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一天，路经大同小学，突然发现母校因装修重建，居然变成了一片建筑工地，往日郁郁葱葱的校园被夷为废墟，仿佛刚经历了一场地震。
一名工人正将这颗高大的法国梧桐砍倒，几个师傅在往日的操场坐着休息，一位娭毑看我在拍照，请我帮她用手机拍几张照片，她说：“我孙子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他出国克哒，我要发给他，给他看看学校变成什么样子哒。”
看到这场景，鼻子一酸，心里莫名地有种被堵的感觉，关于这个学校和童年的记忆，猛地被一下子掏了出来，排山倒海。
在长沙，无人不知“大同”。大同小学原名叫抗大学校，是省内闻名的最好的小学之一。
那时候，都是就近入学，进“抗大”的，基本上是八一路、袁家岭附近机关和单位的子弟：省委的、省公安局的（那时候公检法一家，在一个院子）、省军区的、省邮政局的、省煤炭局的、省文联的、省科委的、韶百的（韶山路百货商店，现在阿波罗的前身）燕山街的……当然，还有抗大、育英学校的子弟。一个大院就有好几个同学。
那一年，因为没到入学年龄又死活不愿再待在幼儿园，父亲便想了个办法，让机关同事带着她儿子（一个小名叫”毛姑娘”的同学）和我一起去报到，阿姨谎称我老爸出差，找不到户口本，就这么蒙混过关地入了学——从一乙班一直读到五乙班，我成了班上年纪最小的一个。（N多年后我才听说，父亲他们单位给学校捐了点水泥）
整个小学期间，我们的班主任有四位，都教语文，分别叫朱老师、朱秋源老师、张祖谋老师和徐得岑老师。朱老师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戴副眼镜，只带了我们一年，所以同学们都不记得她的名字了；二年级开始教我们的朱秋源老师，也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家住煤炭局，她女儿英姿是我们同届不同班的同学。张老师是人气王，几乎每个学生都喜欢她，因为她上课的时候喜欢放下课本，给我们讲故事。徐老师家住省委北院，她女儿也跟我们同届，毕业很多年后，我们还去她家看望她。
最没有人气的是数学老师，她是公安局的家属，或许因为当时数学底子打得不好吧，我居然选择性地遗忘了她的模样。
同学们的名字，也都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名字里含“军”、“红”、“娟”、“玲”、“强”、“伟”、“辉/晖”、“兵/斌”、“文”、“建”的比较多。
我从小喜欢语文，作文写得不错，也深得班主任老师的喜爱，一年级就入了红小兵。每次上语文课，老师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时，就让我的小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我曾经拿过芙蓉区作文比赛的一等奖，作品还被登载到了《小学生优秀作文选》上。这篇文章是写纪念五一中路通车的，文章开头那句话——“幸福的日子，人们总是盼，欢乐的情景，人们总爱看”，过了好几年，我初中的一位同学还在他作文中借用，着实让我窃笑了一阵。
因为当了班干部，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班干部”，每次总能得些奖状和笔啊本子啊文具盒啊什么的小奖品回家，这些，对于我父母来说，一直是令他们觉得骄傲的事。
当班干部的特权就是自己不用做眼保健操，只需要站在讲台上喊节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发现哪个同学敷衍了事，就抓哒他纠正；那个年代的小学生，几乎没有近视眼。
那时候的“大同”，还设了初中，姐姐就在那读的初中，入的红卫兵。后来撤了初中，姐姐便进了一中。
学校不大，但有个校办工厂，校办工厂旁有棵很大的榕树，我们学工就是在那负责把印错了的小数点涂掉。有个省委边上菜农户的子弟叫强，特别调皮，不服管教，还曾经被他爸爸绑在那颗树上痛打。
因为没有礼堂，学校经常借用周边机关公安局、省委、军区的的礼堂开大会、看电影。记得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那年，学校请了解放军叔叔给我们做巡回报告，在公安局大礼堂，我还上台做了小主持，并代表全体学生给战斗英雄献花。
那时候时兴去韶百扯布做衣服，能买到多几寸的尾子布，就感觉得了好大的路。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台蝴蝶牌的缝纫机，做不了的衣服，就请裁缝师傅做上门功夫，按天算工钱。妈妈的手很巧，我们的衣服她都能自己裁剪自己做，毛衣毛裤自己打。
物质稀薄的年代，精神却是愉悦。每个家庭几乎都有两三个兄弟姐妹，一般都是小的接大的大衣服穿，长高了也没关系，裤腿接上一截再接着穿，自己也学会拿起针线缝缝补补，这是老师表扬的艰苦朴素，并不觉得羞愧，同学之间没有攀比。
冬天的时候，我总长冻疮，妈妈给我做了副厚厚的棉手套，手和脚还是冻得又痒又肿，到现在还留下了冻疮的印记。课间休息时最好取暖的办法，就是“挤油渣子”——两拨人在走廊互相挤啊挤的。课间休息的时候，就玩“扎子”、扔沙包、跳绳、男生玩蛋蛋（玻璃球）、玩油板（用烟盒子折的）……都是自己动手做。有个叫维的同学，玩“扎子”玩得特别溜刷，这个年代，绝对算网红了。
当年的八一路，没有那么多车，很安静。学校经常要求我们晨跑，天还没亮的时候，我们跑到东屯渡的桥那里再跑回学校。有个叫蓉的女同学特别擅长跑步，她爸爸经常骑着单车跟着她跑，她也因为有田径特长，进了一中。
男生和女生之间，几乎界限分明，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即使是同桌，木课桌上也划有一条明显的三八线，男同学如果偶尔越线，会被女同学用圆珠笔扎得几十年后还记忆犹新。
那时的日子，真的过得很慢。放学排路队回家，吃完中饭睡个午觉以后，手里拿个凉薯或者西红柿一路啃到学校。下午经常只有一节课，因为分了学习小组，我们就自由活动，放学后我们经常到同学家玩，玩完这家，下次又去那家，没有补课和考试的烦恼。
在”大同”，我们学会了横平竖直，bpmf，乘法口诀，嗯，还有毛主席语录。记得那年毛主席逝世，全体师生都戴了一朵小白花，悲痛得如同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每年春游，是我们特别期待的日子——因为不用上课。春游，基本上都是去岳麓山。老师们预先把小纸条藏在树林里面，然后我们去找，看谁找得多。爬到云麓宫，大家就开始吃午餐。那时候没什么零食吃，每次春游前，爸妈给准备两个法饼，用军用水壶装壶水就打发了；春游前一天晚上，总是莫名兴奋。
一放学，我们总喜欢跑到学校旁边一个阿姨摆的摊子上用粮票兑炒黄豆、炒川豆、炒蚕豆；去供销社买花生糖和姜。 八一路省委北院街边经常有个打人参米的，我们带着脸盆、米、玉米、糯米或晒干的剩饭去排队打人参米，一角钱一炮。每当一炮打好了，“砰”的一声出来，空气中便弥漫着米香和欢乐的味道。
那时候，能吃上五分钱一根的绿豆冰棒、一筒人参米，一颗打蛔虫的宝塔糖、一捧跟小伙伴分的小花片、一丝红姜，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确幸。
毕业那年，我们给同学互送一寸的黑白照片做留念。照相基本上是去韶百照相馆照。记得我们班去清水塘毛主席雕像那拍毕业照，不知道什么原因，底片曝光了，这个毕业照就没照成，这成了我们班一辈子的小遗憾。
小学毕业后，同学们基本上都是分到了一中、十二中、十四中、十三中，很多小学同学继续成为中学同学，同学之间的联系也是断断续续。多年以后，一个叫捷的女同学从广东回到长沙，特意跑到我父母家找我，问到了我的联系方式。
感谢微信强大的功能，建群之后，失去联系的同学被陆续找到，我们班的微信群日渐强大，虽然同学们各奔东西，各行各业，发小们的友谊，却一直延续到现在，一俟见面，聊起当年的童趣、懵懂、糗事和荣光，一切，还如同昨日一样。
*文/冯小忠，记于2015年夏，长沙生活集经授权发布。感谢作者的创作，为我们留下这些美好的生活记录！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关于长沙生活的各个方面题材稿件都行），我们一起记录长沙生活！投稿请加微信号：ms96218，或发送到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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