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籍傳入日本為時甚早，數量驚人，影響很大，促進了日本文化的發展。其中有些書特別是某些古老的版本在中國已經找不到了，而日本卻保存得很好；於是就得倒過來去日本訪書——或者採買回來，或者影印、抄錄回來，或者把有關的信息記錄在案，供人們參考。
最早關心日藏中國古籍的是詩人、外交官黃遵憲（1848—1905），他在所著《日本國誌》中開始著錄這些漢籍；稍後首先致力於蒐羅這些古書的是中年學者楊守敬（字惺吾，號鄰蘇；1839—1915），他在擔任中國駐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的隨員期間（1879—1884），大力蒐購日藏漢籍。那時日本正在維新，走西化的道路，中國古書甚少有人關心，他遂得以買到很多，回國後編了一部專門的書目，這就是後來影響很大的《日本訪書志》。這部書目凡十六卷，卷一至卷四，經部62種；卷五至卷六，史部24種；卷七至卷十一，子部73種；卷十二至卷十四，集部55種；卷十五佛經；卷十六補遺12種。其中包括許多珍貴的宋元刊本和古鈔本，大部分已為楊氏購藏，也有少數未得原書，只是影抄或一般抄錄了一份。
《日本訪書志》（光緒二十五年即1899年自刻本；中華書局2006年影印本，見《宋元明清書目題跋叢刊》）對著錄的每一種古籍都有比較詳細的介紹說明，記錄版本形式，考訂其版刻源流，指出先前《四庫全書總目》以及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著錄之失誤，介紹該本在日本收藏的經過以及自己得書的經歷，抄錄重要的序跋，內容豐富，價值甚高。魯迅在研究唐傳奇《遊仙窟》時，曾引用《日本訪書志》卷八關於此書的著錄。
楊守敬還選擇部分書影印成《留真譜》，又協助黎庶昌編印《古逸叢書》，貢獻重大。楊守敬的觀海堂藏書後來分別歸了故宮博物院和湖北省圖書館（楊先生是湖北宜都人），後人為之編過幾種目錄，其中王重民的《日本訪書志補》輯錄了若干楊守敬的藏書題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楊守敬不僅是著名的藏書家，也是一位很有貢獻的學者。他研究歷史地理和碑刻的成果很多，其中《水經注疏》和《三續寰宇訪碑錄》尤為著名，至今仍為研究者高度重視。
在楊守敬之後，注意向日本方面搜求中國古籍的學者甚多，張元濟、傅增湘、羅振玉等皆多收穫，董康（字綬經，號誦芬室主人；1867—1948）因其有一本專書《書舶庸譚》而特別為人所知。
董康在清末民初歷任高官，後退出去教書，但等到抗日戰爭時期，他竟以古稀之年出任偽職，後以漢奸罪論處，不久病死。但此人早年頗致力於藏書、刻書，且重視小說戲曲，觀念比較通達，在文化上還是有貢獻的，其《誦芬室叢刊》、《盛明雜劇》等精印海內孤本，是很好的書；他那本以訪書論學為主要內容的旅日日記《書舶談庸譚》，讀來也很有意思。
《書舶談庸譚》（1928年董氏自印四卷本，今有傅傑校點本，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後補入三十年代赴日訪書日記，擴大新編為九卷，1940年自印，今有朱慧整理本，中華書局2013年版）中各天的日記雖然不免有點瑣屑，但加起來信息量不小，試轉錄三則為例：
又隋寫本《文選》，無注，存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至任彥升《王文憲集序》前四行止，書體甚佳。惜篋中無《文選》一校異同也。（卷二，1927年2月6日）
（內藤）湖南贈《支那學》一冊，內有鈴木虎雄《股文比法之前驅》一篇，於吾國八股文頗能抉其源流。（卷二，1927年2月10日）
金澤實時，北條氏之族也。性耽書籍，營庫於武州之金澤，藏書萬卷，刻“金澤文庫”四字，鈐於佛經者金色，儒書者黑色。後世獲其書，異常珍秘。其裔貞顯。清原敦隆於金澤講《群書治要》，今世所行者即其本也。（卷三，1927年3月15日）
文字都不長，而信息很重要。金澤文庫在神奈川縣橫濱市，南宋紹興八年（1138）董弅刻本《世說新語》曾由此文庫收藏，此是現存最早也最好的本子，中國有影印本（中華書局1999年版）和以此為底本的《全評新注世說新語》（蔣凡等評註，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版）。紹興八年本《世說新語》後已流入前田氏尊經閣，但人們還是習慣稱它為“金澤文庫本”，董康在1927年2月28日的日記中介紹了這個本子。《書舶談庸譚》還有些比較長的考證文字，因為篇幅的關係不便徵引。董康其人甚糟，但人歸人，書歸書，如果以人廢言，則損失在此而不在彼也。
去日本訪書大有收穫而研究方法有所更新的是時賢嚴紹璗，他曾經親赴日本作調查研究三十餘次，遍訪日本公私藏書機構和有關專家學者，花二十年工夫做成了一部以述為作的鉅著《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三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全書近四百萬字，內容極其豐富，堪稱前無古人。
此書按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著錄日藏中國古籍一萬零八百餘部，而其寫法別頗為別緻。嚴先生在本書自序中寫道：
我在日本藏漢籍的調查與整理中，十分留意考察文本傳遞的“文化語境”，儘量把握漢籍在日本列島流佈的學術圖譜，注意日本相關文獻中關於此典籍的歷史的、文化的等多種形態的記載，收集由漢籍傳入而相應在日本國內產生的“文化變異”以及由此出現的“和刊本”和“日人寫本”等物化標記，儘量摘記文本上留存的各種手識文，甚而至於中國商船輸入時的賣出價與日本書商收購時的買入價等等。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描述一部漢籍進入日本列島而形成的文化氛圍，由此提示東傳漢籍在日本列島文明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我的這樣的做法，與傳統的“目錄學”著錄就很不一樣了，顯得十分的“另類”。
所以該書在正文及按語中除了記錄書名、卷數、作者、版本、收藏處所、版面、行格、版心、中縫、刻工姓名、原書序跋、細目、書牌、後人題跋、藏書印等等之外，又特設附錄一項，廣收博採與東傳漢籍有關的涉及中日文化關係史的各種原始材料。這些材料大抵是過去人們不關心或不知道的，楊守敬、董康等赴日訪書諸先行者都不大管這些事項，而一旦蒐羅著錄在一起，馬上就令人浮想聯翩忽有所悟，這正是孔夫子說過的“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書錄而用這種做法，與傳統的“目錄學”操作大不相同。這樣的成果顯然遠非單純文獻或目錄學的，而是關於文化關係的研究史，其中有著豐富的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國際關係學等方面的內容，足以給予讀者多方面的啟示。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本書頗致力於研究近現代日本侵華過程中對古籍的掠奪。據遠不完全的統計，僅在1930年到1945年之間，日本軍國主義者從中國劫去珍貴古籍23,675種、2,742,108冊，另有209箱，內裝不知其數（詳見本書附錄之三《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掠奪的文化資材》，下冊，第2019—2117頁）。這一筆賬，總應該有徹底清算的一天。
從1899年《日本訪書志》問世到2007年《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出版，短短的一百零八年過去，這一領域的面貌已如此煥然一新，由此最可見學術研究之與時俱進，後來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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