐玄宗创作霓裳曲的连昌宫和杨贵妃居住的端正楼早已人去楼空，呈现出山禽啾啾，野花点点，昔日的繁华行宫成了“道人家”的修炼讲道之地，同时也印证了于道显初结道庵的地点就是昔日连昌宫遗址，也就是说金元时期的玉阳宫是在唐代连昌宫遗址上修建起来的。
明代嘉靖年间，何继麟写的《重修玉阳宫记》残碑对此也进一步有所交代：“天宝之末，禄山乱而斯宫遂湮，唐末五代，兵戈……。其后不知何许，因遗址建之以宫，更名玉阳。”描述了连昌宫毁于唐代安史之乱，又经过五代时期的兵革破坏，连昌行宫彻底消失，后在此基础上修建了玉阳宫。
通过以上分析，道教的玉阳宫是在连昌宫遗址上修建起来的，二者在地址上具有承袭关系，这是造成玉阳宫与兰昌宫、连昌宫相混淆的重要原因。
三、玉阳宫遗存的碑碣资料
1、《重修玉阳道院记》。这篇碑记原收录于明代弘治年间陈宣修、乔缙纂修的《河南郡志》一书。此篇碑记由全真教第四代弟子樗栎道人秦志安撰写，记述了玉阳道观重修的前后经过。道院完成重修之后，由全真道第四代弟子、住观道士杨道正、李志显远赴山西，求秦志安为之作记。此时玉阳以“观”而称，还未以“宫”而名，故秦志安在《重修玉阳道院记》时，是以“玉阳道院”记之。秦志安，字彦容，出生于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他出身世代书香，通今博古，是金元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蒙元占领河南后，他北上回到家乡上党，在这里遇到了全真教掌门人宋德方，拜宋为师，得道号通真子。元太宗九年(1237)，秦志安接受老师宋德方的邀请，在平阳玄都观负责总纂《玄都道藏》。虽然宋德方是《玄都道藏》的总主持，但秦志安实为《玄都道藏》的总编辑，为《玄都道藏》的编纂成书做出了卓越贡献。
2、《玉阳宫铭并序》。这通碑原立于宜阳县三乡镇南寨村西的玉阳宫遗址。1973年冬，南寨村为下乡知识青年建房时，占用奉真观的地址，就组织了几十名群众，用麻绳捆绑，将石碑拉倒。石碑倒地后造成了伤残，碑身放在了南寨村西街头，螭首存于南寨小学，赑屃碑座就地掩埋。到了1987年3月，南寨居民周庚申先生，处于对古碑的珍惜与爱护，对《玉阳宫铭并序》残文进行了抄录，留存了有限的珍贵资料。由于碑身长期仰卧于街巷，碑阳的铭文又朝上放置，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碑体风化严重，再加之人为捶打敲砸，致使碑文字迹无存，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的古碑变成了光秃石板。为了保存这通珍贵的“光秃石板”，经宜阳县三乡镇人民政府决定，于2012年6 月17日将其运至三乡光武庙院内珍藏，后经民营企业家张文敏先生出资，又重新配置了赑屃碑座，将其矗立在光武庙后广场上。
《玉阳宫铭并序》内容分为铭和序两部分。《序》文部分在前，撰写于元代至元二十二年，由何志渊撰写。何志渊，四川绵阳人，为宋德方的大弟子，道号清真子，他学识渊博，曾住持山西芮城的纯阳宫（即永乐宫），在其师主持纂修的《玄都道藏》任总校审。《铭》文部分撰写于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三月，由全真教掌门、大宗师洞明真人祁志诚撰。
该碑残长2.3米，宽1.02米，厚0.35米。碑的阳阴两面碑文均为楷书。碑阳每行75字，共26行，碑阳内容为《玉阳宫铭并序》。碑阴由于长期翻扑于地，碑文相对保存完好，字迹虽然漫漶严重，但可部分辨识，记载了为重修玉阳宫做出贡献的功德主姓名。
螭首长110厘米，宽1.02厘米，厚0.35米。螭首阳阴两面均为二龙戏珠。阳面为圭形篆额，字体为隶书双钩，但漫漶难辨。阳面龙珠上为火焰纹，为火龙珠；阴面龙珠下有水纹，为水龙珠。阴面碑额偏下中间处有三行正楷题额，中间的题额为“祖师重阳全道开化真君”，是元世祖忽必烈对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的封赠；其右的题额为“长生辅化明德真人”，是元世祖忽必烈对王重阳弟子、全真教北七真之一刘处玄的封赠；其左的题额为“周尊莹然清虚真人”，为刘处玄弟子周颐真的法号。为什么将师徒三代的封赠法号题记于碑额之上呢？其原因有三：一是王重阳师徒得到了元朝皇帝的封赠，将其刻于碑额之上，显示了全真教在元朝恩宠尊贵的地位。二是因主持修建玉阳宫的段志寥、姚志玄为“莹然子周师尊入室弟子也。”尊师周莹然“乃长生刘真人之法嗣也。”根据古人“源清者其流不浊，表正者其影必直”的道理，故雕刻师徒三代真人法号于其上，供道众瞻仰。三是这种形式是全真教宋德方派造像、立碑的主要特征，把祖师续接在传统道教主神之后或碑额之上，以此展示全真祖师是道教正传的继承者，达到巩固全真教在道教内的正统地位。
3、《重修玉阳宫记》。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知宫道士王教松率门徒对玉阳宫进行了重修，工程竣工以后，邀请同乡秀才何继麟为之作记，写下了《重修玉阳宫记》这篇碑记。
以上是笔者对玉阳宫历史发展的初步探讨，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014年4月于家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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