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的电视有个电影台，轮番播放香港的电影，可以说我是在港片的滋养下成长的。当时无意看的很多类型电影，如今大多已经成为经典，唯独有一部恐怖片，虽鲜少人提及，但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很深刻的印象，电影名为《生死线》。
说到恐怖片，我们第一联想到的元素多是妖魔鬼怪，但正是由于此类题材的“超现实”，往往难以唤起观众内心深层的恐惧。《生死线》的惊悚，在于它展现的故事与现实攸关。
电影的场景设定在一个封闭的小岛上，岛上有一户人家，一位瘫痪的老妇和她的三个怪儿子。一位老师领着学生进入岛上旅游，其中一位女学生被三儿子看中，三兄弟强行“提亲”。为逃出孤岛，老师及学生与三个疯子展开生死较量。
这是一个常见的故事模式：正常人进入一个封闭的环境内，被欺凌打压，要么被同化，要么大开杀戒。如果说《生死线》将背景设置得太小，因此显假，那将整个故事的格局放大，就是《盲山》。
《盲山》根据现实故事改编。
大学生白雪梅因急于给家庭还债，误信假扮成采购草药员的人贩子，被带往山村，喝了一杯水昏迷后，醒来身上的钱和身份证都丢失。她才发现自己被拐卖给了一个光棍，被成亲、强奸、打骂、囚禁，最后生下孩子。
电影中白雪梅的反抗及逃跑，是噩梦的逐步升级。
第一次逃跑，她从山中跑到马路，一辆汽车的出现，让观众燃起希望，司机却因为白雪梅身上没钱而拒载，导致她被追赶过来的村民逮住。
第二次逃跑，白雪梅用自己的身体，从杂货店老板那里交换来四十块钱，终于赶到镇上，并顺利坐进开往省城的大巴，结果大巴刚启动，村民的出现，大巴司机事不关己的态度，警察说的那句“有病到医院去，别在这儿妨碍交通”，摧毁了白雪梅和观众确立起来的庆幸，她再次被抓了回去。
最后一次逃离，父亲带来了警察，终于将她救回警车内，本以为这次安全无虞，没想到车子没开多远，又被群情激奋的村民拦下，白雪梅仍然没法走出村庄。
观者代入到主角身上，很容易体会到无望和压抑感。但最恐怖的是，整个村庄的人并不认为这是一种犯罪，相反，从村长，到老师，再到邮递员，甚至同样是其他被拐卖到山村的女孩，人们的漠视和习以为常的反应，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恶之网，把主角牢牢罩住。反射到现实中，让观者油然生出一股寒意。
这种切肤的恐怖，在于作恶之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刘瑜在《恶之平庸》中为此点明：“我能想象这些人爱打麻将，看《还珠格格》，唱卡拉OK，要是路上碰见个问路的，没准还会热情指道。”
在集体中，恶被消弭并合理化了。吊诡的是，作恶的当事人往往浑然不觉。当人们混入一场暴动中，容易往中心那个“罪人”身上踢一脚，并自我慰藉到：反正不会致其死亡。这种恶行细小、普遍、难以察觉，甚至我们自己都实施过——在小时候我们几乎都曾无意识地排挤、欺负某个“异类”，仅仅因为他是转校生、长得不好看、身体有残疾。
身边的普通人也会作恶，这就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恐惧。
在导演拉斯·冯·提尔那部场景极简的《狗镇》中，因逃离追杀，女主角格蕾斯闯入了狗镇，为了在此地避难，她必须以劳作偿还恩情。又因为得知她被通缉的身份，村民的心理地位陡然提高，对她的欺凌变本加厉，他们开始任意践踏她，人性的邪恶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显露出来。哪怕是话剧化的布景，代入主角的处境中，仍然让人不寒而栗。
怎么化解这股弥散不开的恐惧，在于最后的复仇。也正是主角最后爆发的力度，决定电影的高潮。
在《狗镇》中，格蕾斯的身份最后揭开，原来她是黑帮老大的女儿。父亲找到女儿，将权力交给她，格蕾斯认为“村民都是普通人”，又认为“世界少了这个村子会更好”，她点头示意，缓缓说道：“先杀掉孩子，让母亲看着。”冷眼旁观屠村行动。用“以暴制暴”的行为，完成了报复。
主角最后大开杀戒越彻底，实则是在帮观众消解观影过程中积攒的恐惧情绪，释放压抑。
韩国电影《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环境仍是孤岛，受害者仍是女性，施害者这次变作她的家人，并由家人辐射邻居。一次逃跑未遂，金福南的女儿被丈夫施暴致死，面对调查，村民集体帮腔，掩饰罪过，绝望的金福南因此爆发，手刃身边人。电影用了将近四十分钟的篇幅来展现金福南的复仇，可谓大快人心。
去年大热的影片《逃出绝命镇》，同样也是一个“异类”（黑人）进入封闭世界（白人世界）的故事。
黑人青年克里斯与白人女孩露丝相恋，受露丝盛情邀请，克里斯来到了一座位于小镇的屋宅，见到了露丝的父母和两位黑人佣人。在父母和气的表面下，克里斯慢慢觉察到异样，最后出逃时刻，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是被诱导到这个地方，成为这个变态家庭的实验对象。
《逃出绝命镇》的评价两级，这部电影在美国提名了一堆奖项，很多专业的电影杂志将其评为年度十佳。据说影片最后克里斯的复仇，激起了美国本土影院很多观众的掌声。
在亚洲地区，脱离了黑人白人对峙的种族语境，虽说快感会大打折扣，但血溅场面仍旧解恨。克里斯从意识到被排挤，进而被催眠，再到被囚禁，在死亡关头触底反击，稳固的视角，流畅的叙事，让观众压抑的情绪得以大大纾解。
再来说说2016年另外一部大热的电影《杰出公民》。
这部电影的类型定义为“喜剧”，但在观影过程中，透过“粗糙”的镜头，人物“荒诞”的举动，联系个人经历与主角身份的共通，我慢慢从中感受到一种生理上的窒息。
这种恐慌的产生，究其原因，是剧情的“过于真实”。电影讲了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家丹尼尔，有一天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萨拉斯，参加为其举办的“杰出公民”表彰活动，在短短的4天时间里，他遇到了形形色色奇怪的人。而村民也从一开始的欢迎，慢慢表现出敌对的态度。
导演拍了自己的小镇，同时也是全世界的小镇。当镜头聚焦美景和淳朴的民风，每个小镇都怡人。但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耀眼的“外来人”，此地不宜久留，因为一旦深入封闭环境的结构中，势必会打乱一些秩序，神奇的人心就会触发一些故事发生。
在《杰出公民》中，人物和情节都现实，但丹尼尔的到来，如同水滴入油，格格不入，因此在彼此的互动中带出了浓浓的怪诞。我想有北上广深大城市生活经验的青年，都能很容易代入故事的情境中，get到丹尼尔最后的恐惧。
群体作恶的故事全球适用，并且经久不衰。
在过往的历史中，已经有太多的现实案例，比如美国著名的“塞勒姆审巫案”：1692年初，塞勒姆村的两个姑娘尖叫并肢体扭曲，村里一致认为，女孩们中了巫邪，与此同时，她们的症状波及到了村里其他姑娘，在巨大的压力下，人们指认、抓捕村中那些被讨厌的人，施以酷刑，逼迫他们承认自己与“魔鬼”签订了契约，最终恐慌的村民们处决了20个人。电影《激情年代》即是根据此史实改编。
展示一个个体邪恶的电影，是犯罪电影。挖掘整个群体人性邪恶的电影，则是恐怖片的集大成。这种恐怖感原始、稳固、残酷、与己相关，往往能引起我们深刻的共鸣，激发内心深处的恐惧，并且担忧在不久的将来，这样的事故会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幸好，在邪恶的群体环境中，总还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做大善之举。正因为此，才让一个家庭、小镇、国家、乃至世界，美好地运行下去。这也是相比人性本恶，人性本善更受拥戴的原因。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辛德勒的名单》就是这类电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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