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光緒皇帝一紙詔書拉開戊戌變法大幕。
同年9月，任命了一批維新才俊入主中央中樞機構。
此時維新陣營英氣逼人，康師傅有為領銜，徒弟梁啟超輔之。二人躊躇滿志，意在率領天下有志舉子，成就改革大業。
常言道：時勢造英雄。而維新派中，還有比康師傅更豪氣的，公車上書成就康粱議事書生，接下來的戊戌變法排除險峻，就得敢幹的維新壯士出場了。
維新派中，最敢幹的是哪一個？
他就是維新之膽、高幹子弟譚嗣同。
譚嗣同，號壯廢，字復生。祖籍湖南瀏陽，出身官宦之家，父親譚繼洵是清廷二品大員，做到湖北巡撫。為什麼父親給他起了“復生”這個字呢？說來是很有一番掌故的。
譚嗣同雖然生在大戶人家，但卻命苦。他幼年喪母，少人照顧，五歲時就得了一場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蹟般復活，故父親賜字“復生”。
復生，重生、再生之意。此用於近代中國第一新人之稱，更大的含義是新生。
大難不死的這個孩子，果然與眾不同。他從小喜歡讀書，但沒有書生的文弱，很有尚武精神，他不想做循規蹈矩的學究，而是嚮往扶危濟貧的英雄俠客。他讀書不同一般學子，不拘泥四書五經，不屑八股文，而是博覽群書，尤其對經世濟民的學問頗感興趣。
自少年起，譚嗣同就尋訪名師拜習。到成年時，他已經拜過三個名師，奠定了他的學識和人格。這三位老師在晚清的名氣都很大：歐陽中鵠、塗啟先、劉人熙。
歐陽中鵠教了譚同學經世致用的學問；塗啟先教了譚同學西方科學；劉人熙則是中西合璧，在晚明王夫之反專制民權思想的基礎上，教給譚同學西方民主思想。如此一個譚嗣同，自然是視野開闊，志存高遠。
因為討厭八股文，青年譚嗣同幾次在應試教育的科考中落榜。但他不以為然。19歲就開始“讀萬卷新書，行萬里山路”。這一走起來就是十年。
十年遊學，他繼續蒐羅和閱讀了很多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雖然未走出國門，內心卻已開化。再加上考察民情，深深瞭解國情。他目睹了各地普通百姓窮苦生活。什麼國泰民安，簡直就是飢餓的末世。
1895年，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簽訂，時年30歲的譚嗣同尚在家鄉瀏陽，他非常氣憤，內心激盪，覺得這個政府太需要一場政治改良運動。
想改造政府，必須進去才行。雖然科舉考試這條路走不通，但當官對譚嗣同來說仍不是問題，高幹子弟的背景足可以使他通過其他渠道輕鬆步入仕途。他的父親給他設計了一條“入貲”為官即捐官之路，1896年，31歲的譚嗣同得到功名，候補江蘇知府。
就在他等候入職的一年，國家形勢和他本人的思想都出現裂變。
1896年2月，譚嗣同入京補缺之際，結交公車上書的領軍人物之一，康有為高徒梁啟超，二人一見如故。取得思想共鳴。“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新人改舊制，這個國家才能有救。
此時此刻，能不能等到實缺已經無所謂，譚嗣同要做的是，實言實行，改變國家命運。就在1896這一年，他完成了一生重要啟蒙之作《仁學》，這是譚嗣同心變的里程碑。也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我們知道，晚清維新派是雖然是以新學新思維影響國家的，但他們的思想卻有很大短板，無論是康有為還是梁啟超，他們的思想既不成體系，又有自相矛盾之處。康有為寫《孔子改制考》，託孔改制，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殊不知孔子正是中國兩千年保守的思想根源，正如日本明治維新功勳西鄉隆盛所言：“自孔子之後,歷八十餘世而不進步,乃中國特色也。”孔教偽人道不去，中國焉有光明未來哉？！
而譚嗣同的《仁學》，雖以仁立名，但卻不是孔子仁道老掉重彈，而是高揚獨立意識的人道。
《仁學》對中國曆代統治者推行的儒教三綱五常予以全面否定，這是中國歷史的第一次。譚嗣同說：“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軛民，父以名壓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挾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專名，終不能以此反。”
《仁學》抨擊君主專制，君子以天下為其私。“二千年來，君臣一倫，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沿及今茲愈劇。天下為君主囊橐中之私產，不始今日。……古之暴君，以天下為己私產止矣，彼起於遊牧，直以中國為其牧場耳。”
秦始皇廢封建之制，雖略有進步，但“立嫡之制”未變，政體仍屬帝制，可謂並無改觀。因而譚嗣同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
《仁學》發出驚世駭俗的吶喊——“夫欲變法，必先變教”。
如何變？“一曰平等，二曰自由，總括其義曰不失自主之權而已。”
打翻儒教，實行平等自由，這是中國三千年未有之振聾發聵先聲。
與那些技術流洋務派大不同，譚嗣同不是要搞“中體西用”，而是“西體中用”“盡變西法”，並且不僅變法，還要變教，拋棄儒教，引進西方民主思想。這些主張，連他的老師歐陽中鵠都非常震驚，為避免麻煩，與他拉遠了距離。這說明譚嗣同已經同中國舊士人決裂，是個徹徹底底的新士人。
雖千夫白眼，但新士人譚嗣同義無反顧，他不是寫寫說說而已，他不同於一般書生的地方，不僅在思想激進，而且敢作敢當。創作完成後，他拋開知府之缺，開始行動做實事了。
1897年，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譚嗣同回到湖南，創辦時務學堂，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倡導民權，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書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1898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是為維新激進派領軍人物。
改革者可貴的不僅是膽氣，還有銳氣和豪氣。我們知道，康粱呼籲變法，是以扶清保皇為目的。而譚嗣同不然。他擁有新士人的獨立之心，和民族獨立的自尊心，並不打算依附清廷。他反對滿人壓迫、主張恢復漢民族主體地位。他在湖南組織南學會，被維新派稱為“伯裡璽天德”（總統之意）”，是為維新準備的“湖南自立”後的新政權。在改良聲浪高漲、革命尚未成氣候的晚清，這已經是石破天驚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定國是詔》，招康梁進入變法官方陣營同時，也把譚嗣同考慮進去。同年8月，譚嗣同被光緒帝徵召入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
三十三歲的譚嗣同靠自己的本事進入仕途，成為四品大員。
然而，當了大官的他，心裡盤算的不是當更大的官，而是做更大的事。
精英要想成大事，光有紙上膽量不行。進入中樞的維新才俊人人都想大幹一番，但是，他們遇到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實權。大清國的最高權力，仍控制在慈禧太后手裡。而這個太后阻撓改革。
幹掉她！第一個敢起這個念頭的，就是譚嗣同。不惜以自己生命為代價推進維新。維新之膽之大勇可見一斑。接下來，是政治形勢緊張，康粱談武色變，而譚嗣同卻自告奮勇，冒著生命危險，去策動漢將袁世凱勤王。最終譚嗣同被袁世凱出賣，包括譚嗣同在內的變法六君被清廷絕命。
然而，他的血真的沒有白流，可以說，他用鮮血生命絕了後繼士人對清廷念性——當時，慈禧和光緒，誰更能代表清廷？看百日維新的悲慘命運，應該說這個清廷是被太后頑固派把持，而這個樣子的朝廷，還有復興國家的希望嗎？還需要去救它嗎？！
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譚嗣同傳》記述，譚嗣同之死對於當時的湖南影響深遠。就連譚嗣同的父親，極端保守的官僚譚繼洵在譚嗣同死後寫的輓聯中也表達了對滿清王朝的憤懣之情：謠風遍萬國九州，無非是罵；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譚嗣同死後，譚的妻子李閏悲痛異常，終日以淚洗面。譚繼洵為了勸兒媳節哀，曾要李閏不必太過悲傷，他說譚嗣同以後的名聲要遠遠超過自己。可見連譚繼洵都認為譚嗣同所從事的無疑是偉大的事業。自己為清效忠，而兒子志已不在此廷。
兩年之後，孫中山發動惠州起義，革命黨破繭而出，如火如荼。
到此我們不妨設想。當年如果譚嗣同聽從勸說，與康粱一同逃亡日本，那麼他會繼續追隨死抱“立憲扶清”的康粱保皇黨，還是會加入立志推翻清廷的革命黨呢？
解開這個疑問，我們還要提及譚嗣同的好友唐才常走向。
1898年9月譚嗣同28日被斬於菜市口前寫了一首詩，題於牆壁之上，故名“獄中題壁”：“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詩中“兩崑崙”何所指？有人認為指譚嗣同和唐才常。依據是6月譚嗣同應徵北上時，唐才常為其餞行，譚嗣同口占一絕：“三戶亡秦緣敵愾，勳成犁掃兩崑崙”之句，之後譚嗣同北上京師，唐才常留守湖南，一去一留；此時譚嗣同選擇就義，唐才常作為生者以圖將來，同樣一去一留。
百日維新前，譚嗣同和唐才常糾結於革命與改革之間。而譚嗣同死後，唐才常不再糾結。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發起自立會，1900年7月，唐才常聯絡上海名流容閎、嚴復、章太炎、文廷式等，發起中國國會，選舉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國會宗旨，“不認滿洲政府有統治清國之權”，“立二十世紀最文明之政治模範，以立憲自由之政治權與之人民”。
隨後，唐才常策劃成立自立軍，在武漢密謀起義，但事洩失敗，百餘人殉難。唐才常本有機會逃亡，卻效仿譚嗣同，坐以待捕。1900年8月22日，他被湖廣總督張之洞下令處死於武昌紫陽湖畔天府廟旁。“就義之時，神色不變，慷慨如平生，臨絕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這不由令人想起譚嗣同的臨終壯語：“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如果譚嗣同與唐才常並肩作戰，革命成功的概率會不會高些呢？從派系上講，譚嗣同與唐才常顯然是康有為一黨，而康黨宗旨是使光緒皇帝復位，是勤王，這和孫中山黃興推翻清廷的目標大相徑庭。唐才常起義前曾試圖把康、孫兩派凝聚起來，改良派和革命黨同心戮力、共同起義，然而兩派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衝突，使他竭力無果，最後自立軍上下不靠，政治訴求自相矛盾，幾成烏合之眾，這也是導致起義失敗的一大根源。
唐才常雖然出師未捷身先死，但毋庸置疑，他開啟了改良派走向革命之路。而膽略高於康梁亦超才常的譚嗣同若同舟共濟，也許不會產生又反滿又保皇的那般糾結，八成會毅然走進孫中山的革命陣營中，加快中國革命進程。畢竟，他是中國之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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