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故宮藏本懷素《自敘帖》“映寫”說駁議
近年來，圍繞臺北故宮藏本懷素《自敘帖》的研究，海峽兩岸的專家、學者產生了極大的分歧，從朱家濟、啟功、徐邦達等前輩學者的質疑，到臺灣學者李鬱周、王裕民等的完全否認為真跡，臺北故宮藏本懷素《自敘帖》的國寶地位受到了嚴峻的挑戰。為此，臺北中華書道學會等單位曾於二零零四年十月特別組織了一場“懷素《自敘》與唐代草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中，臺灣學者傅申先生和大陸學者穆棣先生的兩篇力作，為故宮本《自敘帖》正名。穆棣先生在文章中肯定了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著名收藏家蘇舜欽補寫前六行之真跡本。傅申先生文中則得出瞭如下四條重要結論：一、故宮本《自敘帖》是寫本；二、非明代文彭所摹；三、宋明人題跋皆真；四、故宮本為“水鏡堂本”之母本。以上的結論，雖然離揭示故宮本《自敘帖》的真相尚有一定的距離，但這些結論因為有強有力的證據和嚴謹的推理作支撐，因此是正確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後來傅申先生又根據流傳日本的《自敘帖》殘卷照片，與故宮本《自敘帖》作對比研究，他於二零零五年十月發表於《典藏》雜誌的文章《確證為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敘帖》非懷素親筆（以下簡稱《確證》），認為故宮本與“流日半卷本”、清代刻本“契蘭堂本”之母本，乃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寫本”，從而否定了故宮本《自敘帖》為懷素親筆所寫的可能，全盤推翻了自己原來的結論。當然，傅先生曾一再解釋，他以前從來沒有說過《自敘帖》是懷素真跡，故“映寫”說並非推翻原來的結論。但寫本說距懷素真跡僅一步之遙，而“映寫”說則必偽，豈非推翻原來的結論？以後的幾年，傅申先生在兩岸多地舉辦的講座中，通過現場放映幻燈片，一再宣講自己的研究成果，造成了極大的影響。二零一二年八月，《中國書法》雜誌贈刊又原文轉載了傅先生的這篇大作。
我在仔細研讀了傅先生的大作後，深感此文的錯誤很嚴重，故撰此小文，向傅先生求教。
我認為，傅先生的《確證》一文中，有四個嚴重的
錯誤，從而導致了結論的錯誤：一 、傅先生用以比較的三個參照對象中，流日半卷本《自敘帖》是印刷品照片，契蘭堂本《自敘帖》是刻帖拓本，都不是原跡（墨跡本），這是書法鑑定之大忌。而傅先生文中的許多推論，看似邏輯性很強，似能言之成理，但他據以立論的參照對象並非全是原跡這一致命缺陷，是導致傅先生得出錯誤結論的關鍵所在。
舉一個例子，祁小春先生在其所著《山陰道上：王羲之書法研究叢札》一書中，講到對於王羲之《喪亂帖》研究，啟功先生根據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傳本墨跡選》所用照片中“喪”、“荼”二字的“脫墨”現象，認為這就是摹本《喪亂帖》雙鉤填墨的證據。然而祁小春先生指出，日本藏唐摹墨跡本王羲之《喪亂帖》中“喪”、“荼”二字並沒有脫墨現象。啟功先生認為的脫墨現象，完全是因為照片本身的原因。⑴可見不見原跡而作判斷是多麼的不可靠。
特別是“流日半卷本”非但不是原跡，而且只有全卷的四分之一左右，從流日半卷本《自敘帖》殘卷來推測它前六行是否補寫；紙質是否一致；最後的書寫時間是否也是大曆丁巳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及後面的題跋情況等等。如果沒有更多其他有力的證據，可以認為，傅先生文中的諸多推測是不可靠的。這些推測當然不能作為判斷的依據，更不能推斷流日半卷本與故宮本“皆出北宋時一人一手一時，以同樣的毛筆、紙張、底稿所‘映寫’”這樣的結論來。
二 、傅先生以流日半卷本與故宮藏《自敘帖》墨跡本的對比研究中，存在著嚴重的誤判。在前一條中，我們認為不能以流日半卷本《自敘帖》印刷品的照片去推測它的紙質、前六行是否補寫，以及是否完整的題跋等等問題，並不表示流日半卷本沒有參考價值。就其殘存的三十行字跡與故宮本進行仔細比較，雖然它在字形、筆勢方面與故宮本只有細微的差異，但在其他方面，如起筆、收筆的角度與力度；行筆的疾速與舒緩；用筆的枯燥與潤溼；飛白處的自然流暢等方面，流日半卷本與故宮藏《自敘帖》墨跡本相差甚遠。這樣明顯的差距，傅先生居然視而不見，卻認為它們之間並無明顯的優劣，令人不解。
圖一 故宮本《自敘帖》局部 書寫的墨色變化由濃到枯，非常自然。
故宮本《自敘帖》全篇的墨色多次出現由濃而淡的自然書寫變化痕跡顯而易見，枯筆時出現的飛白自然流暢、毫無滯礙（圖一），經傅先生多年研究，認為它是寫本無疑，這個結論是完全正確的。而流日半卷本的墨色變化遠不及故宮本明顯、自然，故宮本中許多字的飛白處在流日半卷本中卻被填實，其中一部分的字似乎能看出書寫的過程，但更多的字卻看不出明顯的書寫痕跡（圖二），這正是摹本的表現。穆棣先生曾撰文指出流日半卷本中單字放大後所見眾多鉤摹痕跡，歷歷在目。⑵因此，傅先生得出故宮本與流日半卷本同為一母同胞的雙胞“映寫本”的結論是明顯錯誤的，難以使人信服。（圖三）
圖二 流日半卷本《自敘帖》局部 書寫感大為減弱，多處飛白被填實。
圖三 故宮本（右）與流日半卷本（左）選字比較 自然書寫的痕跡與描摹的痕跡不難看出。
三、 傅先生據清人謝希曾翻刻的契蘭堂本《自敘帖》推測其母本與故宮本亦為同胞之本，造成三胞胎的假象，從而為他的“《自敘帖》為量產複製品”的結論作依據，尤為無理。
契蘭堂本《自敘帖》的母本與故宮本的關係，究竟是母子關係，同胞關係，還是其他什麼關係，是無法從刻本作推測的，也不能從其後面的題跋去作推測。當年啟功先生正是由契蘭堂本《自敘帖》後面的“蘇舜欽題跋”產生對故宮本《自敘帖》的懷疑。啟功先生文中推測所存在的邏輯錯誤，王乃棟先生曾撰文指出。
王先生認為：
一.僅據謝希曾摹刻的《契蘭堂帖》中謝說“偶得唐荊川所藏宋拓本”，就認為“幸而有一個宋刻本的真影存留”、“這卷宋刻本真影”（引文均見啟功《論懷素〈自敘帖〉墨跡本與宋刻本》，下同）。但後文又說“謝刻所據，唐順之、高士奇藏和謝希曾摹刻的本子何以知為秘閣本和淳熙時刻，已不可究詰”。既不可究詰，何以定拓本為宋拓？
二.僅據謝刻本《自敘帖》卷後刻有蘇舜欽自跋，就認為是蘇家本，“蘇家本既有蘇跋，不待其他宋跋已自使人可信了”，“而蘇家原跡今天都只剩下重刻本了”。但後文又說：“蘇氏寫在《自敘帖》後的跋文，宋以來的有關法書記載都未曾見。”既前人未曾見，可靠嗎？
三.前文以“不可究詰”的“宋拓本”的摹刻拓本證清宮本《自敘帖》墨跡非蘇家藏本，後文又說，“平心而論，墨跡大卷的藝術效果遠遠勝於石刻本”，“後來用墨跡本和石刻本並列臨摹，發現墨跡本確實比石刻精采”。無蘇跋本（墨跡）勝有蘇跋本（刻本），僅僅是摹刻的原因？⑶
……
王先生全文旨在釐清啟功先生舊文的推斷錯誤，文中所列條目尚多，不能全引，不過啟功先生舊文的種種懷疑，已經被王先生釐清了。我們不能僅從契蘭堂本《自敘帖》後面的“蘇舜欽題跋”推測其母本就是北宋的蘇舜欽藏本，當然也不能從契蘭堂本《自敘帖》的字跡與故宮本墨跡的相似性推測它們為一母同胞的“映寫本”。
質疑或否定《自敘帖》的學者，皆由考證出發，就其考證的一方面來看，似能言之成理，但結論是否成立，卻值得研究。在此，我們再一次看到了過度依賴考證在古代書法鑑定中的侷限性。我曾在《從蔡襄辨偽說到古代書法鑑定的方法問題》一文中提到：“在古代書法作品的鑑定上，如果過分重視考證，而輕視作品本身的書寫水平、筆法特徵及整體風格的話，是很危險的。”⑷
對於《自敘帖》真偽的鑑定，還是要從對《自敘帖》本身的深入研究中去解決問題。本來，傅先生先前立足於故宮本《自敘帖》墨跡卷的研究工作，是細緻而審慎的，因此，他在二零零四年“懷素《自敘》與唐代草書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中的結論是值得信任的。但後來卻被流日半卷本引入了歧途，從而得出錯誤的結論，不能不說是非常遺憾的。
四、傅先生從流日半卷本、契蘭堂本與故宮本《自敘帖》的對比研究中，得出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寫”本的驚世結論。然而三胞如何產生？對此問題如果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釋，三胞的結論仍會受到廣泛的質疑。傅先生苦苦思索，杜撰出一個“映寫”的量產複製法。三本《自敘帖》是怎樣“映寫”出來的呢，傅先生介紹了詳細的過程：
1、為了不汙染原作，它們不可能是直接映著原作書寫的。
2、因此，先要製作一個供“映寫”用的“底本”。用不透墨和較具透明度適於鉤摹的紙，映著原跡只求製作一個粗具形似及行款的鉤摹本，填墨時不求精細，因為這是不用擔心在覆紙其上映寫時會被汙損的底本而已。
3、在正式“映寫”製作前，先面對原跡細察，並揣摩其用筆轉折牽絲和聯綿字，臨寫精熟。
4、然後用白麻紙或其他書寫用紙，覆蓋在先前製作好的鉤摹底本上，像描紅一樣的映著鉤摹本的字影，用單筆快速“映寫”而成。只有在用筆較原跡過細的地方，試圖用重複方向的運筆以加粗其線條，當復筆不順時就會露出不自然的破綻，如前文《故宮本的書法問題》所舉之“人、來、輕”諸字。⑸
……
很明顯，傅先生提出的“映寫”一說，只是憑空的想象，毫無實際操作的可能。試問古代書法的複製品中，除《自敘帖》外，還有哪一件屬於“映寫”？像《自敘帖》這樣的草書長卷，傅先生認為懷素不能兩次書寫面目如此一致的“雙胞”本。傅先生一再論說，懷素“即使同日書寫兩卷，他寫第二卷時也不會映著第一卷亦步亦趨逐字逐行地‘映寫’，至於《流日半卷本》雖然失去首尾，但就這三十行與《故宮本》如此逼似的程度，其末句年款想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即使懷素對第一卷認為是愜心滿意之作，想要再書一卷，在那樣快速的過程，也不會這麼耐心臨寫自己的作品到如此逼似的程度！”⑹誠如傅先生所言，快速的書寫如此草書長卷不可能到如此逼似的程度，懷素自己都做不到，別人同樣也做不到！而要在字形、位置、筆勢、牽絲、轉折、飛白等等方面如此相似，只有技法高超的精摹才可能做到。
古代書法的摹、仿等複製方法，使得許多名跡化一為二、為三，如王羲之《蘭亭序》在唐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眾多不同的墨跡本，這些墨跡本或出於摹，或出於臨，它們雖然面貌大體一致，但在鑑賞者眼中，卻能分辨其細微的差異。如馮承素摹本、虞世南臨本、褚遂良臨本等等。但從無“映寫本”《蘭亭序》一說。
《自敘帖》在宋代也有數本見於記載，但只有蘇液本（亦即蘇舜欽補書前六行本）為真跡，其他有蘇沂摹本，有石陽休、馮當世等其他本，石、馮本或為摹本，或為臨本，但從未見記載有“映寫本”一說，傅先生杜撰三胞“映寫本”，是毫無根據的想當然而已。
總之，傅申先生《確證為北宋映寫本》一文，據“流日半卷本”印刷品照片而作出種種推測，存在證據上的先天缺陷；繼而對於“流日半卷本”是摹本還是寫本出現錯誤判斷；又以“契蘭堂本”刻帖拓本去推斷其母本與故宮本的關係，正蹈啟功先生錯誤的覆轍；傅先生杜撰“映寫”一說，確乎要改寫中國古代書法複製的歷史，但卻完全出於憑空想象而已，並無實際操作實現的可能。有此四大錯誤，傅先生“映寫”說的結論之不足為憑，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的重點在於指出傅申先生《確證》一文在鑑定學理上的種種失誤。至於故宮本《自敘帖》的真偽問題，以目前的研究，只能認為它是北宋蘇舜欽補寫前六行真跡本，是保存完好的唯一墨跡本，它遠比“流日半卷本”和其他的刻帖拓本精采，在中國書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但尚不能證明它是懷素的真跡。
註釋：
⑴．祁小春著，《山陰道上：王羲之書法研究叢札》，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版。
⑵．穆棣，《臺北故宮本前六行暨流日半卷本確係鉤摹》,《中國書法》雜誌，2012年第8期。
⑶．王乃棟，《懷素墨跡（清宮舊藏本）鑑考》, 《書法》雜誌，2005年第6期。
⑷．林圭，《從蔡襄辨偽說到古代書法鑑定的方法問題》，《中華書道》，2012年冬季號。
⑸．⑹．傅申，《確證為北宋映寫本》，原載臺灣《典藏》，2005年第11期。《中國書法》雜誌，2012年第8期轉載。
本文曾發表於臺北《中華書道》雜誌81期。
林圭，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書法學者。多年來從事於書法史論、書法鑑藏及書法美學研究。已發表書法學術論文多篇，如《魏碑體成因述評》、《隋人書質疑》、《魏晉玄學與書法理論》、《趙壹的有關問題》、《梁武帝褒鍾貶王論小議》、《論書法意象》、《庾肩吾四題》、《從蔡襄辨偽說到古代書法鑑定的方法問題》、《玄學視野下的王羲之書法及書法思想》、《也談“善史書” 》、《臺北故宮藏本懷素 “映寫”說駁議》、《王羲之貞觀中內本考辯》、《東漢魏晉書法思想變遷考論》、《神龍本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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