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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标记。无论对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做怎样的评述，但是，作为新的历史记忆点，五四已经纳入百年以来中国社会叙事的关键情节之中。在我看来，五四是中国社会青年政治的真正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这种青年政治才逐渐淡化。百年来，“青年人”主导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塑造者和推动者。在每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青年人都秉承了五四精神，焕发自己的想象和激情；与此同时，在历史沉重的时刻，青年人也敢于担当，以其生命的锐气和充满怀疑精神的思想，把历史拽离泥淖。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历史已经从革命激情的年代进入生活理性的时代，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五四和纪念五四呢？
原文 ：《“立鸿鹄志，做奋斗者”》
作者 |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志强
图片 |网络
“青年的时代”
在1944年，朱自清把五四前后的历史，称之为“青年的时代”。他的标书中，透露出一个有趣的信息：青年是在那个时候诞生的——
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的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朱自清：《论青年》，《中学生》1944年第78期）
朱自清所谓的“青年发现了自己”，首先是发现了自己的“群”，也就是说，青年是以新的自我认同方式开拓自己的生活，也就是文中所说的“斗争”。朱自清赋予了“青年”一种社会文化政治内涵：他们不仅仅是年龄上的族群，还是对由某些老年人和中年人所代表的那种因循守旧的市侩主义文化的抵制者。在这里，“青年的时代”也就是变革、新锐和重塑的时代，是用“青年的社会”取代老气横秋的陈旧现实的时代。
在这样的诉求下，文章鼓吹青年人要做自己，而不是“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放在今天，这个号召竟然依旧具有现实意义：“佛系青年”“妈宝一代”“巨婴症”，充分证明了一种与“五四青年精神”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朱自清所谓的“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本来的意思是要求青年独立担当，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而在今天，这种期待却要从更低的层面上来陈述：青年人更愿意是“子女”而不愿意是“成人”——在《我想长大》（2005）这首歌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宣言一样表征青年时代结束的话语：“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我宁愿永远都笨又傻”。“萌”“吃货”“傻白甜”“矮矬穷”……在这些青年自我定位的网络标签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离朱自清对于青年独立精神和担当意识的诉求何其遥远。
而在今天，“青年”的“求夸群”“吐槽群”更多了，做妈妈的儿子远比做社会的长子更让自己舒适和温暖。除了感恩父母和痴恋爱情，再也没有激情涌动和价值诉求：五四的“青年时代”意味着只有与陈规陋习做抵制，才能摆脱那些磕磕绊绊的束缚，成为改造世界的力量；而今天“青春文化”的泛滥，则告知年轻人只有接受父母亲情的呵护，才能在已有的现实规则中活得舒坦温暖。
正是从这样的阐释中，我们理解了五四所谓的“青年时代”。1915年《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发表的陈独秀对于“青年”的阐释或者说召唤的内在含义：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等概念，是“唯一”可以由青年来承担的东西。“青年”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系列符号体系，可以用来组织关于一个未来中国的形象。也就是说，“青年”变成了一个差异性符号集群的“主词”，用来召唤和达成广泛性的社会力量——因此，青年也就天然地跟抗争与进步联系在一起。
换言之，何谓“青年”？青年乃是200年来人类社会不断追求进步理想、不断进行社会变革的启蒙主义精神的载体，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探索未知、战胜迷信的理性主义精神的载体，更是敢于奋不顾身地反对不公正、抗争腐朽势力的理想主义精神的载体。我们所纪念的五四，应该是这种青年精神之发源的五四。
“鸿鹄志”与“奋斗者”
历史学者对于五四运动的阐释是多样的：五四被看作是“帝国主义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或者五四的青年运动其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后果，再或者，五四之“变”乃百年累积的社会焦虑的外溢……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五四曾经激活了带着强烈不满的青年人追求新的理想和未来的冲动，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历史常常不是“因-果”的逻辑，而是“因-果-效”的逻辑，即一个历史事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促成，却未必止于这个“因”所导致的“果”，而是延续发展，最终以“效”——特定的、也可能是吊诡的影响确立自己在历史上的功能和地位。这也可以看做五四这个历史事件的逻辑：无论五四因何发生，却定格在“改造世界的青年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才成为中国“现代史叙事”的内在线索。
陈独秀对于青年的想象，在此就具有了内在“历史理性”：
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寝假而为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寝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发刊词）
这样，“青年”话语，可以通过“身体”这种每个人都具有的“生理基质”，实现鲜明的两种时代、两种人、两种社会和两种国家的未来的叙述。
另一个方面，“青年”这个想象的共同体，作为社会性的文化运动基础，和作为未来这种文化运动的后果的“革命”基础，具有不同的命运。“青年”当然是有效的号召话语，但是，却只能在“文化”、“思想”的旗帜下有所行动。一种人人都要被革新的冲动，让新文化选择了“青年”，也是这种冲动，让这个选择只能困在想象性地解决社会问题的理路之中。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另一层含义也就此浮出水面：为一场准备中的大革命，用“阶级”来取代“青年”所汇集的、对于革命来说显得松散和无力想象性共同体。与此同时，“青年”依旧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团体中起到号召的功能。或者说“青年”借此转化为革命集团内部的魅力符号，依旧发挥其差别性职能。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20年的时候，梁启超把“新中国”的未来寄望于青年：新的中国应该是少年中国（“少年强则国强”）；从此，“老年”就与腐败、陈旧的文化想象相关联；而“青年”则成为崭新的、进步的、革命的。而五四运动以来，“青年”更是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进化论的出现、当时海归派知识分子对教育下一代的期望、人们对古老中国文化自救能力的失望，种种驱力把“青年”这个符号制作成了富有召唤力的概念，年轻人被推到了中国历史变革的前台。1927年，鲁迅甚至带点激动地宣导自己的想法，认为中国只有青年才是真实的，是可以与衰败腐朽的制度有所区别的进步力量：“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
由此，中国进入了“青年中国”时段，各种各样的革命思潮和政治运动，都被打上了青年政治的印痕：继往开来的反清革命（19世纪末）、激情四溢的启蒙主义文化（20世纪初期）、浪漫多姿的理想主义思潮（20世纪20年代）、回肠荡气的革命主义运动（20世纪30年代）、前仆后继的反侵略战争（20世纪40年代）、跌宕起伏的社会主义建设（20世纪50年代）、文化大革命（20世纪70年代）、启蒙主义返潮及民主思潮（20世纪80年代），这些现代中国历史的核心段落中，充满了青年政治叙事。凡是有激情、理想和牺牲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青年”这个关键词存在。
不妨说，整个20世纪就是青年世纪，是青年主导了中国乃至全球新社会（现代性）的发生和走势。归根到底，波澜壮阔的历史造就了“青年”的文化品格。不是满腹牢骚的絮语和精明练达的冷漠（中年），不是淡泊从容的境界和波澜不惊的衰朽（老年），也不是不知所措茫然无助的脆弱（少年），作为一种象征和力量，“青年”意味着总是有所作为和敢做敢当，意味着能够从人类的视野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历程打量生活，意味着用政治领域中的理想主义、社会领域中的理性主义和文化领域中的启蒙主义种种精神改造世界。
百年中国崛起的历程中，从辛亥革命到新启蒙运动，青年创造的成就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最高成就；只要这个群体奋斗，这个社会就激情涌动，并不断进步。在我看来，这正是“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这一来自习近平总书记青年寄语的内涵所在。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5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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