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央慶祝改革開放40週年表彰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關於改革開放傑出貢獻擬表彰對象100人的公示中，佛山南海鄉親馬萬祺先生榜上有名，這是國家對以馬萬祺為代表的華僑、港澳同胞對國家改革開放所作的貢獻的充分肯定。
馬萬祺
1919年12月12日，南海縣南岸村一戶馬姓農家裡，一個男嬰“呱呱”墜地，他是老農馬廷華的第8個男孫、商人馬錫珍的小兒子。年已40喜添貴子，馬錫珍異常喜愛，給小兒子起乳名為“阿祺”，學名則為“萬祺”。
5歲半那年，馬萬祺入學接受啟蒙教育，《三字經》《四書》給馬萬祺打下了一定的中文基礎。7歲時，馬萬祺進入本村“民眾學校”讀小學二年級。在這所新學校裡，馬萬祺學會了珠算和算術，還接觸到了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的愛國思想，他最先學會唱的一支歌便是《打倒列強》。
1931年秋，馬萬祺考入南海中學。南海中學是一所開辦於1904年的中學，一向以教書育人的優秀成績而蜚聲南粵。
1936年11月，17歲的馬萬祺開始涉足商場，先到升昌米行當記賬學徒，他一心想學做生意，全程參加買賣的洽談、收穫發貨、報關、寫行情，以及與各地商號通信等所有業務，很快便熟悉了業務。
經商之餘，馬萬祺十分關心國家大事。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侵略華北，全國抗戰爆發，馬萬祺悲憤萬分，1937年冬，他寫下了七絕《同仇抗敵》:
可恨倭奴太逞兇，
同仇敵愾怒發衝。
犧牲已至關頭後，
萬眾一心掃孽戎。
馬萬祺的一腔熱血躍然紙上。
1938年，廣州淪陷,馬萬祺苦心經營的信興、信棧、昇平、升昌、永和興等糧食、土產批發商行被日軍炸燬燒光。
廣州淪陷後，馬萬祺避居香港，他待人誠實熱情，寬厚耿直，在香港很快結交了許多新朋友，加上他在廣州商界中信譽良好，大家都相信他，支持他。他在香港組織了永裕昌行和泰生行，經營糧油出入口生意業務有很大的發展。1941年12月，日軍鐵蹄踏進香港，馬萬祺創下的一點基業再次被日寇掠奪。
血氣方剛的馬萬祺抱著誓死不當亡國奴的信念，1941年12月7日，他乘坐開往澳門的最後一班渡輪，逃出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來到＂中立地區＂的澳門。
到澳門後，馬萬祺重整旗鼓，先後在澳門組建了恆豐裕行、和生行、大豐銀號等公司，很快打開了局面，而且成為澳門米業的最大供應商，享有“澳門米王”聲譽。1943年1月15日，立足濠江事業有成的馬萬祺與相戀多年、善良端莊的羅柏心共結連理。婚宴原準備了5萬大洋，但一對新人說服了兩家家長，同意他們把這5萬筵金捐出，全部電匯到廣東省婦女會，請婦女會把這筆錢作為抗戰時期兒童教養院撫育孤兒的經費。
這期間，他與中國共產黨在港澳的重要領導人柯麟、潘漢年、夏衍、喬冠華、饒彰風等人過從甚密，成為好朋友。在共產黨人柯麟的推薦下，1948年，他加入了澳門最大的民間組織中華總商會，作為中華總商會的負責人之一，維護澳門工商界正當權益以及澳門市民的正當權益。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馬萬祺立即組織澳門工商界人士到廣州考察，瞭解新中國，看到解放後的廣州一片新氣象，馬萬祺感慨萬分，更堅定了愛國愛鄉的信念。當時，廣東剛解放，國民黨殘兵和土匪很猖獗，馬萬祺在從廣州到澳門的途中，遭到了土匪的襲擊。但危險沒有阻擋馬萬祺支持新中國的決心，回到澳門後，他積極組織貨源，為解放大軍供應大米等物資。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為了衝破美國的“禁運”，葉劍英指示加快我國在澳門的窗口——南光公司的發展，由南光公司負責並請何賢、馬萬祺等愛國知名人士協助，籌措中國人民志願軍急需的戰略物資。
1952年，發生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邊界糾紛“關閘事件”，馬萬祺為解決糾紛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2年7月25日下午6時10分，澳門政府派在最前哨的一名黑人士兵從關閘口移至與中方哨兵相距約一公尺左右處站崗，並將橫置在雙方哨位間的“木馬”向前推移。中國邊防軍哨兵趙學登打手勢令葡兵將“木馬”往後移。但這名葡兵不服警告，召來9名葡兵氣勢洶洶將木馬再推向中方警戒線內，該葡兵又越過警戒線一公尺。趙學登再次向他提出警告，該葡兵置若罔聞。中方哨兵當即嚴厲制止，3名葡兵竟用槍刺傷中方哨兵左臂及右中指，關閘葡兵還回營房托出機關槍。中方戰士也不客氣，擲了一枚手榴彈，警告葡方不要亂動。於是發生衝突，雙方槍戰。中葡雙方都進入戒備狀態，關係十分緊張。此為新中國第一次邊界糾紛——“關閘事件”。
事發後，當時，中葡雙方沒有建立外交關係。而中方駐澳門代表、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剛好去了廣州。澳葡政府束手無策，澳督委託經濟局局長羅保全權處理此事。羅保請澳門中華商會代表何賢、馬萬祺等出面調處。
在何賢、馬萬祺的斡旋下，中葡雙方前後經過15輪談判，是日下午5時45分，羅保代表澳門葡政府簽署致廣東省人民政府公安廳邊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信。
此次事件的平息，不僅使馬萬祺在澳門的威望進一步提升，也讓當年受帝國主義侵略，飽受顛沛流離之苦的他深深體會到毛澤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名言的真正意義。
1954年，馬萬祺第一次到北京參加國慶慶祝活動，他回憶道:“那是共和國成立5週年，我以港澳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在天安門觀禮臺觀看盛大遊行，晚上還同10多萬群眾一起，在天安門廣場跳舞觀煙花。”他對新中國更加熱愛，也與中共領導人來往密切。
上世紀40年代末，馬萬祺在香港認識了廖仲愷夫人何香凝，不久又認識了廖承志。從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56年春天，何香凝老人誠邀馬萬祺夫婦到蘇杭遊覽，看看杭州抱綠魚莊和西子湖。廖承志知道他們結婚時為了省錢捐款沒有去度蜜月，便風趣地對馬萬祺說：“江南風光好，你們好好去度個蜜月吧。”
馬萬祺夫婦到了蘇杭，只見花紅柳綠，清風怡人，並且沿途都有廖公為他們準備的新房，新房內香茶醇酒，糖果美點，彩帳紅褥，喜喜慶慶的氣氛一點兒都不遜新婚。羅柏心感激不已，她說：“我們結婚十三載，已是五男二女的父母了，如今卻在江南度蜜月，真是萬萬想不到。”馬萬祺更賦詩記錄：“廖公寬待遨蘇杭，笑作新婚蜜月嘗。兒女成行超十載，沿途真個備新房。”一講起當年這段經歷，馬萬祺夫婦仍如數家珍，回味那段美好的時光。
1968年廖承志被“造反派”關押，年已九旬的何香凝心緒不寧。馬萬祺和夫人得知甚是牽掛，他們帶上何香凝喜歡的曲奇餅等食物和她所需要的藥物，毅然從澳門來到首都北新橋三條給老人請安，並看望廖承志夫人經普椿。老人一眼就認出了他們，用廣東話說：“你們真有心啊 ！”在特殊年代，馬萬祺伉儷情真意切，讓老人倍感溫暖。
馬萬祺與葉劍英的友誼也非同一般。1950年，馬萬祺率澳門工商界代表來到剛解放不久的廣州，在老朋友、時任華南分局統戰部副部長饒彰風的引薦下，時任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兼華南分局統戰部部長的葉劍英接見了馬萬祺一行，這次見面認識後，此後多次會晤，頗為投契。1952年葉帥得知馬萬祺肺病復發，馬上把他請到北京醫治，使他的病很快得到根治。
“文化大革命”開始，馬萬祺夫婦得知葉帥也受到衝擊，便冒險到葉帥府上探望。葉帥反而安慰馬萬祺，希望他們在港澳地區繼續做好團結人的工作，消除“文化大革命”在海外的不良影響。看到葉帥雖受誣陷、迫害，仍安如泰山，馬萬祺無形間也獲得了一股力量。l967年初，葉帥怕馬萬祺在北京讀書的兩個兒子蒙冤受屈，不顧自己處境艱難，想方設法把這兩個孩子接到家中妥善保護，叮囑他們好好讀書。
在改革開放之初，馬萬祺就熱心推動港澳鄉親在廣東投資發展，他與何賢、霍英東等一起投巨資擴建廣珠公路，同時新建四座橫跨珠江支流的公路大橋，投資興建同內首家中外合資賓館――中山溫泉賓館。
馬萬祺對家鄉一往情深，他和朋友一起興建當時佛山最大的中外合資酒店--佛山旋宮酒店。其後，他與馮景禧、何賢和旅港南海商會捐資350萬港元復辦南海中學，獨資捐建南海醫院門診大樓，捐資創立南岸老人康樂中心，捐資380萬港元建造佛山市文化中心，捐資復辦元甲小學、改造佛山足球場……2018年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他攜其子馬有禮共捐款510萬港幣。
說起多年來對內地經濟社會建設所做的諸多貢獻，馬萬祺先生只是淡淡地說：“身為中國人，能儘自己綿薄之力為祖國做些事，此生無憾。”
馬萬祺自1941年從香港到澳門發展，稱得上是澳門現當代滄桑鉅變的見證者。他一直盼望澳門能夠迴歸祖國。
在得知中葡關於澳門迴歸的談判中，葡萄牙政府在與中國政府的談判中提出，葡方多年來在澳門都沒有駐軍，中方也不能駐軍。馬萬祺立即找到新華社澳門分社負責人，請他立即向中央反映，馬萬祺說：“駐軍反映國家主權。如果沒有駐軍，出了什麼事情怎麼辦，因此無論多少一定得有駐軍。”不久新華社澳門分社轉告馬萬祺：中央同意他的意見，一定在澳門駐軍，請他放心。馬萬祺說：“後來，我見到小平同志，也跟他說了。駐軍這個問題不容商討。澳門在迴歸前治安狀況很不好，只有由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部隊作堅強後盾，這對黑幫和犯罪分子才有強大的威懾作用。
1999年12月20日，馬萬祺參加澳門迴歸祖國儀式，這位在澳門在澳門生活了66年的愛國者，終於親眼看到澳門升起五星紅旗。
2014年5月26日18時，馬萬祺這位曾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以及中華文學基金會會長、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澳門大華行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主席的澳門愛國實業家因病於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撰文 | 林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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