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美好的世界,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这句话是大卫芬奇的名片《七宗罪》中摩根弗里曼所说，这也是我想对《何以为家》中的小男孩赞恩说的。“必须政治的拍电影”，这样的电影不满足于“造一个梦”，而是将电影中的现实和实在的现实紧密的联系起来，让看电影的人可以以电影为窗口，去审视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
影片的故事发生在黎巴嫩，仅仅是这个名字就已经说明了很多：战争，贫穷，破落，宗教冲突，移民等等。导演生于长于黎巴嫩，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灾难深有体会，将这种体会近乎直接地搬上了银幕。 所谓“搬上”银幕是指电影的拍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能感受到“时间-电影”的存在，不仅仅是近乎纪录片的拍摄手段，还有取材真实带来的真切感受。
《何以为家》这部电影被赞是“眼泪收割器”，历时5年创作完成，主演全部用非专业演员，电影基本上采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一位12岁的黎巴嫩少年赞恩的成长过程，其中呈现了很多中东地区贫民窟里不为人知的困难，包括没有身份证的穷人流离失所的生活、11岁的新娘萨哈嫁给杂货店老板后死亡等悲惨情节。整部剧看下来，如同在看真实版的“悲惨世界”，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有一句箴言形容的很贴切，“珍珠就是痛苦围绕沙粒建造的庙宇”。
与此相同的是对于黎巴嫩真实环境的取景，几乎能让我们感受到黎巴嫩的“空气”。电影是视听时空艺术，其呈现手段无非是摄影技巧和声音手段，但好的电影通过这两项技术手段“再现”一个真实时空，以至于观众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真的可以“闻到”和“触到”电影里的环境。这就需要导演尊重故事发生环境的“真实存在”，将自己作为一个“选择者”而不是“创造者”或者“改造者”。
片中用大量写实的镜头表现赞恩生活的逼仄肮脏的环境，父母用破旧的床单遮起来，夜里他们在旁边做爱，隔壁便是五六个孩子蹬着眼睛听，12岁的赞恩懂事地捂上弟弟妹妹的耳朵，嘱咐他们睡觉吧。赞恩最爱他11岁的妹妹萨哈，当他看到萨哈睡过的床单上有经血，便去杂货店偷卫生巾教她用，并告诉她一定不能让父母知道，否则她就会被送走。赞恩说自己曾经就看到过一个小女孩因此被迫嫁给了老男人，不得善终（这个小女孩是赞恩现实生活中认识的人）。赞恩虽才12岁，但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恶意，并执着地保护他爱的妹妹。然而，他毕竟是个孩子，他的妹妹萨哈还是被卖给了比她大的多的杂货店老板阿萨德，不久后因怀孕大出血而死亡。
看这部剧胸口闷闷的，像是想要寻找出口而始终不得的沉闷。但对于别人的苦难，我们只能说是同情，正像王源说的：“每个人都有别人不懂的，无法感同身受的无力与孤独。”真正变得非常刺痛，是那对黑人母子的出现。
在哈瑞身上有太多母亲的影子：她身上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她要工作养活自己的孩子，却又需要隐藏自己和孩子的身份，她只能将孩子藏在厕所里，趁工作的空隙给孩子喂奶。即使生活已经很艰难，但仍然可以从孩子可爱的笑容里享受着为人母的快乐，孩子吸允乳汁时的快乐也是妈妈的快乐；她还有很多没有办法向孩子诉说的痛苦，她很快就失去了工作，她没有钱给自己的母亲寄生活费，她没有身份证不得不流离失所；她本可以把孩子卖了换钱办身份证，但她舍不得......最终，命运没能善待这位母亲，哈瑞因身份原因被捕入狱。
《何以为家》在细节处总是戳痛人的内心的。为了给约纳斯找吃的，赞恩偷了别的婴儿的奶瓶，约纳斯看到奶瓶非常开心地接过来，而后便哇地哭了，一边摇着奶瓶，一边哇哇大哭，死活不肯喝——因为那不是妈妈的母乳。
当赞恩回到家里拿自己的证件时，他的父母骂他：“你滚，你这垃圾！”“你怎么就回来了！你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当赞恩知道自己最爱的妹妹萨哈因怀孕死去时，发疯了似得拿着刀冲了出去，他终究没能保护地了自己的妹妹。他愤怒了，他被抓了，然而，他不甘心，他向全世界控诉自己的父母——“我要控诉我的父母，你们为什么生下我！”
你们如果没有能力养我，那就不要生我！
我有什么错？我也是这么被生出来的，也是这么长大的。”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当他们过得不好时，你以为我会开心吗？”
“我只是希望他们可以过得更好些！”
这是赞恩父母的辩解。在他们眼里，社会没有给他们养孩子的环境，他们没有能力养活这些孩子全是社会的错。但殊不知，没有能力养却生了这么多孩子，并把他们作为解救自己生活的筹码才是他们最大的错误。把妹妹萨哈嫁给杂货店老板是为了养活萨哈更是为了换取金钱，换取自己生活下去的资本。多么可悲，说白了，在悲惨世界里，子女仅仅是父母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赚钱方式而已。谁会在乎孩子的死活。所以，当赞恩听到妈妈说：“我又怀孕了”时，他知道又要有一个苦难的孩子出生了，而这个孩子的将来“不过和自己一样”。
篇幅限制，未完待续。
閱讀更多 Rita電影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