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云南人，家乡宝”，这句老话说的是在云南人心中，家乡就是最大的宝，许多云南人就爱窝在家里，故土难离。当然，这里面，也有那么一层云南人懒惰，不愿、不敢出去奋斗的意思。但实际上，随着时代变革，走出去的云南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些，“出走”之后，又选择“回归”。
全新栏目“云南人的出走与回归”，将关注一批具备如此特殊经历的云南人，讲述他们的“双城记”，并通过他们的视角去观察：他们的家乡，和曾经寻梦的那座城市之间，究竟有着如何的不同？存在怎样的差距？云南，究竟该如何去追赶？
“云南人的出走与回归”系列
北漂的90后云南电影人，与被遗忘的 “中国好莱坞”
北漂90后电影人王志：云南没能治愈我的孤独
北漂三年，王志最终选择回到昆明。
王志，土生土长的90后云南电影人。2014年，从西北民大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毕业后，因为“帝都至少集中了全国70%的影视行业资源”， 他选择了北京。这段经历，让他深切体会到漂泊异乡的孤独。远离家乡和熟悉的环境，独自在陌生城市打拼，人往往容易生出孤苦无依之感，尤其是在房价高不可及、生存压力巨大的北京，乡愁常常让王志梦回云南。
在他的电影处女作《伏天儿》中，这种孤独感几乎溢出屏幕。《伏天儿》故事发生在盛夏伏天，电影画面却从始至终保持冷暗的色调。积满灰尘的桥洞，泛黄老旧的墙壁，吱呀作响的地板，梦想、欲望……王志运用诸多元素，铺陈一个众生皆孤独的故事。
王志说，他这个年龄，电影创作更多地是从对生活的感受出发。《伏天儿》通过三个青年男女的情感困境，描摹都市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反映在大城市钢铁森林中平凡人的孤独，实际上表达的，是他北漂的真实感受。
拍《伏天儿》是后来的事。初到北京，比情绪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活下去。
起初，为“见识真正的拍电影”，王志选择了跟剧组。生存的压力随之而来，收入太低，他只敢住四环外的城中村地下室，偶尔吃个鸡蛋灌饼加根烤肠，都算得上是开荤了。于是，三个月后，他转去做商业摄影，不可避免地离电影越来越远。他焦灼万分，是坚定本心追梦，还是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
2016年，王志做了选择，他再度辞职，回归电影，并开始酝酿《伏天儿》剧本并筹备拍摄。
10个月很快过去，仍然没有启动资金。投资人并不看好年轻导演，也不会花钱支持一部相当小众的艺术电影，钱，成了最大的难题。他发起众筹、四处奔走，终于筹到十余万，开始紧锣密鼓的拍摄。拍摄过程也十分曲折，受成本影响，17天拍完，后期剪辑由他独立完成，耗时整整两年。
王志形容《伏天儿》是奇迹之下诞生的作品：“杀青第二天剧组聚餐，女主角还说，没想到这部电影真能拍完。”
作品再奇迹也不能直接带来收入。三年蹉跎，北京依然是那个高歌猛进的帝都，王志依然是那个买不起房的年轻人。几经考虑，2018年3月王志回到昆明，注册枪花影业。
一开始，王志信心满满，他钟爱乡土题材，回到故乡对他的创作将大有裨益，这里房价也低，安身立命不成问题。谁知，家乡并非坦途。
“昆明是个适合生活的城市，不适合创业。”王志认为北京电影文化气息浓厚，有很多电影展，有很多热爱电影的人可以一起聊创作。而昆明氛围欠缺，偶有电影首映，都以商业电影为主，艺术电影较少。总之，云南影视行业还处在起步阶段，不过从长远来看是个机会。
“北京是适合生存的城市。”王志直言，北京机会较多，有能力就有收入，而在昆明资源更重要，接活看人情多于能力。他创业时间不长，人脉不广，前期比较艰难。在云南没法靠电影吃饭，所以本地同行几乎没有把电影当主业的，“昆明没能治愈我的孤独”。
因为创业负债，他现在满脑子想的是还债：“活下来简单，活到什么层次另说。我现在只担心欠债太多，不能安心创作。”
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彭涌：
云南影视产业发展仍未破题
对于王志的艰难处境，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彭涌表示，“这样的故事太多，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于2011年9月在昆明成立，是中国第一家由地方影视企业联合组建的省级社会团体。会长彭涌是著名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委员，曾获骏马奖金奖、山花奖金奖、金鹰奖一等奖等十余项国家级影视大奖，代表作是纪录片《我心中的香格里拉》。在最近的作品《官渡人家》中，他融合花灯、滇剧、山歌小调等云南元素，试图在中国影坛上发出云南的声音。
“有两类人适合当导演，一是有天赋的人，二是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从量变到质变，最终集大成的人。”彭涌认为电影是一门综合性产业，导演需要有极高的综合素质。冒进容易出问题，许多港台导演都是从基层做起，“年轻人要脚踏实地，慢慢积累和学习，一步步提升自己，以后自然能脱颖而出。”
在被问到云南本土怎样帮助年轻导演时，彭涌表示：促进会可以在故事、题材、班子组建、演员筛选等方面提供指导。同时，如果作品播出后在线上平台有一定的点击量，政府可能发放部分奖金以代替补助。
“以奖代补”，出自2009年云南省委宣传部的 《关于加快云南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凡云南影视机构主拍的影视作品，云南与外来影视机构合拍的影视作品，外来影视机构创作拍摄的云南题材、云南故事的影视作品，对于宣传云南、提高云南知名度有较好作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为一体，均采取以奖代补形式进行扶持和奖励。”
此外，2016年的另一份《关于促进云南影视发展若干政策规定的通知》，从加大云南影视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对电影产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等七个方面入手，促进云南影视发展。事实上，除这两份文件以外，云南省极少有影视产业扶助政策，且收效甚微。本土电影人现在的困境，很难说没有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反观云南影视产业发展史，云南原本占尽先机。建国初期，云南以优秀的民族志影像引起关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以《五朵金花》、《阿诗玛》、《山间铃响马帮来》、《芦笙恋歌》为代表的云南风电影，曾红极一时。
其实，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云南便着手投入影视基地建设开发。2003年，云南打出“打造中国最美最优最佳的影视创作基地和东方好莱坞”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提出，比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建立还早了一年。
2005年，紧随横店步伐，中国云南影视产业实验区挂牌成立，这是国家广电总局授牌的云南首个、也是惟一影视文化产业园区项目。
在实验区的框架下，昆明基地、滇西纪录片拍摄基地、丽江基地、临沧佤文化创作拍摄基地、香格里拉影视拍摄基地、寻甸天湖岛基地等特色基地获准建设，到现在，云南拥有大理天龙八部影视城、安宁玉龙湾影视城等二十余个影视基地。2011年，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与北京春天传媒集团更是联合投资，在拉市海自然保护区，打造占地万亩、投资50亿的云南影视文化产业园项目。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有诸多基地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但在种种因素影响下，十余年过去，云南影视产业实验区乃至云南影视产业，并未取得大的突破。而横店影视城，早已从偏僻的小村变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被美国《好莱坞》杂志称为"中国好莱坞"。
作为本土影视产业后起的领军人物之一，言及此，彭涌深感遗憾。
近年来，无论是在市场还是艺术圈，表现好的云南作品几乎全为外来团队拍摄。如《玉观音》、《我的团长我的团》、《花腰新娘》、《李米的猜想》、《心花路放》等，均是云南题材或在云南拍摄的影视作品，并非云南主导。对外来团队而言，云南只是取材取景地，更像是一个摄影棚。像陈凯歌的《无极》剧组，在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拍摄，对当地自然景观造成破坏，留下污染走了。
“为什么大家要往北京跑，因为北京的资源、人才确实集中。”结合90后年轻同行王志的经历，彭涌为云南影视产业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一、政府设立专门的奖项鼓励创作。剧本是一剧之本，鼓励剧本创作能带动更多人参与进来。
第二、培养云南的人才队伍。将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既让云南人才有机会走出去，到中戏、北影等高校学习提升，又引进资源和外地优秀人才，带动我们发展。
第三、政府与协会合作，组织专家顾问团服务人才，协助对接国内国际影视资源，从量变到质变。
第四、社会各界的支持。借鉴一些省市的做法，设立云南文产基金、慈善基金等公益性资金，为人才提供切实的支持。
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著名导演彭涌接受采访
彭涌透露，云南省影视产业发展促进会曾举办小规模的云南影视产业盛典，今年将寻求政府支持，与全省影视行业从业者共襄盛典，促进云南文化产业发展。
”我们要留住人才，更要培养人才，影视是造梦的艺术，别让本土电影人在梦醒时分，面对现实的一地鸡毛。必须真正落实相关政策，才能把云南从摄影棚发展成为真正的影视城，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影视产业链。”他不无痛心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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