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楊傑
上海有1500條公交線路，這一條可能裝了最多的口罩、CT片、光頭、焦慮與悲情。這條線路只停靠5個站點：腫瘤醫院、中山醫院、瑞金醫院、復旦大學附屬眼耳喉鼻科醫院（五官科醫院）和華山醫院。
當上海人尚在睡夢中，來自舟山、張家港、紹興、慈溪、江陰等長三角地區的病人從家鄉出發，乘坐幾小時的客車，抵達上海交運巴士長途南站，再轉乘這輛“就醫直通車”。
就醫直通車內坐滿乘客。受訪者供圖
在北方，有環首都進京看病圈；在上海，這輛就醫大巴裝載著外地患者在醫院間擺渡，於地圖上畫出一個狹長的“心型”，最終回到南站，捎帶著返鄉客人。
光聽這輛巴士停靠的幾個站點，就足以讓旁人投去同情。如果聽說這趟車裡有化療了70次的病人，有花一年工錢、輾轉找不到病因的農民工兄弟，有剛剛被癌症找上門的母親和兩週跑來複查一次的外鄉人，那種具體生命的枯萎和與疾病抗爭的決心恐怕更加震撼人心。
好醫生在哪，患者就去哪
3月25日，週一，小雨，電臺主持人用溫和的聲音安慰著早高峰的聽眾。上海的主幹道上已經出現18公里的擁堵，那等同於2000輛小轎車的停車場。來自寧波慈溪的客車也身陷車海，在它到達終點上海南站時，發動機的出氣聲一響，蔡炯立刻衝到車前。
他是就醫直通車的工作人員，負責拉客，一隻手搖晃著寫有5家醫院名字的紙板，另一隻手拿著喇叭喊“就醫專線”和醫院名。“慈溪下來的，原本很多人，現在只有一個。”因為下雨和堵車，就醫直通車最繁忙的週一，人流遲遲沒有上來。
週一是專家號密集的一天，這些外地的尋醫問藥者在網上掛專家號和特需門診，等上一週、兩週、一個月或是更長時間，來上海預約、檢查、再問診。
當張維從紹興汽車站出發時，家鄉的天空還是深藍色，路燈把人影拉得很長。魯迅也曾在這老路上奔跑抓藥，卻沒能治好父親。張維想要不一樣的結局。她30多歲，是電視臺記者，也是乳腺癌轉移肝臟和骨骼的患者。從2014年發現癌細胞以來，她化療了70次，放療10次，《冰點週刊》曾寫過她的故事。
張維乘坐的那趟就醫直通車上沒什麼人，她的抗癌事蹟掩藏在羽絨背心和平靜的面孔下。直到她再也無法出現，車上的人也不曾記起她。
大家都是如此普通，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妻並排而坐，丈夫望著窗外的風景，妻子繫好安全帶，在他身旁睡去，兩人手攥在一起。她得了肺癌，偶爾喘不上氣，臉紅紅的。兒子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博士後，母親因為不能太勞累，坐不了長途飛機，至今還沒去過美國看望孫子。
快到腫瘤醫院時，妻子醒了，丈夫從保溫杯裡倒了些水，讓妻子喝下，語氣溫和。
疾病隱藏在這些普通的面孔背後。一個來自華西村的47歲女人體檢時，在肺上查出結節，“醫生讓我兩年一檢查，我還是害怕，一年來查一次。”她在江陰的醫院和上海中山醫院都做了體檢，“總覺得大上海好吧”，兩邊的體檢報告厚度相差一倍。
她在車上聽到江蘇和浙江各地的口音，“稍微懂一點就跑來上海看”“鄉鎮醫院，我每次去空蕩蕩的”，而在上海的大醫院裡，“黑壓壓的，空氣都渾濁了”，連排隊等電梯的隊伍都從十字路口的這頭排到了那頭。
張維在上海有一位來自農村的病友，很省。化療的時候十有八九在吃方便麵，超市再買袋小蛋糕，水果都很少吃。只有在白細胞不達標的時候，他才奢侈一把，去市場裡買一斤半斤羊肉來，分兩三頓吃完。
大巴車上，來自南通的女士挎著名牌包，粉底透亮、翠綠的鐲子在手臂上滑動。她來為60多歲的父親取報告。父親得了小細胞肺癌，經過幾次化療，家人如臨大敵。“每天早上給他準備一根刺參，他自己拿著上樓吃。還會煮阿膠粥、鐵皮石斛、靈芝孢子粉……”
“他是癌症病人，不怎麼碰雞湯的，所以不去外面的飯店吃。我們每天堅持吃鵝蛋白，哥哥在鄉下包了一隻鵝專門下蛋。”女兒陪著父親兩個月來一次上海，一個月去一次南京開中藥，“過年去海口的家裡也帶著煎藥”“自己要做個有心人”。
“不管貧富，看病是唯一大方的。”司機總結道。而且，無論貧富，大家都湧向上海。醫院周邊分佈著大大小小的典當行。繳費窗口舉著現金的，往往是外地病人。“越高級的醫院資源和收入越多，優秀醫生也向三甲醫院集中，基層醫療機構缺乏人才。”一位醫生說，“好醫生在哪兒，患者就去哪兒。”
病與急
司機宗毅將礦泉水瓶蓋紮了幾個小孔，裝上消毒液，每晚淋灑。讓患者心生嫌隙的氣味在第二天已消散。
司機最怕乘客嘔吐，駕駛艙旁放著袋子，如果聽到有人咳嗽，駕駛員會立刻問一聲需不需要嘔吐袋。他們也會把車輛開得儘量平穩，“一般我不會急剎車。”宗毅說。
天熱時，司機能看到picc（經外周靜脈穿刺置入的中心靜脈導管）留置在乘客的胳膊上。導管直達靠近心臟的大靜脈，避免化療藥物與手臂靜脈的接觸，防止手臂潰爛。
大巴車在上海的街道穿行，停靠在臨近5家醫院的公交站點。大巴上的三級臺階對有些病人來說也是阻礙。人沒了力氣，手拉著兩邊的扶手，艱難地往上挪動，不像正常人一跨就上來了。
“化療本身心情不好，一般我不去招惹患者。”一年前，就醫直通車正式運營時，宗毅就成為6位司機中的一員，他一天跑三班，新能源大巴車已經走了1.2萬公里。
它2.5米寬，11米長，高度不超過3.6米，在長途南站的停車場上像巨型吐司整齊排列。允載45人的車廂在高峰時裝下42名乘客，低谷時則只有一兩個乘客，甚至會因無人乘坐而停駛。
據說做過銷售的人，才能幹好蔡炯拉客的工作。下雨的早高峰，南站等待出租車的隊伍已經排了十幾米，車卻空無一輛。蔡炯走過去，拿著喇叭和紙板攬客，票價10元，兩人以上打八折。他語氣急，乘客也急。
乘客正在買票。
“問的最多的是能不能馬上走。”蔡炯說。上午，大巴車半小時一班，下午在三點半之前有3班。多數乘客都已經在網上掛好了號，預約了時間，要準時趕到醫院。南站曾做過調查，統計出就醫直通車的乘客等待極限是15到20分鐘。
這種急躁在車廂裡展現得更為明顯。雨停了，大巴在狹窄的街道上仍跑不出速度。乘客伸長脖子、探身盯住前方道路，對幾時能到達醫院感到心焦。
性子急的反覆問司機還要多久。司機也被搞得不耐煩了，坐在後面的人吵起來，“你們開車時說來得及呀。”一位老實巴交的農民盡力用普通話勸說，“他們這車就是為我們服務的。”馬上有個男聲插嘴，“他就是為了掙錢呀。”司機否認，這趟線路是虧錢的，那人立馬反問，“虧錢還開什麼？”
灰霾使高樓看不清面目。車內氣氛緊張，有個老頭在嘬自己的腮腔，發出了一種奇怪的嘖嘖聲。
大巴車前一輛行駛緩慢的轎車成了新的靶點，“前面那車在幹嗎？在睡覺啊？”一個女人尖聲說。
南站的工作人員有時會勸慰，“你耐心一點，本身去看病，別影響你的心情，打的也是走這條路，也是堵的。”
在這條線路上工作，要會“看山水”（方言，指察言觀色——編者注）。以前有司機在統計下車人數時，問了句“腫瘤有幾個？”一位乘客立馬翻了臉，質問他，“什麼叫腫瘤有幾個？不要瞎講！”從那以後，醫院名變成方形小卡片，乘客可以無聲地遞給司機。
買票後，乘客拿到一張卡片，上車時交給司機。
就連這趟就醫直通車的線路名稱也幾經修改。以前人們隨口叫過“看毛病車子”，也叫過“健康專線”，因為聽上去太像賣保健品的而被淘汰，還有人提議叫“看病專線”，但又犯了中國人的傳統忌諱，門口的廣告牌改過兩三次，才定下現在的名字。
大巴順路接上看完病的人回程，車輛與普通的大客車看上去無異。車頭寫著醫院名的紙板，並不那麼顯眼。宗毅以前開著這樣的車跑旅遊，“那個歡聲笑語多一點”。也有司機每天只跑中午一班，早晚接送上班族。那些健康的年輕人有的上車就打遊戲，有的補覺，有的聽歌，有的吃早餐，都是熟面孔和生命力，“空氣都不一樣”。
一次次化療，一次次過關
大巴穿過小巧的花園和明顯有年頭的房子，穿過只有英文名的店鋪，偶爾的顛簸引起CT片子與塑料袋摩擦的聲響。車內大多數時間安靜，只有一個小朋友一直在喊餓。一位女士在車上塗護手霜，香氣傳開，遮蓋了病懨懨之氣。
“去五官科醫院的人，有的眼睛瞪出來，有的看著你好像看著他，有的眼睛一高一低，有的大陰天戴墨鏡。”宗毅總是在快到站時，從後視鏡裡看一眼滿車的外地病人。
就醫直通車的購票處，司機宗毅正在為乘客指路。
張維喜歡坐在靠窗的位置。在她剛發現病情的第一個月，晚上不睡，白天也不睡，連吃三四種安眠藥都不起作用。有一段時間，她一天能吐20多次，比十月懷胎孕吐加起來還多。後來，她又嚐到了天昏地暗的痛楚，胃裡就跟一把鐵勺子在攪拌一樣，因為放療射到了胃。
“一開始我也沒想到要化療這麼多次，如果一開始跟我講我大概要昏過去了。可是後來，一次次地化，一關關地過，居然走過了這麼多路，化療了這麼多次，居然被打倒之後還能調整調整，繼續走，繼續化。”她曾寫道。她一次次乘坐大巴車，跟隨人流湧向上海，一次次穿行在繁華都市的街道，在大醫院靠站，尋找活的幾率。
張麗萍與張維一樣，也是乳腺癌。她撐過了5年，中午的陽光透過車窗照在她臉上，看起來年輕了幾歲。
她握住大巴車最前排的扶手，有些惆悵，口氣裡摻著懊悔，“照鏡子時完全不一樣了，凹進去了。”
5年前，她做了全乳切除手術，右側乳房“切得乾乾淨淨”。
“我生完第二個小孩，花了兩萬多元隆胸，那時廣告都做到家門口了。”她愛美，1995年文的眼線殘存在臉上，難以清掉。已是做了外婆的人，趕潮流做了半永久式文眉。“我年輕時走路都抬頭挺胸，現在都這樣走。”她說著，把後背拱起，蜷縮在座椅上。
做手術時，醫生切了個小口，“把東西拿去化驗”，回來時說有癌細胞，要割掉。“我說不要割掉，不要割掉”，但醫生說有風險，“嚇都嚇死了”。
剛剛患病的人中也有衣飾講究、風采過人的，尤其上海女人收拾起自己來更是精緻利落。但一兩個化療打下來之後情形大變，往往粉也不擦了，衣服也隨便一套。
“那時候我真的哭了，好像什麼都沒希望了，真的呀，你說呢？”家人安慰她說沒關係，“當面跟我這麼說，轉過頭呢……擔心的事情太多了，老公多年輕呀，說心裡話，兩個人在一起，那個東西沒了，他會擔心你，你也會擔心他。”張麗萍轉頭看著車窗外，“現在這麼開放的社會，你說是不是？”
化療時頭髮一把一把掉下來，張麗萍很揪心，索性統統剃掉。她形容當時的情景跟電視裡演的一模一樣。她花3000元買了假髮，又癢又痛，後來乾脆不戴了。
“有一次我去醫院，那醫生說了， ‘你的頭很漂亮，不戴（假髮）沒關係的’，他說，‘你要自信，你很漂亮。’他這樣跟我說，也給我安慰，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就不戴了。”
張麗萍經常去寺廟拜菩薩，人家看著她，頭上很光，長久不出門人又很白，以為她是尼姑。“後來就認命了”，張麗萍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想說話，對親友隱瞞病情，“很自卑的事情”，現在她想開了，“5年多了，還想不開？”動刀那年她47歲，有放棄的念頭時，一想起孩子還小，就勸自己身體一定要好，“母愛確實偉大”。
陷入回憶時，車正開在老洋房之間，周圍一片寂靜，從樓洞深處升上一股不易察覺的潮溼氣息。張麗萍盯著街上走過的女人，說，“我現在看到每個女的都很漂亮。真的，看她們個個都是美女，不管怎麼樣的，我就看了順眼。”
她又開始講述起做女人的不易，感慨男人拋棄年輕的病友，電臺裡恰到好處地播放著《野百合也有春天》。大巴車到站，張麗萍匆匆下了車，埋頭走路，很快融入街邊的人群中。大巴晃晃悠悠繼續前行。
醫院與火車站相似，一是大部分是外地人，二是票（號）不好買
臨近傍晚，宋健全忽然在車裡起身，舉起手機。“我沒來過上海，我們文化有限嘛，不懂就拍一下。”
他的老家在安徽，老兩口在浙江溫州打工，某日干活時忽然頭暈，甚至看不清手機。讀大三學醫的女兒幫他掛了專家號、訂了旅館，讓他一定來上海查一查。
宋健全還沒拿到結果，他感到很興奮，到處問人去東方明珠該怎麼走。妻子順從地坐在他身後，“不看病我們也不會到上海來，你看路邊，環境特別乾淨。”
“我們沒有文化，（在醫院）全靠問，人家講了一句兩句，之後就不講了。”看病順道旅遊使他心情不錯，但想到上海的物價，臉又沉了下來，“吃個早點，最少要10元，我們農村沒有的。來回跑兩趟要三四千元。”
一位上了年紀的病人正在診室記錄遺囑。
醫護人員來去匆匆，僅一天，華山醫院的門診量可以達到1.3萬人次。去年12月，就醫直通車在一個月裡載了538位去腫瘤醫院的乘客、659位去中山醫院的乘客、333位去瑞金醫院的乘客、407位去華山醫院的乘客和252位去五官科醫院的乘客。
蔡炯的私人電話號碼貼在大巴車上，供乘客返程時撥打。“幾分鐘一個電話，一直到晚上七八點才停”。
上海正在衝刺建設亞洲醫學中心城市，吸引周邊國家和地區病人來滬就醫，目標的大限是2020年。
在外籍人士來看病之前，鄉村裡的疑難雜症也希望得到上海專家的診治。
在蕭山工廠打工的王鵬是陪工友來上海看病的。他們先是去了杭州的一家醫院，又去了南京看皮膚病的一個研究所，一年打工攢下的五六萬元很快就要花光了，但還沒查出到底得了什麼病。
王鵬的工友先是發燒，後來皮膚出現紅斑、浮腫，住了十幾天院，內外科做了一通檢查，醫生建議還是看皮膚科。如果上海的大夫還找不到病因，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們這樣的底層有什麼辦法，有病就得看，借錢也得治。”王鵬重複著“底層”這個詞，指著大巴車上的座椅說，“我們就是生產這種椅子的，有架子，把棉花套上，做一個能掙5元，一小時最多能做5個。”
“我們精神壓力、經濟壓力好大，以前不怎麼生病，現在奇奇怪怪的病……”病人鬱悶時喝酒抽菸，不說話。王鵬也沒什麼辦法，只能勸他別喝酒了，煙少抽，對身體不好。
他們打工時租住在每月200元的房子裡，現在這錢只能勉強在上海住一晚。醫院旁邊舉著牌子的人正在招攬生意，短期家庭住房兩個床位每晚的價格在150元到220元之間，同時出租到外省市的汽車。腫瘤醫院附近的如家或是速8酒店，一晚的價格接近400元。旅館裡走過光頭的男男女女，愛漂亮的女士會戴著帽子或頭巾。一家名叫“大眾假髮店”的商鋪把“假”字塗掉，留下可以辨認的痕跡。
根據國家癌症中心發佈的數據，中國每天有1萬人被確診為癌症，平均每分鐘7個人。醫院排隊的人群中總有些拖著行李箱的家屬，他們小心翼翼地貼著前面的人，生怕被加塞。有人評價說，醫院與火車站相似，一是大部分是外地人，二是票（號）不好買。
來這一趟不容易，他們手裡排了許久的號，很可能關係家人的生死。在來上海的路上焦慮已經開始，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反覆詢問家鄉舟山的司機，上海的醫院怎麼樣，“畢竟不是自己生活的地方，多少都有陌生感，怕坐錯車，心裡忐忑。”
也許是出於匆忙，大巴車司機撿到最多的是遺落的片子和病歷本，有一次撿到了現金，“這是人家看病的錢”，歸還後，失主送來錦旗。
到上海看病，像是一種信仰，“怕小毛病搞成大毛病，相信上海的醫院”“上海的大夫見多識廣”“這個動刀子的事情不好隨便”。
據統計，在上海的三級醫院出院病人中，外省市病人佔38.82%，上海成為國內外地患者流入最多的城市之一。上海許多醫院異地就醫住院費用醫保直接結算，客觀上吸引了外地病人。在周邊的村子，不到上海看病甚至會被鄉親指責，哪怕到上海無濟於事，也要兜一圈再回去。
長恨春歸無覓處
病房的窗戶與黃浦江畔亮著的是同一種顏色的燈光。敞開的病房門中，飄進了一股鮮花的氣息。一位外地老先生許是久未出門，黃色的領帶打得太小，襯衫的領口又太大，很不協調。手中拎著的片子隨著走動發出清脆響聲，只有疾病才促使他出門遠行。
蔡炯的搭檔名叫鍾蔚萍，在由小賣部改造的房間裡收款。她做了半輩子服務行業，還有15天退休，人稱“閒人馬大姐”。有外地乘客把她當成專家，“說這裡那裡不舒服，問我是什麼病。”有人得了腫瘤，面露緊張，“馬大姐”寬慰幾句。但祝福的話也只能聽聽，外地的病人等待上海醫生的“宣判”。
由小賣部改造的辦公地點。
從就醫直通車下來後，乘客總是小跑著奔向擁擠的醫院。到了就診室，焦慮和對焦慮的恐懼達到頂點。有人見了醫生就開始痛哭，求他救救在胸上發現陰影的14歲女兒。有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醫生，眉頭很少舒展。走出診室，一些人雙手在胸前合攏感激上蒼；還有一些陷入更深的焦慮之中，面對牆壁半晌不語。
王俊是交運巴士長途南站的副站長，辦公室的牆上貼著長三角地區交通圖。“開通就醫直通車之前，我們做了問卷調查，發現很多老年人來上海看病，比如普陀有三四成的乘客，每週固定時間來上海就醫。”他說，公司要打通“最後一公里”，讓看病的人零換乘。
“上海這個地方，很多人是從江浙遷移過來，外地人在這兒有老親戚，看病喜歡找他們打聽下。”一位老先生拿著翻蓋手機，不會上網，慶幸自己有老鄉在醫院做廚師，能幫自己聯絡聯絡。一上車，他就忙著辨認東南西北。
有人檢查沒做過，僅僅胸悶了一週就飛了2000公里找到上海的知名專家；有人偏頭痛，診斷明確，吃藥控制效果不錯，但仍花了兩個月把全國知名神經科專家門診看了個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門診病歷。
這與“90%的病不出縣”的要求背道而馳。醫改以來，分級診療和雙向轉診制度向來是重點，但無論是建立醫聯體、醫生多點執業還是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似乎都很難改變大城市大醫院的虹吸效應。
“國家的錢向下走，病人和醫生卻向上湧。”一位醫生表示。2013至2017年，各級財政對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直接補助由1059億元增加到1808億元，年均增長14.3%，佔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總收入的44.2%。
但大型公立醫院“已經長成了一個個大胖子。而在基層，醫生收入被“綁死”，實力不強，為規避風險，也不願意患者全都到基層首診。
大巴車上的患者，有許多是被推薦來上海看病的。“小地方只有一個診室，一個醫生，一天掛50個號最多了。”一位患者家屬說。
另外，大醫院和小醫院的藥品目錄不一致，基層醫療機構拿不出大醫院開出的藥品，也使大巴車上多了一些專門來開藥的病患，回程時手上拎著大包小包的藥品。
他們並不知道，國家在宏觀層面多次表示，要繼續強基層，培養更多的全科醫生，通過醫保差異化報銷引導群眾首診到基層。在病人眼裡，大城市大醫院裡的大醫生，說話分量最重。
交通像潮水一樣，早上漲潮、退潮，晚上又漲潮。廣播裡開始點歌，病人們聽著那些遙遠的祝福，歌手動情地唱著，“春去春回來，花謝花會再開”。
張維在公號寫道，“茫然和惆悵，和著這個時節軟軟的風，一下一下地往人心裡啄，令人一會兒痴痴地想哭，一會兒又茫茫然一笑。”“就怕她不肯等我呢，花不等，鳥不等，春天也縱然是不肯等的。”
1月29日，化療了70次的張維去世。
幾乎沒人意識到，這輛大巴少了一位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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