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我是一個天生的求知者

1762—1764學年期間,一個名叫約翰·赫爾德(Johann Herder)的哲學系學生,坐在柯尼斯堡大學康德上課的教室裡。多年以後,在他自己也成了一位著名的哲學家後,他帶著敬畏與愛戴之情,回想起自己的老師:

我非常幸運地認識了一位當過我的老師的哲學家。在他年富力強的壯年時期,他有著如同青年人一般的昂揚活力,這一活力(就像我相信的那樣)一直到他耄耋之年仍然葆有。他那深思的表情清逸爽朗。他的談話充滿創意和思想,極具啟發性。他在課上,會在恰當的時機,講一些讓人會心一笑的妙語,機智與靈動不曾或缺。他的演講課像娛樂的對談,頗有教益……人類的歷史,民族的歷史,自然的歷史,數學和經驗,是他的演講和對話鮮活生動的來源。沒有什麼事物是他不想知道的……他鼓勵並溫和地迫使他的聽眾自己進行思考;專制與他的性格格格不入。我帶著最大的感恩和崇敬之情提及的這個人,就是康德;他的形象至今仍矗立在我面前,他對我很重要。

康德:我是一個天生的求知者

康德:我是一個天生的求知者

[美]詹姆斯•克里斯蒂安 著

赫忠慧 譯

公眾號“第一哲學家”(ID:firstphilosopher)鳴謝

在西方哲學的長河中,康德的成就通常被看作是一個分水嶺。所有關於思維的早期批判思考,引領他成為自己,在他之後,一切都發生了新的轉折。他提出了革命性的思想。他摧毀了存在一千多年的理性神學的根基,他給宗教和倫理學指引了新的方向,他就所有人類知識的性質提供了新的和持久的洞見。康德創造了他自己所謂的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三個世紀之前,天文學家哥白尼取得了一個重大突破,他通過假設地球(像其他行星一樣)繞著太陽轉,成功地解釋了行星的運動。我們所看到的行星所做的,並不是行星正在做的,它們的表象運動是我們將其放在一個移動的觀測平臺上得出的結果。康德發現,就心靈感知所有現實的方式而言,這是一個恰切的比喻:我們按照我們的方式去認知現實,並不是因為現實就是那樣,而是因為我們的心靈的“運轉”。我們的心靈並不是一個固定的平臺供我們去觀察世界,而是一臺活躍的、轉化的、生產的機器;就像我們觀察到的行星只是表象而不是真正的事件,所有我們心靈對真實對象/事件的感知也都只是表象,而不是現實。

哥白尼革命將哲學帶離了事物的本質,集中關注認知的心靈。康德“批判哲學”的深度從未被人追上。

康德出生在普魯士的柯尼斯堡,終生都未離開過這座城市,從未去過離開家鄉十多里外的地方。他的祖父和父親是皮革匠,靠製作馬鞍維持生活,所以他和他的八個兄弟姐妹在他們早年的時候就很熟悉生活貧困的滋味。康德一家是虔誠的新教徒,是一個福音運動的成員,該運動強調簡單生活,個人信仰,溫暖的情感,親密的家庭關係,嚴格的道德紀律,忠於職守。對他的母親安娜·雷吉納(Anna Regina)來說,這是一種特別重要的個人宗教,她引導自己的兒子信守這些美德,讓它們與他的生活相伴,塑造他的思想。

安娜心胸開闊,善解人意,她的宗教信仰真誠卻不狂熱。她“時常帶他出去散步,要他注意自然景物及其種種現象,甚至把她所知道的天文學知識也灌輸給他,並對他聰敏的理解能力和突飛猛進的悟力相當讚賞”。後來康德曾回憶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親,因為她在我的心靈中植入了第一棵善的胚芽,並加以灌溉;她引導我感受自然現象;她喚醒了並且助長了我的觀念,她的教導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間斷的、美好的影響。”

16歲時,康德進入哥尼斯堡大學,並迅速作為一個不平凡的學生贏得了聲譽。在那裡,他愛上了物理、數學和哲學。他通過幫助同學完成分配給他們的任務,打檯球,替他的朋友們寫佈道文,替政府部門做研究,輔導柯尼斯堡有錢人家的孩子,來維持自己的生活。1755年,他回到哥尼斯堡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相當於現在的博士學位),併成為哲學系的一位私人講師,在這個職位上他一干就是十五年,儘管在此期間也有許多來自其他大學的邀請。他的課程立即成為最受學生歡迎的課,就連局外人,包括當地駐軍人員,都來到他的教室,聆聽,學習,對一個偉大心靈散發出的光彩佩服備至。

雖然康德主要是因為他強有力的分析智識而被人記住,但是他在大學的演講,表明他有很寬廣的知識面,使他成為所有時代偉大的博學者之一。他無數次講授邏輯,物理,倫理,自然法,自然神學,教育學,人類學,地理學,礦物學,天文學,數學,力學。“我自己傾向於是一個研究者,”他寫道,“我感到一種絕對的對知識的渴求,一種獲取更多信息的不倦的渴求。”康德天生就有一顆整合的心靈,他厭惡和害怕那種狹窄的、小氣的、自命不凡的世界觀,無論它們出現在自己身上還是他人身上。

他的心靈沉浸在宇宙的想法中。他最喜歡的課程:自然地理——他將其引入課表——描述了太陽系如何從氣體星雲中形成,人類的本性,文明的成長。他說,這門課提供了關於“整個世界的知識”。他第一本書結束語中有一句話是:“也許行星系還在形成一些星球,好讓我們在地球上一定的可居住時期終止以後,能到那裡去找新的住所。”

康德認為,哲學教師的工作就是幫助學生避免成為獨眼龍。他指出,所有的學術方案都傾向於培養學生成為獨眼人,從其專業化的單一視點去看世界。然後,這些學生就進入生活,參加工作,從而進一步加深了他們的近視,並繼續從一個狹窄的視界去看東西。“文獻獨眼人(語言學家)最為張狂,但在神學家、律師、醫生,甚至是幾何學家中,同樣有獨眼人”——而這些人就其本性而言本該從全景去進行思考。哲學的任務,就是培育和長出“第二隻眼”,使學生能“從他人的視角”去看世界。如何做到這一點呢?那就是通過蘇格拉底教導的批判哲學。哲學是“獨眼龍主義”的上佳解藥。

1755年,康德的宇宙之愛開始開花結果,他出版了《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書中避開了當時還很流行的神學解釋——就連牛頓都說,第一創造力是上帝——康德用科學原理描述了太陽系可能的起源。他的“星雲假說”(後來由拉普拉斯加以擴展)認為,太陽系是由原初氣體凝聚而成的一團星雲演變而來。

康德認為,宗教沒有權力設定解釋自然現象的框架。宗教和科學必須無視對方,它們應被理解為是完全分離的,任何企圖將它們混合到一起的嘗試都會損害雙方。

1770年,康德成為他所在大學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教授,他的名氣迅速增長,吸引了來自德國各地的學生,並受到同事的欽佩。到了1780年代,康德已使哥尼斯堡大學出了名,到了1790年代,所有的德國大學都在講授康德哲學。但在出版了《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後,反對他的想法的人也在增多。1792年,普魯士國王寄來一封信,命令他停止講授所有有關宗教的主題。“我們至高無上的國王一直非常不悅地看到你錯用你的哲學,破壞和摧毀了聖經和基督教中許多最重要和最根本的教義。”康德最終同意了,但是失去自由讓他很是鬱悶;1794年,他從學校退休,並於次年不再任課。1795年國王去世,康德再次獲得自由,但他的力量已經開始下降,他的心靈也失去了往昔的穿透力。他還是每天都去辦公室,“重建哲學”的激情仍在驅動他,讓他無法停歇。但是暮色正在漸漸加重。1798年9月,他給一個朋友去信說:“儘管身體狀況良好,但我卻無法進行知識工作。”他又活了五年,1804年2月12日去世。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實踐理性批判》中的一句話:“位我上者,燦爛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他為這兩個世界奉獻了一生。

康德的個性和生活方式引人注意。雖然他很喜歡有女士陪伴,但他卻從未結婚——有兩次他也曾考慮過結婚,但最後都是他一拖再拖,結果年輕的女士們轉向了其他追求者。他靠自己生活,守衛著他的獨立,生活中的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思考問題。有人說不可能寫出“康德生活”,因為他沒有生活。當然,這是完全錯誤的:他的一生是一場持續不斷的令人興奮的心靈冒險(一些傳記作家不會明白這一點),這是一種極其幸福的生活。他經常邀請同事和學生與他一起吃飯,他們都喜歡他的熱情款待和活潑的談話。他可以同樣輕鬆地參加小型談話或沉重的思想辯論;像他的演講一樣,他的玩笑詼諧有趣。

就身體而言,康德有些虛弱,他說自己“從不生病,但也從未達到過十足健康的地步”。他身材矮小,塌胸駝背。他極其自律,嚴格守時。他的日常生活由時鐘控制。每天早上5:00點起床,工作到7:00或8:00,上一兩個小時課,然後再從9:00或10:00工作到1:00吃午飯,然後他會出去散整整一小時步,回到家下午和晚上都用來讀書,晚上10:00準時上床休息。

康德寫了三本書,改變了西方哲學。第一本書,既是最有名的也是最難懂的,是《純粹理性批判》(1781),它幾乎完全涉及認識論。第二本書是《實用理性批判》(1788),主要探討宗教和倫理學或道德。第三本書是《判斷力批判》(1790),主要處理藝術和美學理論。康德把第三本書視為“使兩個[早期的]哲學成為一個整體”,使“整個批判事業達致圓滿”。這三部偉大的作品合到一起,提供了一個完整的關於人類知識的哲學。

康德告訴我們,當他讀到休謨對人類知識的分析時,他深感不安。“正是休謨的工作,很多年前將我從我的教條式的睡眠中喚醒,並給了我一個全新的方向,去在思辨理性的領域進行研究。”休謨的工作導致極端懷疑主義。休謨成功地向人們展示了,所有的知識都要比任何人所認為的更加脆弱和更不穩定。康德一直以來都認為:唯有理性知識——沒有從感官輸入——是足夠的和可靠的。不過休謨說服了他。休謨具有說服力的分析已經證明,因果關係和必要性——自然世界知識建立其上的兩塊基石——並非來自我們對物質本性的觀察;這兩個概念都是心靈創造出來為自己的需求服務;它們是概念,即允許它以一定的方式來處理數據;但沒有一個概念能被證明是現實中的事實。例如,理性知識(在幾何學中)是真的,但只是作為一組定義和演繹的結果,並且不一定適用於現實世界中。休謨由此破壞了經驗知識和理性知識。他動搖了我們所知道的一切的根基,康德先是為之駭然,繼而被其說服,然後又向其發起挑戰。

因此,康德寫了《純粹理性批判》。通過約500頁緊密的、精心合理的文字,他解決了休謨對科學“可怕的顛覆”。他證明了,我們關於現實的知識,是由具有創造性的心靈和“外在的”未知現實(我們從中獲取感官數據),一起合作生成的。來自感官的原始數據未能給予我們一幅關於真正對象/事件的圖景,所有我們“知道”的是我們自己的感官,而不是真正的事物。(所有我們能夠體驗的也都是我們自己的經驗。)在感-知覺可以成為“知識”之前,心靈必須處理和解釋它們;要做到這一點,心靈必須遵循它自己的規則,並添加它完成其任務所需要的催化成分。其中心靈增加的幾個項目(康德所謂的“範疇”)是單一性和多樣性,實在質,否定質,實體,因果關係,現實性,非現實性,必然性,偶然性,等等。在現實世界中,這些概念都沒有被發現,而只存在於我們的心靈中。同樣,時間和空間也不是真正的“東西”,而只是心靈創造的“認知模式”,或者說得更好一些,是軟件程序,沒有它,我們就無法去認知或思考。然而,康德成功地展示了,時間和空間都是心靈用來感知過程的成分,而不是“外在”現實世界中的“對象”。不可避免的,我們相信時間和空間是真實的,就像我們相信顏色、聲音、氣味、口味是真實的一樣。但事實上,這些都是我們心靈世界中的經驗。實際上,就人類知識而言,我們對現實的經驗,沒有像對其包含物的經驗多;我們“知道”的世界,結果表明僅是一個複雜的對有組織的表象的編織物。康德成功地表明,心靈為我們貢獻了我們所有知識的主要元素,包括科學、倫理、數學、形而上學、政治、美學等領域的知識。沒有什麼是純粹的,沒有什麼可以不受心靈的操控。就連科學家珍貴的“自然規律”,這被認為是普遍的和不可改變的,也是心靈的貢獻。“我們自己將秩序和規律引入一套表象中,我們稱那一表象為‘自然’。”

由此立馬就可看出,康德的思想消滅了關於所有事物的確定性,包括關於上帝、永恆性、救贖和自由意志的確定性。一場風暴很快就會到來。康德自己似乎也對他第一本《批判》的結果感到不安,決定再寫一本書來恢復信心。他的《實踐理性批判》,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這一點。

在第二本書最後的分析中,生活是一件非常實用的事情,無數的信念,即使對它們沒有絕對的把握,對滿足日常生活的需求仍是必要的。康德由此認為,因為某些東西是必要的,而不是因為它們是真實的而相信它們,是合理的。“我發現有必要否認知識,以便給信仰騰出空間”,他寫道。像因果關係這樣的概念是生活所必需的“規範原則”,像上帝、不朽和自由意志這些概念也是如此。“自由意志”這一概念對我們作出選擇、決定、判斷是不可缺少的,不論“我們是自由的”這一事實是否為真。為了生活,我必須假設我是自由的。康德說,這意味著有“操作真理”,其存在超出了我們的感官或我們的推理的理解。

我們對“道德律”的理解,情況也是一樣。所有人都“本能地”受到道德法律知識的約束。它不是來自社會、宗教或上帝。它從何而來呢?它來自我們自身,因為我們是理性動物。

我們的“道德律令”——無條件的“應然”——有其出處,就是人類心靈的正式結構。它是“責任”概念的普遍化。在作出任何行動之前,我都應該問自己:如果所有人都這樣做我是否贊成?任何可以普遍化的行動,都可被視為是道德的。這是康德著名的“絕對命令”:“除非我願意把我的行為準則變成普遍法則,否則,我不會如此行動。”這種本體論律令具有相同的有效性要求,康德說,就像7+5=12;其普遍的一致性提供了其有效性,要求一個人按照那一判斷作出行動。

康德的第三本大作《判斷力批判》,闡述了一個古老的困惑:關於感官經驗的“兩個性質”教條和美感的本質。一些早期古希臘思想家,特別是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和懷疑論者,已經開始區分主要性質和次級性質;近世以來的伽利略、牛頓、笛卡爾、洛克也都談及這個問題。康德認為,為了準確瞭解我們審美經驗(比如,美)的本質,他必須重新處理這個問題。

長久以來人們一直認為,所謂的主要性質(第一性的質)(洛克認為有五個)——如廣延(大小,體積),構型(形狀),運動或靜止,數目和固態(不可穿透性)——是物體自身固有的機構,而次級性質,如顏色、氣味、聲音、冷暖,均位於我們經驗者自身,它們只是我們自身的感覺物,而不是事物自身所有的。

康德經過漫長的分析,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同意這種二分法。“酒的味道不屬於客觀決定的酒……而只屬於品嚐它的主體的特殊感官構成。”此外,這些感覺“自己不會產生關於對象的任何知識。”“葡萄柚是黃色的”這句話,在關於柚子或其真正的性質方面,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認識到這一點——已被隨後幾百年的研究所證實——迫使人們重新思考一切科學知識的確切性質。感官給心靈提供了原材料,我們可以從中獲得知識,但這個過程是複雜的,充滿了欺騙。

關於認知的這些既定事實,也可以澄清美學經驗。當我說“玫瑰是紅的”,我在報告一種感官經驗;當我說“玫瑰是美麗的”,我在報告一種美學情感。由此康德——他對所有形式的美感都很敏感——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美學情感完全是主觀的。

關於我們的美學經驗,康德發展出兩大命題。

(1)我們珍惜的是對美的體驗;產生美的對象——我們對其一無所知——則是無關緊要的。美是純粹的經驗。在琢磨這樣的經驗時,我們的興趣離開了真實的事物,完全專注於我們內心世界無限豐富和多樣的感情上。

(2)審美經驗永遠是新鮮的,它在本質上是一個全新的、未受汙染的事件。所有與概化心靈相聯繫的紐帶都被切斷。例如,一朵玫瑰是一個審美對象,一把錘子則不是。當我看到一把錘子,我首先想到的是與其用途相關的一連串意義,不管它是否是一個合適的工具,不管我是否把它放到工具箱中正確的地方,無論我是否把它扔在雨中讓它生鏽,等等。我極少會將錘子視為一個審美對象。然而,看到玫瑰,對我來說,就沒有這樣與其相連的意義。我看到玫瑰,深深地吸了一口它的香氣,純粹是為了樂趣。當然,如果我的左腦有這樣的傾向,我可以給玫瑰一個名稱,給其分類,並給與其相關的一大堆抽象看法標上號碼。但這些看法和詮釋與美感毫不相干;當然,它們會通過加入“不純的”分子,搶走我的審美愉悅的純度。因而,審美經驗是自由的,與現實和心靈創造性的智力活動分道揚鑣。

對康德來說,審美經驗有著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是我們所有其他經驗的存在理由。它帶來了對我們生活其中自然世界裡道德的、理性的、美麗的事物的“情感-理解”。康德似乎想要說,人的本性會對自然(Nature)基本結構中的事物自發進行反思。在一個不是我們的家的世界上,我們並不是這個世界的“路人”。這個世界,就像它所是的那樣,是我們的家,因為它支持人類的理性,人類的願望,人類感知真、善、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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