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一纸诏书拉开戊戌变法大幕。
同年9月，任命了一批维新才俊入主中央中枢机构。
此时维新阵营英气逼人，康师傅有为领衔，徒弟梁启超辅之。二人踌躇满志，意在率领天下有志举子，成就改革大业。
常言道：时势造英雄。而维新派中，还有比康师傅更豪气的，公车上书成就康粱议事书生，接下来的戊戌变法排除险峻，就得敢干的维新壮士出场了。
维新派中，最敢干的是哪一个？
他就是维新之胆、高干子弟谭嗣同。
谭嗣同，号壮废，字复生。祖籍湖南浏阳，出身官宦之家，父亲谭继洵是清廷二品大员，做到湖北巡抚。为什么父亲给他起了“复生”这个字呢？说来是很有一番掌故的。
谭嗣同虽然生在大户人家，但却命苦。他幼年丧母，少人照顾，五岁时就得了一场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迹般复活，故父亲赐字“复生”。
复生，重生、再生之意。此用于近代中国第一新人之称，更大的含义是新生。
大难不死的这个孩子，果然与众不同。他从小喜欢读书，但没有书生的文弱，很有尚武精神，他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学究，而是向往扶危济贫的英雄侠客。他读书不同一般学子，不拘泥四书五经，不屑八股文，而是博览群书，尤其对经世济民的学问颇感兴趣。
自少年起，谭嗣同就寻访名师拜习。到成年时，他已经拜过三个名师，奠定了他的学识和人格。这三位老师在晚清的名气都很大：欧阳中鹄、涂启先、刘人熙。
欧阳中鹄教了谭同学经世致用的学问；涂启先教了谭同学西方科学；刘人熙则是中西合璧，在晚明王夫之反专制民权思想的基础上，教给谭同学西方民主思想。如此一个谭嗣同，自然是视野开阔，志存高远。
因为讨厌八股文，青年谭嗣同几次在应试教育的科考中落榜。但他不以为然。19岁就开始“读万卷新书，行万里山路”。这一走起来就是十年。
十年游学，他继续搜罗和阅读了很多西方科学、史地、政治的书籍。虽然未走出国门，内心却已开化。再加上考察民情，深深了解国情。他目睹了各地普通百姓穷苦生活。什么国泰民安，简直就是饥饿的末世。
1895年，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时年30岁的谭嗣同尚在家乡浏阳，他非常气愤，内心激荡，觉得这个政府太需要一场政治改良运动。
想改造政府，必须进去才行。虽然科举考试这条路走不通，但当官对谭嗣同来说仍不是问题，高干子弟的背景足可以使他通过其他渠道轻松步入仕途。他的父亲给他设计了一条“入赀”为官即捐官之路，1896年，31岁的谭嗣同得到功名，候补江苏知府。
就在他等候入职的一年，国家形势和他本人的思想都出现裂变。
1896年2月，谭嗣同入京补缺之际，结交公车上书的领军人物之一，康有为高徒梁启超，二人一见如故。取得思想共鸣。“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必须新人改旧制，这个国家才能有救。
此时此刻，能不能等到实缺已经无所谓，谭嗣同要做的是，实言实行，改变国家命运。就在1896这一年，他完成了一生重要启蒙之作《仁学》，这是谭嗣同心变的里程碑。也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
我们知道，晚清维新派是虽然是以新学新思维影响国家的，但他们的思想却有很大短板，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他们的思想既不成体系，又有自相矛盾之处。康有为写《孔子改制考》，托孔改制，这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殊不知孔子正是中国两千年保守的思想根源，正如日本明治维新功勋西乡隆盛所言：“自孔子之后,历八十余世而不进步,乃中国特色也。”孔教伪人道不去，中国焉有光明未来哉？！
而谭嗣同的《仁学》，虽以仁立名，但却不是孔子仁道老掉重弹，而是高扬独立意识的人道。
《仁学》对中国历代统治者推行的儒教三纲五常予以全面否定，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谭嗣同说：“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乎……忠孝，臣子之专名，终不能以此反。”
《仁学》抨击君主专制，君子以天下为其私。“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愈剧。天下为君主囊橐中之私产，不始今日。……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己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
秦始皇废封建之制，虽略有进步，但“立嫡之制”未变，政体仍属帝制，可谓并无改观。因而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
《仁学》发出惊世骇俗的呐喊——“夫欲变法，必先变教”。
如何变？“一曰平等，二曰自由，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
打翻儒教，实行平等自由，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振聋发聩先声。
与那些技术流洋务派大不同，谭嗣同不是要搞“中体西用”，而是“西体中用”“尽变西法”，并且不仅变法，还要变教，抛弃儒教，引进西方民主思想。这些主张，连他的老师欧阳中鹄都非常震惊，为避免麻烦，与他拉远了距离。这说明谭嗣同已经同中国旧士人决裂，是个彻彻底底的新士人。
虽千夫白眼，但新士人谭嗣同义无反顾，他不是写写说说而已，他不同于一般书生的地方，不仅在思想激进，而且敢作敢当。创作完成后，他抛开知府之缺，开始行动做实事了。
1897年，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谭嗣同回到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协助任总教习的梁启超，在教学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理论，倡导民权，他还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发给学生，向他们灌输革命意识，使时务学堂真正成了培养维新志士的机构。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1898年初，谭嗣同创建南学会，办《湘报》，是为维新激进派领军人物。
改革者可贵的不仅是胆气，还有锐气和豪气。我们知道，康粱呼吁变法，是以扶清保皇为目的。而谭嗣同不然。他拥有新士人的独立之心，和民族独立的自尊心，并不打算依附清廷。他反对满人压迫、主张恢复汉民族主体地位。他在湖南组织南学会，被维新派称为“伯里玺天德”（总统之意）”，是为维新准备的“湖南自立”后的新政权。在改良声浪高涨、革命尚未成气候的晚清，这已经是石破天惊了！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招康梁进入变法官方阵营同时，也把谭嗣同考虑进去。同年8月，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给谭嗣同和林旭、刘光弟、杨锐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与变法。
三十三岁的谭嗣同靠自己的本事进入仕途，成为四品大员。
然而，当了大官的他，心里盘算的不是当更大的官，而是做更大的事。
精英要想成大事，光有纸上胆量不行。进入中枢的维新才俊人人都想大干一番，但是，他们遇到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实权。大清国的最高权力，仍控制在慈禧太后手里。而这个太后阻挠改革。
干掉她！第一个敢起这个念头的，就是谭嗣同。不惜以自己生命为代价推进维新。维新之胆之大勇可见一斑。接下来，是政治形势紧张，康粱谈武色变，而谭嗣同却自告奋勇，冒着生命危险，去策动汉将袁世凯勤王。最终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变法六君被清廷绝命。
然而，他的血真的没有白流，可以说，他用鲜血生命绝了后继士人对清廷念性——当时，慈禧和光绪，谁更能代表清廷？看百日维新的悲惨命运，应该说这个清廷是被太后顽固派把持，而这个样子的朝廷，还有复兴国家的希望吗？还需要去救它吗？！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谭嗣同传》记述，谭嗣同之死对于当时的湖南影响深远。就连谭嗣同的父亲，极端保守的官僚谭继洵在谭嗣同死后写的挽联中也表达了对满清王朝的愤懑之情：谣风遍万国九州，无非是骂；昭雪在千秋百世，不得而知。谭嗣同死后，谭的妻子李闰悲痛异常，终日以泪洗面。谭继洵为了劝儿媳节哀，曾要李闰不必太过悲伤，他说谭嗣同以后的名声要远远超过自己。可见连谭继洵都认为谭嗣同所从事的无疑是伟大的事业。自己为清效忠，而儿子志已不在此廷。
两年之后，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革命党破茧而出，如火如荼。
到此我们不妨设想。当年如果谭嗣同听从劝说，与康粱一同逃亡日本，那么他会继续追随死抱“立宪扶清”的康粱保皇党，还是会加入立志推翻清廷的革命党呢？
解开这个疑问，我们还要提及谭嗣同的好友唐才常走向。
1898年9月谭嗣同28日被斩于菜市口前写了一首诗，题于墙壁之上，故名“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诗中“两昆仑”何所指？有人认为指谭嗣同和唐才常。依据是6月谭嗣同应征北上时，唐才常为其饯行，谭嗣同口占一绝：“三户亡秦缘敌忾，勋成犁扫两昆仑”之句，之后谭嗣同北上京师，唐才常留守湖南，一去一留；此时谭嗣同选择就义，唐才常作为生者以图将来，同样一去一留。
百日维新前，谭嗣同和唐才常纠结于革命与改革之间。而谭嗣同死后，唐才常不再纠结。1899年冬，唐才常在上海发起自立会，1900年7月，唐才常联络上海名流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发起中国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国会宗旨，“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
随后，唐才常策划成立自立军，在武汉密谋起义，但事泄失败，百余人殉难。唐才常本有机会逃亡，却效仿谭嗣同，坐以待捕。1900年8月22日，他被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处死于武昌紫阳湖畔天府庙旁。“就义之时，神色不变，慷慨如平生，临绝大呼天不成吾事者再。”这不由令人想起谭嗣同的临终壮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如果谭嗣同与唐才常并肩作战，革命成功的概率会不会高些呢？从派系上讲，谭嗣同与唐才常显然是康有为一党，而康党宗旨是使光绪皇帝复位，是勤王，这和孙中山黄兴推翻清廷的目标大相径庭。唐才常起义前曾试图把康、孙两派凝聚起来，改良派和革命党同心戮力、共同起义，然而两派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使他竭力无果，最后自立军上下不靠，政治诉求自相矛盾，几成乌合之众，这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一大根源。
唐才常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毋庸置疑，他开启了改良派走向革命之路。而胆略高于康梁亦超才常的谭嗣同若同舟共济，也许不会产生又反满又保皇的那般纠结，八成会毅然走进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中，加快中国革命进程。毕竟，他是中国之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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