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薇
1982年，作家杜魯門·卡波特接受記者勞倫斯·格羅貝爾的採訪，後者問他，哪位作家要是“明天就伸腿完蛋”的話聲譽會提高，卡波特答道，“這個嘛，J.D.塞林格算是。”格羅貝爾說：“從比喻意義上說，塞林格早就死了。”“是啊，他還不如真正死掉呢。”卡波特脫口而出。同行如此毒舌，大概也是質疑一個作家放下了筆後的生命意義。外界認為，塞林格從1965年開始輟筆（其實他仍在寫作），彼時才過了17年，誰能想到他又繼續沉默了28年，不發表一個字，至死保持了神秘。
1961 年，狗仔隊拍到在新罕布什爾州科尼什家中隱居的塞林格
霍爾頓對於未來如此設想：等掙到錢就造一座小屋，一輩子住在裡面，還想裝成聾啞人，這樣就可以少說話，他人少來煩我。1953年，塞林格買下了新罕布什爾州科尼什村山坡90英畝的房產，這一次可謂生活模仿了藝術。科尼什村在紐約以北240英里處，山巒起伏，林木茂密，車道上人煙稀少，對於寫作和沉思再理想不過了。塞林格的後半生都將在這裡度過。
剛搬進去時，34歲的塞林格很快和當地的青少年打成一片，在家裡招待他們，與這些十幾歲的孩子聊學校的各種話題，毫無年齡隔閡。其中一個女孩表示希望採訪塞林格，完成學校的作業，他很爽快地答應了。等到女孩文章發表在當地日報而不是校報上，塞林格覺得遭受了背叛和欺騙，這個田園牧歌之地似乎也沾染上了在紐約無孔不入的虛偽。塞林格隨後便與這群高中生斷絕了聯繫，當他們來找他時裝作不在家，在房屋周圍築起一道籬笆。
對於友情，塞林格要求一向很高。不透露隱私只是最基本條件。早年伯尼特曾打包票說給塞林格出一個《年輕人》的作品集，做好後被出版商否了，塞林格就再也不信任這位當初的導師了。塞林格的英國版權代理商米什·漢密爾頓，是合作了10年的親密老友，漢密爾頓將《九故事》的版權賣給了一家口碑一般的出版公司，最後做出來“俗麗廉價”的封面與有嫌低俗的推廣語震驚了塞林格，他從此再也沒和漢米爾頓說過一個字。出售《弗蘭妮和祖伊》的版權時，塞林格退回漢密爾頓預付的一萬英鎊，而寧可選擇開價4000英鎊的另一家對手，錢對他來說無關緊要。
符合塞林格精神潔癖的合作伙伴，大概只有著名的《紐約客》雜誌。他們從不會不打招呼就隨心所欲大改稿子，格調高雅，報酬頂尖，而且用工匠精神對待工作：《逮香蕉魚的最佳日子》這篇，塞林格與編輯來回通信探討、修改了近一年時間。1949年之後，塞林格所有的作品就只登在《紐約客》上，堪稱兩者的互相成就。
塞林格的作品多關注處於成長臨界點的少年人，生活中，他對少女的情有獨鍾，也是眾所周知。1950年，32歲的塞林格認識了16歲的克萊爾·道格拉斯，早慧的少女對宗教問題也很感興趣。兩人相戀後，塞林格讓克萊爾輟學搬進科尼什來陪他，後者拒絕了，“結果他消失了”。1953年克萊爾嫁給了一個執著的追求者，但這場婚姻只持續了幾個月，她便來到塞林格身邊。兩人於1954年結婚。
2017 年講述塞林格早年經歷的傳記片《麥田裡的反 叛 者 》劇 照
塞林格的友人們都不大看好克萊爾能適應科尼什的寂寞儉樸。塞林格有自己嚴格的生活規律，熱衷順勢療法，堅持食用由有機肥種出來的蔬菜；每天6點半起床，打禪或是做瑜伽，匆匆吃上幾口早飯，便帶上午餐消失在工作室裡。結婚當年女兒瑪格麗特出生，為逃避哭個不停地孩子，塞林格在房子附近又建了一座混凝土的格子間，這裡是他馳騁想象力的聖地。一連寫12個小時很常見，期間不允許有人打擾他，寫到太晚就不回家直接在裡邊休息。塞林格並不高產，寫得很辛苦，“像個一絲不苟的工匠，總是在改寫、推敲和重寫”。塞林格也對妻兒表示愧疚，但他將寫作視為神聖之事，個人生活的犧牲是在所難免的。克萊爾後來又生下一個男孩，她無法應付婚姻壓力，開始看心理醫生。持續了13年的婚姻在1967年終結。
塞林格後期的寫作生活中，宗教在小說人物的生命中，由一個影響因素漸漸發展為唯一的核心，到後來，作品的意義似乎僅僅用來傳遞神秘的宗教教理。肩負如此使命的，是格拉斯一家，大哥西摩就是最早出現在《香蕉魚》中的那位。這家族七個神童，個個智商超高，說話玄而又玄，不斷稱頌引用耶穌、佛陀、羅摩克里希那、老子、慧能等人的觀點言語。他們是現代社會中痛苦地尋找崇高真理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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