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苏联和中国高度指令化的计划体制有很多相似性,都是为了将有限的资源优先分配给重工业部门,但改革前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体制,这也导致二者后来在改革路径和转型结果上的差异。
著名经济历史学家钱德勒对比了美国汽车公司的两种组织结构。一种是以福特公司为代表的U型结构,在一个大公司下面有销售部、市场部、制造部等专业化部门,这些部门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执行机构集中监管;另一种是通用汽车的M型结构,通用旗下的子品牌分别成立一个部门,例如雪佛兰部门、庞蒂克部门和奥兹莫比尔部门,每个部门拥有各自的销售部、市场部和制造部,相当于在一个大公司内部有好几个小公司。
钱颖一、许成钢等经济学家受到钱德勒的启发,将中国计划体制下的科层制经济组织称为“M型经济”,而苏联更接近于“U型经济”。换言之,中国经济是根据地域原则运用多层次、多地区的形式组织起来的,即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也是分散的,地方政府的力量很大,从来没有出现过苏联那种严密的垂直计划体制。
中国的M型经济有其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1949年以前根据地的经济和军事组织形式。建国初期中国也曾经学过苏联的U型模式,但后来在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两次行政性分权的高潮,由此中国经济的组织形式朝着M型发展。
◆中国的计划体制是M型,苏联是U型
这两种组织形式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和苏联在经济结构上的 区别。苏联在中央层面成立了一百多个部委,分管不同的产业,然后由中 央计划部门来协调各产业间活动的联系,这就像福特公司的U型结构。中 国经济则是按照地域原则组织起来,中央将经济和行政权力下放到省级政 府,每个省相当于一个小经济体,如同通用汽车下属的分公司一样,能够 独立自主地管理辖区内的经济活动,这就是“M型经济”。 中国和苏联后来在经济改革战略和路径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是源 这种组织形式上的差异。具体来说,M型经济比U型经济更有利于进行市
改革 首先是M型组织下可以进行改革的试验,如果不奏效,也不会令整个 经济体受到严重损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很多改革都是先在一些 地区进行局部试点,成功之后再在全国范围推广。但对于苏联这样的U型 结构来说,各个部门是高度专业化协作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必须经过全盘设计,整体推进 其次是M型经济能够在相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竟争,调动经济 体的积极性。M型结构比U型易于进行经济绩效的评估。中国的中央政府可 以比较不同省份的诸如GD等经济产出指标,但苏联却无法进行这样的比 较,因为煤炭部与钢铁部的经济活动是不可比的。有了经济指标的衡量 就可以在地方政府层面形成有效的竞争关系。只要确立了绩效评价体系,激励机制就会起作用,地方政府会有动力推行能够增加绩效的经济政策。这种地方政府的潜在竞争关系还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种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加速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成长。
研究计划经济转轨的人通常会赞扬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批评1989年以后大部分东欧国家和苏联采取的大规模私有化和“休克疗法”。但大部分人都忽略了一点,东欧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进行激进式改革,而是在尝试了渐进式改革、最终却毫无成效的背景下,转而尝试激进式改革的。东欧和苏联的U型结构决定了局部或渐进的改革难以成功,反而会引发经济整体的困难。中国沿用东欧早期渐进式改革的许多方法取得成功,正是因为中国经济的M型结构。
当然,M型经济也会带来很多潜在的问题,比如,行政性分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市场分割导致的规模经济损失、重复建设、地方保护主义等问 题“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分权和集权的周期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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