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欣赏中国古书画的时候，我们往往只顾着欣赏作品中的主题内容，却忽视了最最细小的落款。落款虽小，却包含了作者整个的构思。
在古玩市场，我们常常看到专家拿着放大镜端详古字画，然后给出真货或者赝品的判断，内行人一点即通，外行人听得一头雾水。
古时候没有防伪标签，没有二维码，那些价值连城的字画，又是怎么“防伪”的呢？
落款，是在书写本文外所写作者姓名、年月、轩号等。
宋代的崔白，他就低调地把题款藏在树干上。这跟我们常见的画作题款不一样。
其实，字画里的落款一点儿也不简单，里面的门道多得很。
另一位宋代画家李唐，也有类似的操作，他就把名字题在画作中的石壁上。
这还不算厉害的，北宋绘画大师范宽，他作的《溪山行旅图》，落款署名就藏在树上。这么一藏就藏到1958年，才被世人发现。
这种其实就是“穷款”，而藏起款文的叫“隐款”，宋代绘画中不仅穷款、隐款比较普遍，而且他们基本上没有加盖印章的习惯。
明明还留有那么多空间，可以随意发挥，为什么宋代画家爱玩“躲迷藏”呢？
有人专门展开了研究，说他们不写在明显地方，是因为…字不好看！如果画本身赏心悦目，一旦配上不好看的字很容易破坏美感。说这话的是清末明初的画家沈颢。
但是大书法家苏轼、米芾等人的绘画作品都没有大面积的题款或题画诗流传于世。
所以，宋代画家书法不精这一观点并不成立。
可能他们考虑更多的是出现大量诗文、题款必然会让观者跳戏：我们看到的大自然可从来没有诗句的！
明清画家把题款当成绘画作品的重要部分，还因此产生了研究如何题款以及讨论题款作用的绘画理论。
但在宋代，题款只起纪年、留名的作用，是绘画作品中可有可无的东西。
“穷款”“隐款”流行，也客观上促成了宋代书画造假的困难。
元朝以后，文人画开始流行，文人也开始有“知识产权”的意识了。不仅落款，也会在明显的位置加上题记或诗文。为了彰显特点，也为了防伪劣假冒，有些文人就会在落款里藏一些小心思。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说，自己17岁乡试考了第二，主要原因就是字写得不好。
回来后发愤习字，先写颜真卿，再写虞世南，随即认为唐不及晋，发力于《黄庭经》以及锺繇的《宣示表》《丙舍帖》等晋帖。如此三年，自认为已逼近古人，文徵明、祝枝山什么的就都看不上了。
之前网上有帖子称是董其昌20岁时的作品，经过鉴定，假的！
因为鉴定家们总结了一个规律，董其昌画画不落其昌，书法不落玄宰。这就是传说中的“画不其昌，字不玄宰”。
也就是说，董其昌的画署名玄宰的可能不是真的，但署名其昌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书法署名其昌的可能不是真的，但署名玄宰的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
再来看文徵明，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早年名文璧，但“璧”字一定要从“土”不从“玉”。文徵明四十七岁后则多是不写姓，只写“徵明”两字。
再来说说唐寅，唐寅的署名，“唐”字多是用一竖连“口”字，用一横连“口”字的多是有问题。
到了清代，清代的画家们，在题款这方面更多的似乎更随着自己的个性了。有趣的是，他们的变化大都是从晚年开始的。
大概是因为浸淫书画多年，渐渐形成了自己的名气和书画观，也自然有了些不与世俗的特点。
王时敏，“清四王”之一，开创了娄东画派，到了晚年，他的真迹署名一定是斜的，从右往左斜，不斜者多是他的儿子王撰代笔。
再来说说八大山人
朱耷本是明朝皇族，在明亡后自号八大山人，“八大山人”这四个字的草体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意故国破亡，哭笑不得。七十岁以后，“八”字是写成“>”。
再来看看李鱓，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晚年时，“鱓”字写成了从“角”边。在这以前，都是正常的从“鱼”边。
伊秉绶喜绘画、治印，亦有诗集传世。工书，尤精篆隶，精秀古媚。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他的署名“绶”字，“綬”第三笔不写一点，用“受”字的宝盖点来代替。
在书画鉴定的历史上，不乏不同的书画鉴定专家，对同一副字画的真伪，意见完全相左的案例。其实这也很正常，包括落款在内的字画鉴定，是自成一体的学问。所谓学无止境，谁又有把握说自己的学问到头了呢？或许，这也正是研究字画的乐趣所在吧。
出品人丨林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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