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五四100週年。
100年前，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直接引發了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的一場以青年學生為主，市民、工商人士等階層共同參與的，通過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種形式進行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又稱“五四風雷”。
這是百度給五四運動的定義，五四僅此而已嗎？
當然不是。
中國的科舉制度在清末“新政”中，因學習西方及日本學制而改變，於1905年被廢除。到了民初，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北京師範大學）等高校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尤其是北京大學，在校長蔡元培的領導下，引進了開放的學風，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幷包”的辦學方針，李大釗、陳獨秀、章士釗、胡適、辜鴻銘（英國文學）、劉師培、魯迅（周樹人，教中國小說史）、錢玄同（教音韻學）、吳梅（教戲曲史）、劉半農（教新文學）等被聘請於北大任教。北大同時注重培養學生“自由思想、獨立精神”，這種思想和精神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動力。
五四是中國的思想啟蒙運動，自由、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才是它的精神內涵。
歷史的詭異在於，參與五四的青年們，在後來的歷史發展中，紛紛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五四時，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梅思平跟著遊行隊伍高喊著“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闖入曹汝霖宅邸。學生們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後，放火燒了曹宅。
後來，梅思平曾代表汪精衛集團參與日本密約的談判。歷任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常委、組織部部長、汪偽政府工商部部長、實業部部長、糧食委員會委員長、內政部部長、浙江省省長，殘害淪陷區人民。
1945年抗戰勝利後，梅思平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決。
梅思平不是一個個案，不少五四青年，都成了後來的漢奸，成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擴張的一環。大家知道的，軍國主義，和自由背道而馳。
更多五四青年，走向了暴力對抗。都想用暴力，去推行自己的價值主張。比如張國燾等人。
還有的，我就不敢舉例了。你懂的，只可意會，不可以言傳。
以至於有我非常認可的學者說，五四是個悲劇，我深以為然。五四滿腔熱血，激情澎湃，但最後的結局，卻很糟糕。
為什麼呢？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對我們今天有什麼啟示呢？
2
陳獨秀於1919年1月在《新青年》雜誌正式打出民主與科學這兩面旗幟：為了改變中國、推動民主自由。
李大釗關於自由的著作尤其多，包括論述保障個人自由的政治制度。在《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一文中，他強調思想是絕對的自由。
那麼如何實現個人自由呢？他的答案是社H主義。跟梁啟超一樣，在李大釗看來，為了集體的利益，犧牲個人的自由權利不僅不損害個人利益，反而因為社會權益得到了鞏固，而使個人的自由權得到加分的效果。
李大釗在早期論述個人自由時，很少涉及產權是應該“私有”還是“公有”的觀念問題。但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發生了變化，比如李大釗1923 年11 月在上海大學所作的演講中指出：私有制成了自由民主的敵人，是要消滅的對象。
在集體自由權和個體自由權的優先順序上，胡適的看法跟陳獨秀、李大釗、梁啟超等完全相反，認為犧牲個人自由以求國家的自由、集體的自由，在順序上是錯誤的。
1930年，胡適在《介紹自己的思想》一文中，進一步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來的！ 在胡適看來，正因為集體是基於個體的自願結合，如果你覺得留在集體中更為有益，就可繼續留於其中，反之你可以選擇離開，所以，集體是可合、也可分的；既然如此，那當然是個人自由權在先，集體自由權是衍生品，故在後。
雖然胡適在自由價值認識上跟李大釗等是如此不同，把個人自由權利視為社會其它權利的起點，但他對與個人自由相對應的經濟制度卻思考得很少，甚至是一片盲區。
實際上，在1926年去蘇聯之前，胡適寫長文對社H主義大表讚揚、對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大加批判。認為救濟的方法只有兩條大路：一是國家利用其權力，實行裁製資本家，保障被壓迫的階級；一是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直接抵抗資本階級的壓迫與掠奪。於是各種社H主義的理論和運動不斷地發生。
你可以看到，胡適沒能認識到計劃經濟恰恰跟個人自由、民主法治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說作為左派青年的陳獨秀和李大釗有這樣的認知是跟他們的信仰邏輯自洽的，那麼，胡適作為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領軍思想家在學理上也這麼錯位，實在讓人吃驚。
對於私有財產加市場經濟是個人自由的根本性基礎這個道理，胡適要等到1954年3月5日才完全理解。那天在臺北《自由中國》雜誌社的茶話會上，胡適聽到哈耶克著作《通向奴役之路》的報告，他才就寫文章對過去蘇聯計劃經濟的讚揚“公開懺悔”，並說哈耶克的著作讓他看到了個人自由跟私有財產和市場經濟的關聯。
為什麼需要等那麼多年呢？唐德剛在他的《胡適雜憶》一書中介紹說，胡適在康奈爾大學讀本科時一直對經濟學不感興趣，不曾選修有關課程，一生對經濟學說很少涉足。或許這就解釋了胡適缺乏對私有財產市場經濟的認知。胡適在觀念上排斥“私”、排斥“競爭”。
更一般而論，為什麼在中國連胡適這樣的自由主義啟蒙先驅也迴避經濟話題，只偏好人文哲學，以至於知識界對私有產權、市場經濟的認知如此貧乏呢？甚至在歷史研究領域，也偏重朝代政治史、思想史，偏愛那些高大上話題，而看輕經濟史和商業史。
從晚清洋務運動、百日維新黨人到辛亥革命的推動者，從五四運動的青年知識分子到內戰時期的知識精英，都普遍鄙視私有，崇尚“均貧富”和“天下為公”思想。雖然孫中山和其他國民黨人也聲稱追求民主自由，但也貶低私有財產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
（以上觀點來自耶魯大學終身教授，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先生。原文標題《給胡適補經濟學課》，引用有刪節。需要看全文還能百度到。）
３
五四啟蒙失敗的過程，和中國近代胡適先生的盲區，可以說，完全是一回事。
胡適的盲區，就是那一代人的盲區，當時精英的盲區，也是國民的盲區。
那一代先哲們的思想，沒有很好的理解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尤其沒能理解，自由的目標有了以後，實現自由的手段是什麼。
他們以為，為了大目標的自由，可以犧牲短期的自由。為了大目標的自由，可以完全不需要財產的自由——私有制。
後來，繼承和發揚了他們思想的經濟學家許小年總結說：自由既是目的，也是手段。
只有以自由的手段，才能達到自由的目的。把靈魂交給魔鬼，換取自由，既失去了靈魂，也得不到自由。
發散一下，如果有人告訴你，把你的錢給他，你就能得到更多的錢。你要送他一個“滾”字。
同理，有人說我集中權力，是為了放手權力，你也不要信。這是1984裡面指鹿為馬的邏輯：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
4
五四和比特幣有什麼關係呢？
比特幣恰恰是保障私有財產的偉大發明。而私有財產，才能通向自由之路。
可以這樣說，比特幣就是當年大師們苦苦尋找的，通往自由的路。
如果說，五四的啟蒙，並不太成功的話。一百年後，當比特幣來臨的時候，這次啟蒙，顯得那麼紮實而牢固：建立在數學、密碼學、IT技術、經濟學上的比特幣，才真正做到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比特幣讓“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有更堅實的落地土壤。
如果說比特幣是自由的工具，五四就是自由的思想，兩者結合，才能走得更踏實、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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