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19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正在进行中。这是继2017年之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领导人和嘉宾再次聚首北京，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而集思广益、共襄盛举。在昨天（25日）上午开幕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分论坛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汇讲堂第106期嘉宾）在致辞中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当今世界，只有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今分享郑永年的致辞要点及其在论坛召开前夕的访谈。
【致辞要点摘编】
国际秩序是国际公共品，国际秩序的稳定更是国际公共品。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大国，确实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公共品，为总体上的国际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近年以来，美国因为自身内部的发展问题，在国际社会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其所能提供的国际公共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需要，这也就使得国际社会充满了不确定性。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到今天为止，很多国家经济结构都是失衡的，不仅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分配差异一直在加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南北差距加大，中国经济虽然进入新常态，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30％以上。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开始有能力、有意愿、有责任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
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有好的竞争，也有坏的竞争。如果“一带一路”是一个经济上的竞争的话，那是最好的竞争。1990年代，当中国跟东盟国家开始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候，日本、韩国也加入了竞争，所以形成了三个“10+1”，到今天演变成了“10+3”，这就是从竞争走向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也是一样，我倒是希望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大家都能在“一带一路”竞争出更好的产品来。当前，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中美之间从竞争走向合作，是中美之间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
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访谈摘编】
引入更多利益相关方,“一带一路”建设还有改进空间
问：作为中国向全球提供的一个重要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以来，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您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建设五年多来的进展？
郑永年：应该高度肯定“一带一路”对于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包括增长乏力、结构失衡等。发展中的问题必须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提出这一倡议，本身方向就是对的。
近年来，“一带一路”已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响应，越来越多国家选择加入“一带一路”建设，共谋发展，包括最近的意大利。这些国家加入“一带一路”是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量，期盼能从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
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也存在改进的空间。比如，有的项目规模过大、合作形式单一等。未来，可以适当压缩单一项目的规模，或者将一个大项目拆分成多个小项目，便于项目的推进。此外，不妨鼓励更多民企参与，并与所在国的地方政府、环保组织等社会团体加强合作，引入更多的利益相关方，同时更多地聚焦民生领域。
除意大利外，相信会有其它欧盟国家、G7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问：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G7国家，背后的考量是什么？其他G7国家会跟进吗？
郑永年：意大利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个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事件。意大利不仅是欧盟国家，也是G7国家，随着意大利的加入，并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好，相信会有其它欧盟国家、G7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意大利之所以选择加入，是因为这符合意大利自身的国家利益。一方面，“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而意大利本身有改善国内基础设施的迫切需求，加入“一带一路”有利于推动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另一方面，截至目前，欧洲经济仍未能成功走出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经济复苏乏力。包括意大利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缺乏经济增长动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其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机遇。
事实上，“一带一路”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倡议，它虽然由中国提出，但却能惠及世界。除了部分国家带有意识形态偏见外，包括德国、法国等欧盟核心国家实际上都肯定“一带一路”的经济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确实没有地域政治的考量，而是聚焦经济合作与发展。随着未来“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持续显现，相信越来越多国家会像意大利一样认同、支持“一带一路”。
意大利是G7国家中首个签署“一带一路”的国家
中国开放政策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
问：您认为中国开放进入了4.0时代，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有舆论认为，中国这一轮密集的开放举措一定程度上是被动开放，您怎么看？
郑永年：中国近期开放举措密集出台，包括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备受关注的《外商投资法》等，都是基于中国自身改革逻辑、符合中国自身国家利益的举措，而不是在外部压力下的妥协结果。实际上，从达沃斯到博鳌，再到首届进博会，习近平主席已多次公开强调，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实际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经历了四个版本。
所谓1.0版，即“请进来”的政策。就是中国主动打开自己的大门，让外资进入中国。1980年代以来，中国打开国门做生意，但当时西方资本对中国还是抱怀疑态度，首先进入中国的是境外华人资本，特别是中国港澳台和新加坡资本。中国拥有大量的境外华人，这是中国的优势。
所谓2.0版，即1990年代开始的“接轨”政策。中国在19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经济制度体系，并通过和有关国家的艰苦谈判加入了WTO。随后西方资本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很快把西方的资本、技术要素和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
上世纪末境外资本的大量涌入，推动中国从资本短缺经济体向资本剩余经济体的转型。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的资本开始“走出去”，即所谓3.0版。
十八大以后，中国开放政策4.0版开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开放不同，4.0版兼具“请进来”和“走出去”要素，是两者的系统化和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场需求导向的，但比较零星，不具有系统性。十八大以后形成的“一带一路”倡议则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础上的系统化。“一带一路”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动力，因为它结合了中国充裕的资本、产能和所拥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
“请进来”则直接关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光“走出去”却没有“请进来”，就会使得内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新一轮的开放政策，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修改《外商投资法》、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关税等，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3月1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外商投资法》,为外资企业投资发展迎来新契机
经济全球化、技术变革等对国际秩序发生了深刻影响
问：好像不仅是中国，全球都在进入一个“新常态”和“新时代”。作为国际关系和中国问题专家，你如何定义时代之“新”？
郑永年： 不论是亚洲新秩序也好，世界新常态也好，实际上，没有一个区域秩序或者世界秩序可以一成不变，世界秩序在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现在也要与时俱进。二战以后的秩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建立起来的，确实也到了要变的时刻。为什么要变？主要是两个要素发生变化。
一是经济全球化。马克思说的对，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从世界范围来看，经济全球化是基础，国际秩序就是上层建筑。一般认为，一个主权国家，有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但是因为这一波全球化浪潮，已经没有国家可以说它今天还有100%的经济主权。所有国家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
另一个原因是技术变革。以前经济全球化当然也有了，但是没有现在那么大规模，往往局限于一个区域。技术的发展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得以分开。比如华尔街，现在的银行系统雇佣人员较少，资本家就是有几个人就够了，另外再有几台电脑就能赚取丰厚的利润，而把人工服务外包给其他低成本国家。这些都对全球产业结构乃至国际秩序发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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