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日关系复杂性加深了通常意义上的“安全困境”，因此中日两国构筑建设性的安全互动都是必要和紧迫的课题。从近期中日关系深层变化以及关系改善背后的安全博弈视角看，两国之间，以及日本内部不同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社会群体在对华安全关系上存在“双层结构博弈”。中日今后仍会因自身理解与现实需求不断地进行安全博弈，而这个博弈超出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对谁都不值得的局面，只能寻求进入到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形成可以称之为安全制度框架的结构性关系。从政治原则与政治互信度角度讲，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此境界，日本若戴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中国若不从世界格局出发也无法恰当地理解自己。
关键词：中日关系 安全困境 建设性互动 博弈论
2019年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年份，无论是两国高层政治往来，还是两国经济合作的对接，都显示出继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的2017年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2018年之后，两国关系在克服障碍中持续、平稳地向前走是大势所趋。在这一背景下，中日开展更加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安全互动已经成为深化两国关系的重要议题。然而，两国在现实中构筑稳定的安全关系、推进双方军事交流，历来是敏感、复杂和十分困难的问题。可以说，从领导人之间的政治推动到良好安全互动关系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文拟从博弈论的视角讨论中日关系中的安全博弈，并就如何实现建设性互动提出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 中日关系复杂性加深了通常意义上的“安全困境”
博弈论原本是一种经济学研究的标准分析工具，随着国际关系研究逐步科学化、理性化，博弈论也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乃至国家间安全互动研究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安全困境是囚徒困境模型在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形态呈现。一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会大力发展军备，增强实力，然而，这一举动又会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慌，从而也会加强军备建设，最终使双方走上军备竞赛的道路”。所以，博弈以及博弈所产生的负面效果难以避免。而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通常认为，国际体系的压力须经过内政体制和领导人认知进行传导，其结果往往是每个国家作为理性行为体具有利己性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做出选择。结果是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矛盾，各方互动的结果往往并不能达到最优，从而出现“囚徒困境”，导致国际间冲突与纠纷发生。
过去外交界有一种观点，中日关系是我国最为复杂、敏感、困难的双边关系之一。这种敏感复杂的困境明显加深了中日之间“安全困境”的程度。较之两国领导人在高级别政治磋商中的安全互动呼吁，现实中安全系统的对接，以及安全机制的构筑显然是难度系数高、对立情绪大、行动落实慢的“老大难问题”。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关于过往的侵略战争历史及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使得今天日本社会中既存在正确的历史认知，也存在歪曲历史、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声音，并一再刺激和强化了战争受害国公众的历史记忆，进而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受害国之间迄今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和解。
第二，领土主权争端难以解决，此前日方在钓鱼岛及海洋问题上的错误做法使很多问题陷入僵局。如何摆脱恶性循环，真正把东海变成“和平、合作之海”，并处理好全球海洋事务是双方必须思考的重要课题。在双边范围内，日本政府只有正视历史才能端正态度，同中国政府妥善解决好钓鱼岛问题。否则，不仅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入口，甚至还会重蹈历史覆辙，陷入死胡同，中日两国都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第三，今天构筑中日安全关系的首选目标在于制度建设，但双方肯定且行之有效的安全制度建设是难题中的难题，形式上存在的制度框架还亟待补充完善。目前，日本改善对华关系的政治主张与军事对抗的两面性同时存在，凡涉及安全事务的具体事项，对抗性会压倒或取代“改善关系”的积极选项，并反过来阻断中方开展军事交流合作的热情和诚意。
第四，是国民情绪方面的问题。日本社会普遍不愿轻易接受一个强大的中国，作为“旁观者”的美国等国也注意到“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对中国发展的不适应性”。2015年美国著名日本问题高级研究员希拉·史密斯在其新书《亲密的对手：日本国内政治与崛起中的中国》中写道：“对很多日本人来说，中国的崛起不是遥远的现象，而是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频繁出现的事件和危机。这一问题不解决，中日间的抵牾还将继续下去”。的确，由于历史恩怨未能彻底了结，中日之间信任度偏低，警觉性偏高，相互之间的“政治互信”流于口头和字面，中日两国长期徘徊在“囚徒困境”之中。
二、 日本对华安全博弈中“双层嵌套结构”的影响
中日安全关系机制迟迟难以建立的另一个原因，是两国之间存在安全关系上的“双层结构博弈”。即，在大到整个国家，小到各国组织系统内部存在两个层面、不同尺度与空间维度上的系统内部博弈。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蕴岭的分析，中日“面向未来的大局共识——构建和平发展的世界，合作推动新关系和新秩序的构建——只是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大局观共识，在中日不同层次的人士中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理解与认识，特别是在中日政治家、军方、思想理论界，往往基于历史的视角、‘现实主义理论’观察等来认定中日关系中的矛盾与未来前景。这样，就会得出所谓‘中日必有一战’的结论。媒体也在这方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片面的新闻往往把公众的情绪引向极端的方向，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向好发展的因素”。
具体到日本国内，不同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社会群体在对华安全关系上存在“内部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妨碍着对华建立稳定的安全关系，以及安全机制化进程的推进。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由于缺少与中国打交道的成熟经验，“菅直人在‘钓鱼岛抓扣事件’上实行了表面上的‘官邸主导’，但未能活用官僚知识，结果决策失误。继任的野田政权执行了‘不是自民党的自民党政策’，较之官僚主导更重视官僚决策”，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使政策失衡、摇摆。安倍第二次执政后，2013年11月通过智库“国际论坛”召集72名各界精英再次专题讨论“积极的和平主义”，2014年8月向政府递交报告《积极的和平主义与日本的进路》，建议解禁集体自卫权，重新探讨“无核三原则”，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以及强化日美对华战略协调，扩大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印度等国的合作。这一做法达到了吸纳各界理论为自己打造外交政策的效果”。但此时的安倍政府秉持对华强硬立场，日本高端决策中的对抗主张与各系统中持强硬立场的势力沆瀣一气，致使两国关系一路下滑。关于日本国内多种政治势力在对华博弈中的定位，以中日钓鱼岛争议为例，如图所示，清华大学教授刘江永分析了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分野与作用。
事实证明，日本不同政党间的主张相互牵制掣肘由来已久。即使是在对华领土主权争端这种国家重大利益的认知上，政党间也存在细微的、具体措施上的差异。例如，1979年1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在钓鱼岛建立临时直升机停机坪，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日本公明党国会议员小川新一郎在同年2月27日众议院辩论中说，“这个问题搁置起来还不到半年”，在岛上建停机坪“不能服人，会导致破坏外交信义的结果”，谴责政府建停机坪破坏了与中国之间的稳定。而且，不单是公明党对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滑向政治右倾泥沼有一定的“刹车作用”，自民党内像福田康夫那样的老一辈友华政治家、现在仍活跃在政坛上的二阶俊博等资深知华政治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与之相反，自民党内部也不乏对华强硬派人物、在野党阵营里同样存在不友好的人物和势力，遑论石原慎太郎、田母神俊雄之类的极右势力代表人物。可以说，一方面，日本内政对华“小博弈”的结果与影响，取决于日本政治两翼的力量谁占上风、政治的跷跷板孰高孰低。另一方面，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日本国内各方对华大小博弈出现一致趋向之时，就导致中日关系极度恶化，最终形成“政冷经冷”的困难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就日本对华鹰派势力自身而言，各个系统内部强硬派力量传递的片面信息，一方面会导致高层决策者误判，同时也会在各系统间引发鹰派力量相互激荡，使中日关系中的矛盾冲突趋向激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2年的日本“购岛”与中国“反制”博弈过程。当时执政的民主党野田政府不顾中国关于“日本国家‘购买钓鱼岛’将极大地损害中日关系”的提醒和警告。日方汇集各种一厢情愿的信息判断，认定中国各层级领导人的告诫不过是两国博弈中典型的“事前最优”威慑，只要日本政府坚定地实施“国有化”，中国未必会真的大动干戈，实施报复性反制。显然，这里日方犯了博弈论中不可饶恕的错误：把中国事前多次发出的强烈“事后最优”信号，认定为博弈发生前恐吓用的“事前最优”，实际上发出“事后最优”的博弈参与者是注定要实施对对方“背叛”的报复措施的。一个十分显见的道理是，钓鱼岛主权争端对于中国而言是别无选择的问题，即便日本政府仅实施了物权转移，并承诺“不改变原有处理方式”，中国也只能做出最强烈和最大力度的反制措施来捍卫自己的领土主权。
以上情况说明，日本的外交决策者是谙熟博弈论的，但并不等于能够驾轻就熟地取胜中国。因为，尽管中日之间的博弈作为国与国之间的“多次博弈”，可能出现无限纳什均衡，并因此限定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遵守某种规则限度。就日本“购买”钓鱼岛与中国反制其“购买”行为这一问题本身而言，双方是在一个具体事件上展开的“单次博弈”。日方忽略了海洋维权能力增长后的中国别无选择这一基本事实，就难免落入单次博弈过程的另一种状态结局：面对同一个局面，博弈中的先发者出手只是在暴露信息，而后出手一方利用信息赢得结果上的决定权。
三、中日学者对“安全解困”的看法及“第三方判断”
中日关系历史上的恩怨情仇与各领域的复杂体系，历来不是单一、均质、等速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诸多因果叠加、各种认知体系交汇的多元体系。有鉴于此，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以及作为“第三方”的美国学者也在积极思考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有关中日落实“战略互惠”伙伴关系，以及面向未来的“合作协调并存状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杨伯江认为。“从长远战略角度看，争取中国在周边有愈益增多的友国、战略中立国甚或严格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同时愈益减少或克服紧邻中国的战略对手或对美国的战略附庸，将大大有助于减小甚或杜绝给美国提供客观的便利，使其无法塑造和加固旨在防范、钳制和抵御中国的‘统一战略’”。上海社会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汤伟从“钓鱼岛争端与中日关系”的分析入手，指出日本不断挑起争端的主要原因在于“恶意偏好”“第三方介入”和“国内需要”。
日本方面，政治学教授五百旗头真认为，“中国应当从世界历史中汲取智慧……中国成为大国的同时，要关心周边国家的利益，同时对全球发展负担起更大的责任”。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大国化’时代，日中之间不仅仅是政治关系的紧张，尽管日中关系在短期内面临困难，但从长期来看良好的日中关系是维系中国繁荣发展的主要保障之一”。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表示，“日本期待着与中国再次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细谷雄一教授则主张，“需要认识今天日中关系的全新逻辑；一是，日中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双方对立就意味全球问题；二是，两国具有共同为东亚发展做更多事情的潜力；三是，开展环境、老龄化、能源等非敏感领域合作促进国民感情；四是，两国政府提供各自媒体阐述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作为“第三方”的美国学者关注“中日在美国之外的依存与竞争”，理由是“中国和日本逃避不了彼此，因为它们无法选择邻居。各自的历史和文化成就，几乎注定了这两个国家今后仍将作为亚洲‘双雄’共存，这意味着竞争将会持续”。胡佛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员迈克尔·奥斯林指出，“很多学者和观察人士认为，亚洲乃至世界的未来将由中美决定，但他们忽视了另一场发生在亚洲内部的竞争，其影响并不亚于中美竞争。迈克尔·奥斯林还指出，“中日两国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都还基于各自对美国亚洲政策的认识。日美同盟虽然实质上结成了一个对抗北京的阵营，但美国的意图存在不确定性。对美国能否兑现其亚太承诺的怀疑，导致日本推行军事现代化”。
最有趣的观点来自日本原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先生。在新出版的《日中失败的本质———新时代与中国相处的方式》一书中，宫本对日本外交提出批评意见：“从一战到二战期间，日本外交有对美、对华两大失败，正是这种失败为日后的战败埋下了伏笔……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伴随发展生成的大国意识与日本战后养成的自信发生冲突，吹奏出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各自的言行都在刺激对方，导致国民感情恶化。今天，若要构筑新的日中国家关系，日本就要认真吸取战前外交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日本与中国应当保持大国间的关系。就是说日中之间在构筑起和平而稳定的合作关系之外别无选择。”“另一方面，在国际安全保障方面日本需要更积极地参与，为国际公共产品作出贡献，虽然这会让日中关系变得更加困难，会引发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可能性的担心”。此外，宫本在该书的结语“日本从失败中学习了吗？”提出，“中国的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挑战，对日本来讲不啻于‘第三次黑船来袭’。为此，出现了‘日本应当怎样应对’的多种主张。正确的答案是，日本应当敞开国门，不断虚心求知识于天下，并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以上来自各方的分析和思考，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日安全关系博弈。而且，作为专家本身也是站在各自国家与各自部门的立场上，其言论体现出两国大博弈决定着下面的小博弈的外部约束条件。当然，我们还是要积极地看待上述观点，借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尹继武的说法，“无论怎样通过话语和行为对外诚意信号的表达，均带有囊括或期待双方保持和平诚意、合作诚意、责任诚意、道德诚意的‘政策宣誓’、‘保持信用’，为此的‘战略匹配’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建立良好安全机制的关键在于着眼长远战略利益
在国际政治学中，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强大的经济联系将会降低爆发安全冲突的几率。在中日关系中，这一观点正在经受实践的考验。如果从大国博弈的视角来思考，博弈的均衡状态超出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对谁都不值得的局面，只能进入到一种相对的稳定状态。最终就是这种稳定下来的状态，以及由此形成安全制度框架的结构性关系。
中日建立良好安全机制的关键在于着眼长远战略利益。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领导人在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同时，亲力亲为地呼吁和推动睦邻外交，并将避免战争、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作为建立中日安全机制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要在中日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安全机制，还需双方共同努力。关于未来的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安全架构，中国军事科学院少将姚云竹提出关键在于“日本对这样一个安全架构有什么样的愿景”，“中日在亚太地区有安全领域的合作，是可以通过地区多极化、多边的安全机制，现在已经有相当多的安全机制，中日两国都在其中，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换言之，日本是放眼长远，追求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和多极的安全机制，还是仍然主要依靠美国在冷战时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和维护地区的稳定，决定着中日安全机制的塑造效能。
在现实中，国际问题往往比较复杂，有时是协调博弈和合作博弈的混合结果。因此，往往需要运用多种博弈策略加以分析，在多种纳什均衡并存状态下，共同寻找“聚合点”。从理论上讲，只要双方都知道对方的策略选择，实际上排除了一方背叛另一方合作这种博弈结果，就意味着只能在要么双方合作要么双方背叛这两种策略组合中进行选择。由于双方合作的结果优于双方背叛，从逻辑上讲在双方知道对方的策略行为的情况下，双方是有可能走出“囚徒困境”的。因此，在日美同盟的可靠性遭到质疑的今天，日本与中国开展建设性的安全互动，更是一种富有积极意义的正确选择。
具体到今后的努力方向，要把战略对话与战术对接结合起来，做好四方面工作。首先，努力扩大积极面，抑止消极面。中日本轮改善的外部动力来自特朗普政权在国际事务中的强势和霸道，内生动力来自两国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目前，要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上抓紧推进业已达成的各项协定，同时把握好有利于我国的合作空间范围，在塑造周边关系上下功夫，逐步推进扩大合作空间。其次，以各自需求合作展开战略对话，就构建机制和规则问题开展主动对话，再次，管控分歧，防止摩擦。一方面不应无视、忽视分歧的存在。要争取使日本承认钓鱼岛主权争议的存在。另一方面，在海洋权益上的原则立场不变。对日方“将继续强烈要求早日重启谈判”的主张，要有我们的积极且原则立场不发生根本性调整的应对办法，总的方向应当是朝着新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推进。最后，强化民间交往，改善民意。2017年、2018年两国关系转暖的政治“抓手”分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和“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2019年中日关系有哪些看点，怎样提纲挈领地推动深入发展呢？从政治上讲，中日两国都处在“新时代”；日本即将告别“平成时代”，这不仅是纪年历法意义上的变化，日本政治、外交也同样面临着全面变化，在国内国际环境作用下不断调整。有鉴于此，大力开展社会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交流是“润物细无声”的变化。媒体应在相互中努力做到客观、真实、准确，把国家关系改善的大局放在经济利益之上，拿出更大决心，付出更大努力，增进互信，凝聚共识，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共同推动中日关系再起航、行稳致远。
此外，中日博弈也需要同其他国家和地区处理好外交关系，努力打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扩大同各国利益的交汇点，构建新型的国际合作网络。
中日都需要认清长远利益所在，认识到中国需要和平的世界大环境，需要与近邻的友谊，需要与日本的友谊，自己也应拿出着眼未来的诚意，积极摆脱安全上的“囚徒困境”，这样才既可以避免给两国战略利益带来直接损失，也可以防止“中日囚徒博弈”的溢出效应已经并将继续对东亚区域合作构成的重大伤害。
最后，笔者归纳四点结论：第一，在中国总体外交格局中，经略周边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当前局面下尤其如此。在我国周边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和能够成就中国外交硕果的沃土上，有必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认真耕耘。
第二，应当以放眼未来的胸怀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长远目光，作出经略周边的战略筹划和排序。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国家存在的长期性将大大超过国家间“问题存在”的长期性，站在历史与未来的大尺度看，中日关系必定是复杂、长期的“无限重复博弈”的过程，而非“阶段博弈”中“一锤子买卖”式的“零和博弈”。
第三，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向好的大背景下，观察思考中日关系的发展变化，一定要重视深层与背后的安全博弈关系。在妥善处理好“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主权争端”“台湾问题”等重要核心问题的同时，放眼长远才能真正理解症结所在，以及比眼前的争端更为深层次的国家关系实质。
第四，“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亚洲命运共同体”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迭代升级过程，这需要我们保持四海一家的宽广胸怀与宏大格局。如此境界，日本若戴着民族主义的有色眼镜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中国若不从世界格局出发也无法恰当地理解自己。
作者：高洪，全国政协委员、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长
来源：《东北亚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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