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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正月，李世民巡游到山西，特意到山西晋祠去了一趟。山西晋祠是他和他父亲一起祝祷，起兵反隋的地方。
这一年，李世民已经接近五十岁了，眼中看到晋祠这般光景，不禁感慨万千，想起年轻戎马岁月，与父亲一起建立不世功勋的往事，峥嵘岁月，戎马倥偬。于是，李世民便在晋祠挥笔写下了那幅中国历史上第一块行书刻碑作品——《晋祠 温泉铭》。
然而，或许令唐太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曾经标记这块碑石存在于世的拓片，却在一千年后，带着颇为“屈辱”的姿态，被掠夺到了海外，现存于法国博物馆里。
这块曾经见证太宗皇帝建立一生不世功勋起点的拓片，却也见证了晚清时期的敦煌，一段屈辱而又让人无可奈何的伤心往事。
二
同样在繁盛的唐宋时代，也同样是在一个堪称强盛的国家，毁灭艺术的灾难不是没有。
清人王昶曾在他的金石学著作《金石萃编》中，援引明代大文人解缙的著作《春雨集》中一段关于唐代碑帖《化度寺》的记载：
庆历初，其高王父开府公讳雍举使关右，历南山佛寺，见断石砌下，视之乃此塔铭称，叹以为至宝。既而寺僧误以为石中有宝，破石求之不得，弃之寺后。公他日再至，石失所在，问之僧，以实对，公求得之，为三断矣。乃以数十缣易之以归，置里第赐书阁。靖康之乱，诸父取藏之井中，兵后，好事者出之，椎榻数十本已，乃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
这段话较为完整的描述并且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化度寺》是如此的模糊不清。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有才学的地方官，看到南山佛寺中，《化度寺》碑石就这样随随便便的被当作普通石头，他是个懂行的人，所以一见到这块碑石，便大加赞赏，对佛寺的僧侣说，这块碑石里面有宝贝，赞叹他的艺术价值。但是佛寺僧侣一心只听到了石头里面有宝贝，等这位地方官走后，就迫不及待地敲碎石头，寻求宝物，结果什么什么都没有，他们大失所望，将石头丢弃在寺庙后面。
过了几天，这位地方官再次来到化度寺，见到碑石不存在了，连忙询问缘由，僧侣就实话实说了，等到这位地方官见到被试的时候，已经残破断成三部分了。
有意思的是，这块碑石虽然在北宋遭到了毁坏，却在很早的时候，就留存有一段完整的碑石拓片。但是很不幸，这块碑石拓片当时被发现在敦煌，而现存于世的《化度寺》清晰拓本，也被永远收藏在了法国国立博物馆中了。
据说，带走这批拓片的法国人，还曾经把他们拍摄的照片寄回中国，就这样，文物没有了，只留下几卷照片，颇让人感到讽刺。
三
晚清著名学者、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这样一句话，而这句话，也被当作一个耻辱的缩影，它精炼而又准确的概括出了当时一众文物悲惨的命运和下落，同时也是中国众多散失文物命运起伏的缩影：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敦煌最早的发现者，是当时的道士王圆箓。但是说他是道士，倒不如说他就是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农民、一个底层人物，一个普通生活中我们随处可以见到的人罢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圆箓决定清理他当时所在寺庙的积沙，无意中，他雇佣的手下发现了敦煌藏经洞这块文物宝库。
我想，就算是当时愚昧无知的王圆箓，他都能隐隐察觉到这座藏经洞的价值所在，为什么当时的士绅大夫却对此不管不问？
事实上，王圆箓在发现藏经洞后，不是没有作为，而是四处活动，向各种可以鉴定、赏识这批文物的高官贵人寻求帮助，但是他们都没有施以援手，即便是最后真的有心想要保护这批文物的人，也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落实。相反，他们当时不少人还讥讽王道士，嘲笑他手中的经卷不如自己的书法好。
后来，王圆箓接触到了外国人，这一切，就成为了他被钉在历史耻辱柱的开始。但是，王圆箓在被后世的人指责的同时，那些冷漠、和他一样愚昧的士大夫，为什么就能逃过一劫呢？那些道台、巡抚、士绅，他们就比王圆箓高明很多么？
实际上，并没有。
四
兰登·华尔纳(Landon·Warner)，这位被贴上敦煌“盗贼狂魔”的美国人，却在他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展现了他另外一面形象：
在这些可爱的佛像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安然无恙，但现在，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在这段记载中，一个盗贼形象已经消失，俨然变成了一个和对文物保护和热爱的文物工作者。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华尔纳本人自我的洗白，但是华尔纳当时所记载的俄国人破坏的行为，确实不争的事实。
1922年，民国政府安置了近500名白俄流亡者在敦煌，但是这些白俄流亡者却对敦煌造成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大量的壁画被破坏殆尽，烧火做饭的烟，熏黑了敦煌美丽的壁画，而直到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前，敦煌一直是当地民众养猪的地方。一个在艺术上有所此成就，在文物上有如此价值的敦煌，就这样被各种势力、各色人物蹂躏了几十年。
五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谈到敦煌时候，确实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但是这句话并不是陈寅恪的原创，而是他引用并且批驳的话语：
“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则此残篇故纸，未必实有系于学术之轻重者在。今日之编斯录也，不过聊以寄其愤慨之思耳’！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今后斯录既出，国人获兹凭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问题，勉作敦煌学之预流。”
在这段文字中，陈寅恪先是引用了一段别人的话，这段话中的一开始，就含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此句，但是陈寅恪在这里展现的，却不是一个伤心者，不是一个满腹悲怨的人，相反，他在这段话中表现了相当大的冷静态度。
他认为，敦煌藏经洞大部分文物虽然已经被各种人以各种目的带走了，但是存留的八千卷残本仍然不能就断定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能够好好利用，也不一定比那些被盗走的文物所发现的价值要小。
实际上，事实也正是如此。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文物散失是不可以挽回的事实，再加上当时的民国政府并不是很重视，所以学者们如果真正想要“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就是好好保管，仔细研究，从这八千卷中获得有益于学术的东西。
但是，这只是陈寅恪的一厢情愿，实际上，无论是当时的清政府，还是民国时期、抑或是军阀，就连着八千卷也难以妥善保存。罗振玉等一批学者是比较早开始重视此一批文物的人，他们当时建议清政府加紧运送文物进京，结果不仅一路上文物丢失过半，而且抵京后很快被士绅大夫瓜分完毕，为了收藏方便，过长的长卷被撕毁，文物被草草的处理。更不用说军阀混战时期和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破坏了。
我们从敦煌得到了什么？残垣断壁？还是一堆经人挑选、废弃不收的故纸堆？
六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被广为流传的话，实际上也有着重重复杂的历史姿态。这句一度被误以为是日本人藤枝晃嚣张之口讲出的话，却是一位国人首先说出的，他就是当时接待日本学人的南开大学教授吴廷璆，他在1981年，主持并介绍藤枝晃举办敦煌学讲习班时讲了此话。
当然，他的用意无疑是好的，80年代还是一个刚刚思想开化的时代，很多人对敦煌和古老的传统依然抱有重重的警惕和误会，而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激励当时的中国人研究敦煌学术的精神。
但是，这句话却也是当时的事实，敦煌学在日本以及国外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他们将丝绸之路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完整详细的展现了当时丝路沿线文化的发展脉络。
实际上，造成如此尴尬局面的原因，除了要从当时历史的国家实力上找原因之外，还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艺术教育、文化理念相联系起来。
正如我们在前面谈到唐宋时期，《化度寺》碑石从一开始被丢弃不重视、到最后众多寺僧砸毁碑石求宝的过程，这展现了我们这个民族某些固有的特质，传统国人重视实用、尚实际功力的心态就展露无遗了。
在当今文化语境中，我们常常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言论：
艺术到底有什么用？文科有啥用？文化、文物除了浪费保护、维修的费用，他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当年在网上抱怨文化、文艺无用的是他们，后来听到八国联军侵华、抢夺文物而气愤的也是他们。
造成这样难堪局面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对于文化和文艺的冷漠吗？难道不是我们本身缺乏一种超越感、只是看到现实利益、眼前实用心态的表现吗？
敦煌直到1944年之前，都是当地民众给养猪的地方，那些养猪的民众，他们或许不知道，但是当时和王道士有所接触的士绅呢？他们看中的是什么？我们在指责盗贼的时候，他们何尝不是盗贼的帮凶？
七
如果说敦煌真的是“吾国伤心”之地，那么我想，不是敦煌让人伤心，是当时的各色人等伤了“敦煌”的心。
松风阁书法日讲
关于敦煌藏经洞，有避难说、图书馆说，考古学家根据经卷成色，认为“废弃说”更为可信。
1900年6月22日，莫高窟主持王圆箓道士在清理第16窟时，发现墻壁后面有密室，洞内满是佛教经卷等文物，计有5万余件。这就是后来孕育出“敦煌学”的莫高窟藏经洞，但在当时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当时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正在大踏步进攻北京。帝都权贵惶惶如丧家之犬，哪里还顾得上西北荒漠里的一座石窟？
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同时出卖了藏经洞。接下来的三四十年时间里，从英国的斯坦因开始，法国人、日本人、俄国人、美国人先后来到敦煌坑蒙拐骗，从莫高窟盗走大量经卷，连彩塑和壁画都没有放过，对中国文化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日本人甚至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是什么人、出于什么目的将如此浩繁的经卷文书密封在山洞里？有避难说、图书馆说，考古学家根据经卷成色，认为“废弃说”更为可信，即所藏为废弃不用的经文。因为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美德，不像我们四处随手乱弃，而是将其封存起来，没想到千余年后成为解读过去的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