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映写”说驳议
近年来，围绕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的研究，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从朱家济、启功、徐邦达等前辈学者的质疑，到台湾学者李郁周、王裕民等的完全否认为真迹，台北故宫藏本怀素《自叙帖》的国宝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为此，台北中华书道学会等单位曾于二零零四年十月特别组织了一场“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中，台湾学者傅申先生和大陆学者穆棣先生的两篇力作，为故宫本《自叙帖》正名。穆棣先生在文章中肯定了故宫本《自叙帖》为北宋著名收藏家苏舜钦补写前六行之真迹本。傅申先生文中则得出了如下四条重要结论：一、故宫本《自叙帖》是写本；二、非明代文彭所摹；三、宋明人题跋皆真；四、故宫本为“水镜堂本”之母本。以上的结论，虽然离揭示故宫本《自叙帖》的真相尚有一定的距离，但这些结论因为有强有力的证据和严谨的推理作支撑，因此是正确的。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后来傅申先生又根据流传日本的《自叙帖》残卷照片，与故宫本《自叙帖》作对比研究，他于二零零五年十月发表于《典藏》杂志的文章《确证为北宋映写本》──从《流日半卷本》论《自叙帖》非怀素亲笔（以下简称《确证》），认为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清代刻本“契兰堂本”之母本，乃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写本”，从而否定了故宫本《自叙帖》为怀素亲笔所写的可能，全盘推翻了自己原来的结论。当然，傅先生曾一再解释，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自叙帖》是怀素真迹，故“映写”说并非推翻原来的结论。但写本说距怀素真迹仅一步之遥，而“映写”说则必伪，岂非推翻原来的结论？以后的几年，傅申先生在两岸多地举办的讲座中，通过现场放映幻灯片，一再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二零一二年八月，《中国书法》杂志赠刊又原文转载了傅先生的这篇大作。
我在仔细研读了傅先生的大作后，深感此文的错误很严重，故撰此小文，向傅先生求教。
我认为，傅先生的《确证》一文中，有四个严重的
错误，从而导致了结论的错误：一 、傅先生用以比较的三个参照对象中，流日半卷本《自叙帖》是印刷品照片，契兰堂本《自叙帖》是刻帖拓本，都不是原迹（墨迹本），这是书法鉴定之大忌。而傅先生文中的许多推论，看似逻辑性很强，似能言之成理，但他据以立论的参照对象并非全是原迹这一致命缺陷，是导致傅先生得出错误结论的关键所在。
举一个例子，祁小春先生在其所著《山阴道上：王羲之书法研究丛札》一书中，讲到对于王羲之《丧乱帖》研究，启功先生根据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王羲之传本墨迹选》所用照片中“丧”、“荼”二字的“脱墨”现象，认为这就是摹本《丧乱帖》双钩填墨的证据。然而祁小春先生指出，日本藏唐摹墨迹本王羲之《丧乱帖》中“丧”、“荼”二字并没有脱墨现象。启功先生认为的脱墨现象，完全是因为照片本身的原因。⑴可见不见原迹而作判断是多么的不可靠。
特别是“流日半卷本”非但不是原迹，而且只有全卷的四分之一左右，从流日半卷本《自叙帖》残卷来推测它前六行是否补写；纸质是否一致；最后的书写时间是否也是大历丁巳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及后面的题跋情况等等。如果没有更多其他有力的证据，可以认为，傅先生文中的诸多推测是不可靠的。这些推测当然不能作为判断的依据，更不能推断流日半卷本与故宫本“皆出北宋时一人一手一时，以同样的毛笔、纸张、底稿所‘映写’”这样的结论来。
二 、傅先生以流日半卷本与故宫藏《自叙帖》墨迹本的对比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误判。在前一条中，我们认为不能以流日半卷本《自叙帖》印刷品的照片去推测它的纸质、前六行是否补写，以及是否完整的题跋等等问题，并不表示流日半卷本没有参考价值。就其残存的三十行字迹与故宫本进行仔细比较，虽然它在字形、笔势方面与故宫本只有细微的差异，但在其他方面，如起笔、收笔的角度与力度；行笔的疾速与舒缓；用笔的枯燥与润湿；飞白处的自然流畅等方面，流日半卷本与故宫藏《自叙帖》墨迹本相差甚远。这样明显的差距，傅先生居然视而不见，却认为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优劣，令人不解。
图一 故宫本《自叙帖》局部 书写的墨色变化由浓到枯，非常自然。
故宫本《自叙帖》全篇的墨色多次出现由浓而淡的自然书写变化痕迹显而易见，枯笔时出现的飞白自然流畅、毫无滞碍（图一），经傅先生多年研究，认为它是写本无疑，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流日半卷本的墨色变化远不及故宫本明显、自然，故宫本中许多字的飞白处在流日半卷本中却被填实，其中一部分的字似乎能看出书写的过程，但更多的字却看不出明显的书写痕迹（图二），这正是摹本的表现。穆棣先生曾撰文指出流日半卷本中单字放大后所见众多钩摹痕迹，历历在目。⑵因此，傅先生得出故宫本与流日半卷本同为一母同胞的双胞“映写本”的结论是明显错误的，难以使人信服。（图三）
图二 流日半卷本《自叙帖》局部 书写感大为减弱，多处飞白被填实。
图三 故宫本（右）与流日半卷本（左）选字比较 自然书写的痕迹与描摹的痕迹不难看出。
三、 傅先生据清人谢希曾翻刻的契兰堂本《自叙帖》推测其母本与故宫本亦为同胞之本，造成三胞胎的假象，从而为他的“《自叙帖》为量产复制品”的结论作依据，尤为无理。
契兰堂本《自叙帖》的母本与故宫本的关系，究竟是母子关系，同胞关系，还是其他什么关系，是无法从刻本作推测的，也不能从其后面的题跋去作推测。当年启功先生正是由契兰堂本《自叙帖》后面的“苏舜钦题跋”产生对故宫本《自叙帖》的怀疑。启功先生文中推测所存在的逻辑错误，王乃栋先生曾撰文指出。
王先生认为：
一.仅据谢希曾摹刻的《契兰堂帖》中谢说“偶得唐荆川所藏宋拓本”，就认为“幸而有一个宋刻本的真影存留”、“这卷宋刻本真影”（引文均见启功《论怀素〈自叙帖〉墨迹本与宋刻本》，下同）。但后文又说“谢刻所据，唐顺之、高士奇藏和谢希曾摹刻的本子何以知为秘阁本和淳熙时刻，已不可究诘”。既不可究诘，何以定拓本为宋拓？
二.仅据谢刻本《自叙帖》卷后刻有苏舜钦自跋，就认为是苏家本，“苏家本既有苏跋，不待其他宋跋已自使人可信了”，“而苏家原迹今天都只剩下重刻本了”。但后文又说：“苏氏写在《自叙帖》后的跋文，宋以来的有关法书记载都未曾见。”既前人未曾见，可靠吗？
三.前文以“不可究诘”的“宋拓本”的摹刻拓本证清宫本《自叙帖》墨迹非苏家藏本，后文又说，“平心而论，墨迹大卷的艺术效果远远胜于石刻本”，“后来用墨迹本和石刻本并列临摹，发现墨迹本确实比石刻精采”。无苏跋本（墨迹）胜有苏跋本（刻本），仅仅是摹刻的原因？⑶
……
王先生全文旨在厘清启功先生旧文的推断错误，文中所列条目尚多，不能全引，不过启功先生旧文的种种怀疑，已经被王先生厘清了。我们不能仅从契兰堂本《自叙帖》后面的“苏舜钦题跋”推测其母本就是北宋的苏舜钦藏本，当然也不能从契兰堂本《自叙帖》的字迹与故宫本墨迹的相似性推测它们为一母同胞的“映写本”。
质疑或否定《自叙帖》的学者，皆由考证出发，就其考证的一方面来看，似能言之成理，但结论是否成立，却值得研究。在此，我们再一次看到了过度依赖考证在古代书法鉴定中的局限性。我曾在《从蔡襄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一文中提到：“在古代书法作品的鉴定上，如果过分重视考证，而轻视作品本身的书写水平、笔法特征及整体风格的话，是很危险的。”⑷
对于《自叙帖》真伪的鉴定，还是要从对《自叙帖》本身的深入研究中去解决问题。本来，傅先生先前立足于故宫本《自叙帖》墨迹卷的研究工作，是细致而审慎的，因此，他在二零零四年“怀素《自叙》与唐代草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中的结论是值得信任的。但后来却被流日半卷本引入了歧途，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不能不说是非常遗憾的。
四、傅先生从流日半卷本、契兰堂本与故宫本《自叙帖》的对比研究中，得出一母同胞之三胞“映写”本的惊世结论。然而三胞如何产生？对此问题如果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三胞的结论仍会受到广泛的质疑。傅先生苦苦思索，杜撰出一个“映写”的量产复制法。三本《自叙帖》是怎样“映写”出来的呢，傅先生介绍了详细的过程：
1、为了不污染原作，它们不可能是直接映着原作书写的。
2、因此，先要制作一个供“映写”用的“底本”。用不透墨和较具透明度适于钩摹的纸，映着原迹只求制作一个粗具形似及行款的钩摹本，填墨时不求精细，因为这是不用担心在覆纸其上映写时会被污损的底本而已。
3、在正式“映写”制作前，先面对原迹细察，并揣摩其用笔转折牵丝和联绵字，临写精熟。
4、然后用白麻纸或其他书写用纸，覆盖在先前制作好的钩摹底本上，像描红一样的映着钩摹本的字影，用单笔快速“映写”而成。只有在用笔较原迹过细的地方，试图用重复方向的运笔以加粗其线条，当复笔不顺时就会露出不自然的破绽，如前文《故宫本的书法问题》所举之“人、来、轻”诸字。⑸
……
很明显，傅先生提出的“映写”一说，只是凭空的想象，毫无实际操作的可能。试问古代书法的复制品中，除《自叙帖》外，还有哪一件属于“映写”？像《自叙帖》这样的草书长卷，傅先生认为怀素不能两次书写面目如此一致的“双胞”本。傅先生一再论说，怀素“即使同日书写两卷，他写第二卷时也不会映着第一卷亦步亦趋逐字逐行地‘映写’，至于《流日半卷本》虽然失去首尾，但就这三十行与《故宫本》如此逼似的程度，其末句年款想必也是同年同月同日。即使怀素对第一卷认为是愜心满意之作，想要再书一卷，在那样快速的过程，也不会这么耐心临写自己的作品到如此逼似的程度！”⑹诚如傅先生所言，快速的书写如此草书长卷不可能到如此逼似的程度，怀素自己都做不到，别人同样也做不到！而要在字形、位置、笔势、牵丝、转折、飞白等等方面如此相似，只有技法高超的精摹才可能做到。
古代书法的摹、仿等复制方法，使得许多名迹化一为二、为三，如王羲之《兰亭序》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众多不同的墨迹本，这些墨迹本或出于摹，或出于临，它们虽然面貌大体一致，但在鉴赏者眼中，却能分辨其细微的差异。如冯承素摹本、虞世南临本、褚遂良临本等等。但从无“映写本”《兰亭序》一说。
《自叙帖》在宋代也有数本见于记载，但只有苏液本（亦即苏舜钦补书前六行本）为真迹，其他有苏沂摹本，有石阳休、冯当世等其他本，石、冯本或为摹本，或为临本，但从未见记载有“映写本”一说，傅先生杜撰三胞“映写本”，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而已。
总之，傅申先生《确证为北宋映写本》一文，据“流日半卷本”印刷品照片而作出种种推测，存在证据上的先天缺陷；继而对于“流日半卷本”是摹本还是写本出现错误判断；又以“契兰堂本”刻帖拓本去推断其母本与故宫本的关系，正蹈启功先生错误的覆辙；傅先生杜撰“映写”一说，确乎要改写中国古代书法复制的历史，但却完全出于凭空想象而已，并无实际操作实现的可能。有此四大错误，傅先生“映写”说的结论之不足为凭，也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傅申先生《确证》一文在鉴定学理上的种种失误。至于故宫本《自叙帖》的真伪问题，以目前的研究，只能认为它是北宋苏舜钦补写前六行真迹本，是保存完好的唯一墨迹本，它远比“流日半卷本”和其他的刻帖拓本精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尚不能证明它是怀素的真迹。
注释：
⑴．祁小春著，《山阴道上：王羲之书法研究丛札》，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2009年12月版。
⑵．穆棣，《台北故宫本前六行暨流日半卷本确系钩摹》,《中国书法》杂志，2012年第8期。
⑶．王乃栋，《怀素墨迹（清宫旧藏本）鉴考》, 《书法》杂志，2005年第6期。
⑷．林圭，《从蔡襄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中华书道》，2012年冬季号。
⑸．⑹．傅申，《确证为北宋映写本》，原载台湾《典藏》，2005年第11期。《中国书法》杂志，2012年第8期转载。
本文曾发表于台北《中华书道》杂志81期。
林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书法学者。多年来从事于书法史论、书法鉴藏及书法美学研究。已发表书法学术论文多篇，如《魏碑体成因述评》、《隋人书质疑》、《魏晋玄学与书法理论》、《赵壹的有关问题》、《梁武帝褒钟贬王论小议》、《论书法意象》、《庾肩吾四题》、《从蔡襄辨伪说到古代书法鉴定的方法问题》、《玄学视野下的王羲之书法及书法思想》、《也谈“善史书” 》、《台北故宫藏本怀素 “映写”说驳议》、《王羲之贞观中内本考辩》、《东汉魏晋书法思想变迁考论》、《神龙本研究》等。
Email：[email protected]
閱讀更多 正山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