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四日这一天，
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五四的旗帜：青年与先声
整理／朱玉芳
100年前的5月4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个凉爽、刮风的日子，一个比北方大多数春天稍少一点云的午后”，三千余名学生纷纷走出校门，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上。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这份由北大学生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被印制成五万份传单，并送进千家万户……
不知道当年走上街头的学生们是否料到，这场学生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新篇章，与新文化运动合流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
一百年过去了，五四运动和今天的青年有什么关系？如今我们使用的白话文、我们至今仍在博弈的婚恋自由都是受这场运动影响的产物，而那些我们熟知的人物，也与这场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让我们跟随亲历者们，再次回顾这场青年运动，增进几分新的认识。
陈独秀：《新青年》和五四运动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重要的事实是:北京学生团三千余人，反对巴黎和约签字，民国八年五月四日，为外交的示威，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殴章宗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讲演团被捕者千余人，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并释放被捕学生，同时，南京、杭州、武汉、天津、九江、山东、安徽、厦门、广州的学生及搬运苦工先后继起，一致声讨卖国贼及排斥日货；至十日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陆、章，上海始开市、开工、开课。
此次运动的优点是:（一）纯粹的市民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及以直接行动的手段惩罚帝国主义者之走狗——卖国贼；（二）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状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
可是最后的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
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之无产阶级，无论在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他的力量虽然还幼稚，而在“只有失败而无妥协”这一点看来，这一个“革命阶级”的根性已充分表现出来。因此，这新方向的运动不过才开始进行，即已做出几个使帝国主义者惊心动魄的运动……
——摘自《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原载《新青年》季刊，1923年12月20日
李大钊：五四的旗帜
李大钊（1889-1927），1913年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回国后，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开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五月四日这一天，是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因为在这一天中国学生界用一种直接行动，反抗强权世界，与劳动界的五月一日，有同一意味，所以要把他当作一个纪念日。
我盼望中国学生界把这种精神光大起来，以人类自由的精神扑灭一切强权，使正义人道一天比一天的昌明于全世界，不要把他看狭小了，把他仅仅看做一个爱国运动的纪念日。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谨祝中国学生界的进步无量！
——摘自《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原载1921年5月4日《晨报》
毛泽东：五四洗礼中成长的新民学会
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种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猛烈地反对那时候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很坏的人。新民学会领导了一个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革去他的职。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动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孙中山在西南已经很活动了。于是张敬尧就用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煽动。当时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推动这个工作。这个运动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张敬尧被谭延推倒了，长沙建立起一种新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着一种远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摘自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第四章
周恩来：五四运动南开学生领袖
我于一九二○年十月乘船赴法，在途中，遇到很多湖南学生，他们都是毛泽东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其中包括蔡和森及他的妹妹蔡畅。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在法国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并将全部时间放在组织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自然的发展结果。——原注）两年后，我到伦敦去，居留了两个半月。
我不喜欢那里。然后我往德国工作了一年。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于一九二二年派代表往上海，请求加入一年前组成的共产党。我们的申请得到批准。于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便正式附属于中国共产党，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
——摘自斯诺《周恩来的青年时代》
恽代英：为青年发声
恽代英（1895-1931），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之一，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
——摘自1923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发刊词
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汉口新闻报》即在武汉地区率先报道了北京学生请愿、集会的消息。闻此信息，恽代英当即写就《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的爱国传单，这也是该市的第一份传单。五四运动对恽代英影响极其深远。在这场运动中，恽代英和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都有交往，这对其思想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1923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恽代英被选为中央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团“二大”结束后，恽代英到上海和邓中夏创办《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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