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 鲍亚婷 王晓晴 郑爽 沈雨若
摄影 | 郑爽 吴轶雨
撰稿 | 王晓晴
今天下午，下着小雨，天色暗淡，温州村像被一层灰色的薄纱罩住了一般。入口处挂的红色横幅赫然在目，“全面关停住宅楼下餐饮”。
街道边的餐馆大都大门紧闭，整治小组正忙着拆卸店铺招牌，一块块零散的招牌堆在路边；一家韩国料理正忙着搬空店里的东西。或许是天气不好的缘故，路上没有什么行人，偶尔一两个身穿制服、戴着红袖章的人走过。
昨天这个时候还不是这样子，街道和今天一样昏暗，但往来的行人和外卖小哥风驰而过的电动车增加了些许生气，而有的餐馆已熙熙攘攘坐满了客人。
位于温州村44幢东115-116号的温州海鲜黄牛排馆里，人们划拳喝酒，碗筷杯子碰撞在一起，十来个服务员端着菜盘穿梭其间。300平米的餐馆坐满，同时容纳200人就餐，连过道上也临时搭起了一张桌子，安排一对情侣用餐。“这里也太挤了吧。”女生抱怨了一句。“就挤这最后一天了，明天就关了。”一个服务员边给别的桌上菜边隔空回复。
这条街不远处的阿牛快餐里也坐满了客人，约10来平米的店铺里有将近20个顾客。他们的衣服、头发、吃饭的手，还粘着黑色的水泥或白色的石灰。四五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坐下，边往嘴里扒饭边嘻嘻哈哈说着什么，唾沫和饭渣子一起飞溅出来，五宫格的餐盘里是两个或三个菜，有荤有素。
今天，这一切连着温州村的73家餐馆，都消失了。
温州海鲜黄牛排馆在温州村开了十年，老板姓周，厨师出身，来自温州平阳。
说起十年前，他很是自豪，“我刚来这里时，还没什么餐馆，对面那个衢州菜之前是一家温州海鲜馆子，我来这里三个月，它就倒闭关门了。”经过十年的发展，他吞下了隔壁两间店铺，把原来的餐馆扩充成了四间店面，花了将近两百万重新装修了一番。现在店里有员工23人，基本来自周老板温州老家，平均日营业额达两万元。两年前，周老板从掌勺厨子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主要负责餐馆的运营。
周老板最近一次下厨是三个月前，帮一个女生烧她家人寄来、她不知道怎么处理的“蝤蠓”，蝤蠓是温州人对青蟹的叫法。
那天下午，周老板运了一车海鲜回店里，正卸货时看见一个女生蹲在餐馆门口的树下哭。她手里拎着一袋家人寄来的蝤蠓，学校没地方处理，就找到这家温州海鲜馆，结果店员因为太忙了拒绝帮忙加工，女生一下子不知所措就哭了起来。问清楚情况后，周老板去后厨帮忙烧好并打包好了递给她。“我说不要钱这个小姑娘执意要给我钱，然后自己扫了支付宝付掉了，她说毕竟你们做生意的也不容易。”
“温州村主要是温州人，前几年我们店客户主要都是住在这里的温州人，后来名声响了，杭州各地的都会来吃，有的专门开两个小时的车过来。”
夏天是海鲜馆客人最多的时候，四间店面还远远不够，店铺门前的人行道上会摆起一长列桌椅，同时接待300位客人。来吃饭的客人一波又一波，一直要营业到凌晨两点。在酒精和食物的刺激下，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他们高谈阔论、嬉笑怒骂、划拳喝酒。
根据居委会陈大姐的说法，温州村餐馆居民被投诉的主要原因便是油烟、噪音、占道。
提起居民投诉，海鲜馆周老板冷哼一声，“这群人没事干，一去投诉政府就要求我们整改，我每次都按要求整改，这次倒好，直接一锅端把我们都赶走了。”
今年3月，周老板对后厨进行了油气分离改造；7月将油烟排放设备全部更新，“我们都是按酒店标准来的，一整套装下来花了五万多”；9月他在餐馆安装了烟雾报警器。“三次改造前后花了十来万，每次都达标了。”说完，周老板深吸一口烟，长长地吐了口气。
这时来了一个三十左右的男人，扛着一麻袋龙游粉丝走了过来，“吃不完了，分给你们。”周老板叫他“六代”，“我们都是用餐馆名字称呼的，认识五年了，你问我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真不知道。”
这个“六代”姓雷，老家在衢州龙游，是隔壁六代手工面的老板。六代手工面和温州村其他苍蝇馆子简单的粉刷、昏暗的灯不同，装潢很时新，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家店在温州村营业了五年，今年9月份开始重新装修，10月完工开始营业，共花费40余万。
“光店里九张木桌子买来就花了一万五，昨天有人来收购，一共只肯出700块，我加到1000他都不买。”“六代”边说边笑，“我还不算最惨的，我好歹装修完还营业了快两个月，我旁边那家湘飘人家刚开张，当时盘下店转让费就付了26万，装修完营业一个月，得，都得搬了。”
说完，“六代”周老板和坐在一块儿抽烟，一个抬头望着天、一个望着街道，长久地沉默。突然，周老板指了一下头顶的招牌，又笑了起来，“为了做这块招牌我可是找了好多地，温州村这一片区都没人能做，我跑去杭州东站附近找人做好的。两年前，7万块。”他先用手比了个数字2，再比了个数字7。前几天他还想着把招牌摘下来，等找到店铺了重新营业时再把招牌挂上，便特意去咨询制作商，“不行，这里面都是细细的灯丝，一拆下来就亮不起来喽。”周老板看起来很得意，站起身给自己店铺的招牌拍照，“以后拿着这照片还可以吹吹牛。”
“六代”笑着说，“明天你这招牌一撤下来，这整条街都暗喽。”
沿着这条街一直向前，经过的餐馆上都贴着“门面转让”，大约二十米是一家快餐店——阿牛快餐。
阿牛快餐店里摆着四张桌子，各配四把椅子，一进门右手边是陈列菜品的桌子，荤荤素素十几样菜。玻璃门上满是水汽，店里味道很重，各种菜的味道夹杂在一起。
餐馆老板姓陈，是安徽人，有两个孩子在老家上高中，她反复强调她来自“安徽一个山沟沟”，“你们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肯定没听过，告诉你们在哪也没用。”她仔细地打量我们，话锋一转：“你们个个穿得这么鲜丽，哪里吃过什么苦啊。”
“你看，只有学生才会剩这么多饭菜，吃两口就走了。”陈女士等刚刚用完餐的人走出门了才说，她指了指桌上餐盘剩的饭菜：半碗米饭、青菜似乎没动过筷、啃了两口的鸡腿横躺在桌上。“那些做工的人都很苦的，哪里会剩饭啊，从来没有剩的。”这家快餐店一顿饭的价格从10快到20块不等，顾客主要是住在温州村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就在附近工地工作。
两年前，陈女士的餐馆还在文三路骆家庄一个小区里，用她的话说，“和今天一样，居民投诉、要求整改，然后我被赶了出来。”花了半年的时间，她在温州村找到了这个约10个平方的店铺，两年后的今天，她又被“赶了出去。”
“我知道肯定会赶我们走的，只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她叹了口气，“我以为还有几年生意好做。”
陈女士来杭州十几年了，最开始从洗碗工做起，攒钱有了成本便自己开餐馆。她调侃自己现在又被打回原形，又要继续干洗碗工了。到今天，她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店铺继续营业。“找呗，不然怎么办，我回老家只能种地、干农活，你们都没干过农活吧？”她反问我们。
在农村务农的收入远远低于餐馆的收入，她需要在杭州挣钱，供孩子读书。在得知记者一行有浙江生源以后，她问我们：“浙江本地人考浙大是不是特别便宜啊？我们这些省份都要600多分呢。”
温州村的另外一条街，挤满了各种各样的餐馆，主营外卖的店铺大多驻扎在这条街。
一家主营外卖的店里，店员正忙着打包，他们已经找好了店铺，搬走就继续营业。
店门口停了七八辆电动车，外卖小哥蹲在一起各自看着闪烁的屏幕。他们负责温州村这一站点的外卖配送，就住在温州村，每天往返于温州村和周边地区，去得最多的是旁边的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这个校区的外卖大多来自这里。
这一支“饿了么”外卖配送团队有20人，除此之外还有“美团外卖”等团队也驻扎在温州村。20号早上，他们接到通知，温州村站点的配送员全部调配至其他站点，“去新的站点要花时间重新熟悉环境。”
菜场附近是早餐店聚集的地方，其中三家有自己的店铺，除了专营包子的连锁店，其余两家按规定都要搬离。包子酱饼店里，包子、稀饭、拌面、现磨豆浆、麻球、酱饼、茶叶蛋一应俱全，“如果只卖包子，早餐店还可以继续干。可是豆浆茶叶蛋都不许卖的话，我是要亏本的，哪有人光吃包子的呀。” 包子酱饼店老板娘说着，装包子的手也没停，依旧笑面迎客。
另外几家则是用几顶红帐篷搭起的临时早餐摊，“22号就不卖咯，不过我只是先避避风头，过两天还要来的。” 卖糯米饭的陈老板说，在他眼里，温州村离不开这个早餐摊。
菜市场前方20米左右是一家淮南牛肉汤，老板姓薛，十几年前从安徽来到杭州，现已在杭州安了家。“十一年前刚来温州村那会儿，这可真荒凉，这条街就两家卖吃的，哪像现在人那么多。”
看着店里的桌椅，他感叹:“要是我这桌椅好一点我就捐给贫困山区希望小学了，可惜用了十几年太破旧了。”目前他已经找好店铺，准备明年三月再开始营业。十一年来一直看着温州村的变迁，这次变迁将他”迁“了出去，“也不止温州村在变，整个中国都在变嘛。”
今天下午，随着整治工作小组的到来，一块块招牌都陆续卸了下来。被称呼为“六代”“海鲜馆”“牛肉汤”“湖南菜”的这一群人，关于温州村的记忆，都定格在了这一天。
搬离前的晚上，周老板坐在店铺门口抽烟，看着餐馆里吃饭的客人，反复问我们，“你们是大学生，你们来说说，把我们都赶走，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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