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大学”
——我在“渭南县赤水中学”的求学记忆
作者 刘正军
校园作家张者先生，曾说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所永恒的大学。不少人都有校园情结，虽然走出了学校，又会不时地想起它，还会走进去。”我的母校——渭南县赤水中学，就是我心中这样的一所“大学”。
——题记
一
渭南县赤水中学位于二华交界的赤水河畔，距有名的赤水桥（即桥上桥）仅咫尺之遥，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老学校。它的历史，可以上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是1922年9月由中共早期党员王尚德自费在法济寺（即樊家寺）旧址上建立的，最初校名是“渭南赤水私立职业两等小学”。王尚德是赤水姚李村人，1922年7月毕业于武昌中华大学①，受中共董必武派遣，返回陕西创建党团组织。返陕后他即用自家资金建立了这所学校，并以此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36年秋，他又将此校改办成了“私立赤水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并由于右任题写了校牌和校徽②。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将这所学校改办成了渭南县赤水农业学校。1954年该校迁往大荔，政府在该校旧址上建立了渭南县第四初级中学，后又先后更名为渭南县赤水中学、渭南市赤水中学、渭南市赤水职业中学、渭南尚德拓展基地。党的十八大以后，临渭区政府将这里打造成了集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和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按国家4A级景区标准设计的红色旅游景区——“渭南军事博览园”。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估计不久即可对外开放。
我上初中时，有两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对这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赤水中学大门（2013年3月摄，当时校名是渭南尚德拓展基地）
二
我是1961年秋，由华县瓜坡中学转到这里来上学的。当时校名是渭南县赤水中学，校长是李超武，教导主任是吴志超；有11个初中班、2个高中班（高六三级）。到了1962年秋，由于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压缩办学规模，撤点并校，把两个高中班并到瑞泉中学去了，于是这里便重新成了初级中学。
赤水中学虽然是一所农村初中，但因升学率特高，所以在渭南县名气极大。如我的上一届毕业生（初六二级），升学率曾居全县之首——不仅超过了全县的农村初中，而且超过了城区的瑞中（完中）和杜中（初中）。当年（1962年）瑞中高中部仅招两个班（即高六五级），招生范围是渭河以南的5所初中（瑞中初中部、杜桥中学、崇宁中学、阳郭中学、赤水中学）。但仅赤水中学一个学校，就考入了四五十名——占招生总数的半数以上，超过了其它4校的总和。据赤水中学初六二级乙班刘亦农回忆，当时仅他们乙班，就考入了22名。正因这个原因，当时县城里的许多干部子弟，也都舍近求远，慕名到这里来上学。
初来乍到，这里给我的感觉是秀丽优美，清雅幽静。校内高树成行，绿荫遮翠，碧水环绕，鸟鸣婉转。校园绿化率极高，处处长满了杨树、槐树、垂柳、梧桐以及龙爪柳等，尤其是学校正中花坛内的两株垂柳，高大挺拔，需数人手拉手才能合抱。它长长的枝条，从数丈高树顶直线般落下的样子，不仅分外好看，而且会使人产生“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遐想。王先生当年修建的十几间综合楼北侧，有一排高高的白杨。夜深人静时，我们躺在宿舍，可以听到白杨叶子哗啦啦的响声。
校园半边（西侧、南侧及北侧）环水，一条小溪横贯校园西南。操场设在学校西半部，去操场的路上，要经过一座小桥，桥下常年流水潺潺。特别诱人的，是校传达室背后东墙角下，有股汪汪清泉，一年四季泉涌清波，源源不断。泉水涌出后流经三个由小渠贯通的圆形水池，池边渠边均系水泥砌面。三个圆池内，泉水清澈见底，不时泛起银子般的水波——那是师生们清晨洗漱和饭后洗碗的地方。泉水流过圆池之后，在校门正前方照壁背后，流入一个东西狭长的矩形水池，池子周边铺着青色石板——那是师生们洗衣的地方。泉水从洗衣池流出后，通过一条小溪向西缓缓流去，最后归入校园西侧的大水池中。
校园西侧、南侧及北侧，是连接在一起的水池。池边绿树成荫，小径环绕，池内不时有鱼儿穿梭。学校的工友祝师，常挽着裤腿在池中摸鱼。他将一个没有底的竹箩筐，猛地扣入水中，压实周边，然后就弯腰在筐内水下摸起鱼来。每当摸出活蹦乱蹦的鱼儿时，池边围观的同学们会齐声为他喝彩。
赤水中学这充满活力的绿色环境，与瓜坡中学有天壤之别，所以我立即就喜欢上了它。
三
回忆在赤水中学的求学经历，我觉得这里的突出特点，一是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对德、智、体、美、劳等几方面的教育均抓得很紧，二是非常注重对学生的个体尊重和人文关怀。
学校校长李超武，是我党的一名老干部——听说解放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初参加过农村土改。主政赤水中学时，他对德育教育特别重视，每学期都要组织很多活动。在我的记忆里，学校曾邀请过红军老战士×秀英（女）、全国劳模党顺海(养牛能手)、妇女代表×××（名字记不清了）等，给我们作过报告，清明节组织我们给王尚德烈士扫过墓等。1963年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指示发表以后，学校组织了很多宣传教育活动，如雷锋事迹宣讲会、演唱会等。毕业前夕，学校把“一颗红心，两项准备”的教育抓得很紧——组织我们学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区，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歌曲、学习邢燕子、韩志刚等下乡或返乡青年的先进事迹、邀请优秀毕业生（返乡青年）回母校给我们作报告等。说实在话，虽然那时我的学习成绩很不错，但对“一颗红心，两项准备”的要求，也是真切地做到了——如果真的没考上高中要回乡务农，不但没有任何思想障碍，而且还会满怀豪情地去迎接新的生活。我现在都想不明白，当时我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在智育教育方面，学校非常重视常规教学，从备课上课、自习辅导、作业批改，到考试考核等，有一套科学规范的教学流程和管理办法；对教师的要求也相当严格——课前集体备课，自习深入班级，作业全收全改。数、理、化教研组，都配合课堂教学办有墙报。学校经常组织观摩教学，对教师的教学作出评估。以年级为单位，频频组织学科竞赛。初三下学期，各学科都要印发复习提纲。提纲由教研组讨论编写、教导处李士纯老师刻纸油印，学生人手一册。为了提高应试能力，毕业前要组织三次大考。在此氛围下，学生文化课的基本功都很扎实。
除文化课外，学校对其它“副课”同样抓得很紧，并不因中考不考而有所放松。
为激励学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学校每年都要举办运动会，或体操比赛、初级拳比赛等。初级拳和体操相比，难度大多了，但当时学生不分男女，人人必须学会！——比赛时全班上场，不得缺席一人。在初级拳比赛中，我班曾得过年级第一。另外，学校还邀请过省专业体操运动员来校表演单杠、双杠、鞍马、吊环等，使我们大开眼界。在这里，我们这些农家子弟，第一次看到了运动员双手紧握单杠，360°转圈打轮子的表演，个个惊叹不已。
那时的美术课，不仅组织学生临摹，还组织学生写生。美术课堂上，我曾按美术教师（兼音乐教师）牛振亚的安排，坐在椅子上拿本书做专心读书状，让大家照着画画——算是当了一回模特。初六三丙班的王永林，也曾拿着锄头弯腰做锄地状，给他们班当过模特。
学校对音乐课也很重视——除组织学生学唱歌、识简谱外，还要求每名学生要自学一件乐器。这绝非是说说而已，而是要列入期末考核的。因此学生中学吹口琴的、吹笛子的、拉板胡的、拉二胡的，应有尽有。因口琴简单易学，故以吹口琴的居多。我转到这里时，同满仓、郭克龙的口琴已吹得相当出色了。我班的王建昇，长得五大三粗，是地道的粗人，但他学的竟然是个文绉绉的冷门——洞箫。我清楚地记得，考核时王建昇手扶洞箫，正襟危坐，神情极为专注，奈何几次都没吹响；后来虽吹响了，但箫声太弱，牛老师根本听不见。所以牛老师只好低着头，弯着腰，将耳朵紧贴在洞箫旁边——他那凝神聚气的专注神态，把同学们都逗乐了。几经折腾，王建昇好不容易才通过了乐器考核这一关。
那时学校经常举办文艺晚会。高六三甲班的大合唱《大渡河》、周锡铭的单口相声，高六三乙班的歌剧《刘三姐》、郑水仙的独唱，初六二级罗占祺的诗朗诵，初六五级张绒霞、杜改草的独唱等，都是非常精彩的节目。我们班张秋萍、施圣杰演出的秧歌剧《小放牛》，也曾引起全场轰动，获得过满堂彩。坐在观众席首排的班主任邢尚贤老师，因此高兴得合不拢嘴。学校还组织过魔术晚会，师生们同台表演，把学过的理化知识运用到魔术上，先表演，再释疑，既起到了娱乐作用，又巩固了理化知识。
在这浓郁的艺术教育氛围中，我先后学会了识简谱、吹笛子、拉二胡、弹三弦，后来还加入学校小乐队，上台参加过一次乐器合奏。从此以后，对音乐的爱好就伴随着我终生，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
除此之外，这里的劳动实践也很频繁。学校北边是一个农场，每班都分有一块菜地。在农基老师杨××（绰号杨老将，名字记不清了）指导下，学生要定期到菜地参加劳动——栽菜苗、除草、浇水、施肥等。施肥时，常常是一部分同学抬水茅，一部分同学推水车。把水茅抬到渠边后，就缓缓倒入流水中。如此以来，水茅就和流水混合在一起，源源不断地流入菜地了。由于水肥充足，所以我们种的西红柿、茄子、黄瓜、冬瓜、南瓜等，都长得很大。为激励大家的劳动热情，学校还举办过一次成果展评。展评会上，冬瓜南瓜的数量最多，个头最大，因此最为惹眼。那时学生灶及教工灶从不买菜，用的都是师生自己种的菜，特别是秋季收获的冬瓜和南瓜，足够师生们吃一冬。另外，师生还经常参加建校劳动，如到赤水河里抬石头、拉沙子等。扩充操场时，操场几百米长的围墙，全是师生们动手打的——每天每班要打五六堵墙。学校买的一批机瓦，火车运回后卸在了赤水车站，后来全校师生齐出动——抱的抱，抬的抬，拉的拉，把它搬回了学校。通过劳动，不仅使学生学会了很多生产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热爱劳动的好品质。
四
当时三年困难时期尚未结束，学生生活依然清苦——开饭时大多数都是开水泡馍。到了冬天，开水泡冷馍的滋味很不好受。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提出了使每个学生每顿都能吃到“热饭、热馍、热菜”的目标；并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办了全灶、半灶、馏馍灶。全灶是每顿都有饭、有馍、有菜的灶——上全灶的主要是高中生和来自县城的学生。半灶也叫米汤灶，每顿只供应玉米粥，没有馍和菜——上半灶的主要是农村学生。连半灶也上不起的学生，可以上馏馍灶——早操后把自己的馍馍、红苕、土豆等装进网兜，交给灶房免费馏热。开饭时，学生只须提走各自的网兜就是了。这些以学生为本、为学生服务的做法，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正是学校的这些措施，使很多同学度过了三年困难的难关，免遭辍学的命运。
在此上学两年间，我以背馍为主，上过两个月全灶，三个月半灶。上全灶时除缴灶费、面粉、玉米糁外，每月还要缴四两油；上半灶时只缴少许灶费和一些玉米糁就行了。
在此上学两年间，我以背馍为主，上过两个月全灶，三个月半灶。上全灶时除缴灶费、面粉、玉米糁外，每月还要缴四两油；上半灶时只缴少许灶费和一些玉米糁就行了。
上全灶的农村学生，当时都是提着小油瓶子、扛着面袋子和玉米糁袋子，到管理员甄志贤老师那里办手续的。甄老师办事公道，认真负责，收油时非常细心——秤称得平极了，高一点低一点是绝对不行的。因为那时食油极其珍贵，从中央到地方，人均标准是每月四两。
上全灶期间，有件事情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那时学校炊事员较少，开饭时忙不过来，就挑选了几名学生帮炊事员打饭。我刚上全灶，就有幸被甄老师选中，成了服务生中的一员。我的搭档是初六二级的李自强。开饭时我俩站在一口饭缸旁，各自手执一个饭勺，给同学们打饭。饭后我们这几名服务生，每人可以分得半碗萝卜菜（比其它学生多得多）。当我端着萝卜菜回到宿舍时，看见王实斋等几位同学还在吃开水泡馍，就邀他们一起分享。他们也不推辞，立即围住菜碗，一扫而光。谁知第二天我端碗回来时，他们竟还在那儿等我，我只好和他们再次分享。以后竟成习惯——天天如此。虽然后来我打心眼里不愿意，但碍于情面，只好违心地坚持了下来。不过，我也因此落了个好名声。
甄老师之所以给我安排这个差事，显然是出于对我的照顾。但后来我还是因缴不起灶费、面粉及每月四两油而改上了半灶，终于丢掉了这个“饭碗”。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十分可惜。
五
1963年7月，我在瑞泉中学参加了升学考试，不久就接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心里非常高兴。但当得知我班有6名同学被录入华清中学后，又感到非常失落——因为华清中学是当时渭南专区的重点高中，名气极大。后在父亲的反复劝说下，才慢慢恢复了平静。事后得知，当年中考是统一考试，分批录取——先录重点高中，再录普通高中，最后录初中专。当年的录取结果表明，我们初六三甲班，录入华中的6名（李正肖、屈淑琴、张彩霞、曹华眉、刘泉鱼、陈克怀）、录入瑞中的25名，录入初中专（如咸阳机校等）的7名。当年瑞中只招3个高中班（每班45人），但仅我们一个班，就考入了25名（若算上考入华清中学的6名，就是31名）。赤水中学升学率之高，再次得到了验证。
总而言之，就我的亲身感受而言，当时赤水中学之所以能成为渭南名校，并不单纯是升学率高，更重要的是它先进的办学理念、高素质的师资队伍、良好的教风学风、优美的校园环境、浓厚的文化氛围，以及对学生的个体尊重和人文关怀等等，共同构建了学生思想中不可取代的精神座标，从而为他们的终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即使到了现在，只要一提起这所学校，从这里走出的许多学生，仍会深情地注目回望，对它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和眷念。
校园作家张者先生，曾说这样一句著名的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所永恒的大学。不少人都有校园情结，虽然走出了学校，又会不时地想起它，还会走进去。”回忆起来，我的母校——渭南县赤水中学，就是我心中这样的一所“大学”。
初中生活结束了，赤水中学留给我的，是终生的眷念。
注 释
①中华大学：即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现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所不依靠政府和外国人而独立创办的私立大学。民国元年（1912年）创办，创办人是武汉黄陂人陈宣恺和陈朴生（由陈宣恺先生任校长），同年八月招生，校训为“成德、达材、独立、进取”。
②除“赤农”外，当时于右任还为王尚德办的另一所学校——“赤水集成小学”（即现临渭区程家乡赤水小学），写了校牌。因“赤农”于1954年迁至大荔，所以校牌已了无踪影；而“集成小学”的校牌至今仍在。下图即笔者和此校牌的合影。校牌右上角是小字“民国二十五年”，正中是大字“渭南赤水集成小学”，落款是“右任”，落款下有一方形印章，上刻“关中于氏”四字。
【作者简介】：刘正军，渭南市华州区人，文学爱好者，作品散见于《渭南日报》《都江堰报》《天水日报》《华山文学》《西岳》《陕西传媒网》《陕西农村网》等报刊杂志及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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