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体质比较弱，最怕去的地方是医院。
那时候乡村缺医少药，一有头疼脑热的毛病，母亲总带我去公社医院去看病。从老家的学校到公社所在地有三里多地，虽然一路上妈妈总不停的鼓励我，但那一路上我的心总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那时候，医院里的墙总是白得有些瘆人。在一片瘆人的白色中，那红色的十字和标语就尤为鲜艳夺目。在大门口的一行标语前，我问妈妈，这墙上写的是什么字。因为在这一行字中，我只认得一个“人”字。妈妈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公社医院里有个姓赵的老医生同母亲是熟人，每次都是他给我看。记得赵老医生个子很高，也很胖。他每次都要我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并让我张开嘴长长地喊一声“啊”。有一次，他让我把体温计含在嘴里，叮嘱我千万别咬碎了，说这里面的水银有毒。有个体温计插在嘴里人会很不舒服，我往往紧张得满嘴都是口水也不敢咽，只能任其顺着嘴角往下淌。有时候，赵医生还让我把上衣拉上来，用听诊器在我的前胸后背听，听诊器凉凉的，在前胸后背游走，那种痒痒的感觉好长时间都在。每次来医院前，我总是跟母亲说我不打针的。每次我也总是小声地央求赵医生：“我不打针。”很多时间是不打针的，赵医生把一些药片用小汤匙压成粉沫状，分别用小纸片包好，告诉母亲怎么服用。有好几次，赵医生还用纸包上几块宝塔糖，告诉母亲我该打虫了。宝塔糖是种能驱蛔虫的塔形糖锭，在嘴里嚼着吃，很脆，也很甜。
过了两年，大队成立了赤脚医生医疗室。医疗室在学校隔壁，刚开始只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年龄不到二十岁，姓孙。我常常到医疗室去玩，同孙医生混得熟了，孙医生那里有一副军棋，我常到医疗室看他和别人下军棋，有时大家都忙，他找不到对手，就教我和他翻军棋。有一次下完一盘后，我看着装在玻璃瓶里的宝塔糖，想吃。他告诫我，药不可乱吃，是药三分毒。虽然这么说，他还是从一个褐色的瓶里子倒出几粒药片，告诉我这个可以吃。我拿着几粒土黄的药片，想吃又不敢吃。他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嚼了嚼，说：“这是食母生，有点甜，吃两片不毒人。”几个月后，那瓶食母生都被我陆续当成小糖嚼进肚子里。
过了一段时间，再也没人愿意陪孙医生下棋了，原因是他作弊。那时的军棋都是木质的，质地很软。孙医生就用指甲在两边的司令和炸弹的后面都划了一个记号，司令是一横的记号，炸弹后面是一竖的记号。记号做得很浅，不注意真的不容易发现。经常陪孙下棋的是大尹、二尹兄弟俩，他们下的是暗棋。大尹兄弟俩一人上阵，另一人就当裁判。但不管他们同孙医生对局时如何小心布阵，但只有司令一露面，一定会被炸掉，除非司令永远躲在行营里。有一天，大尹的司令又被炸掉了，大尹很沮丧，拿着已经“牺牲”了的司令，在手中反复摩挲，终于发现后面的异样。于是，他又找到孙医生家的司令，发现后面有同样的一横标志。大尹爆发了，一把掀了军棋：“怪不得老子天天输，是你儿子作弊，老子不干了！”说完，火气很大地扬长而去。
这以后孙医生只能和我翻军棋玩了。又过了一个暑假，赤脚医生医疗室又分来了一个赤脚医生，这位新分来的小赵医生，是公社医院老赵医生的儿子，小赵医生像他父亲一样高高大大的。这位小赵医生经常背着医药箱出诊，小赵医生的医药箱是上面统一发的，里面一层一层的放着各种药片和药水，还有针筒和听诊器。一看就比小孙医生的高级。小孙医生的医药箱我也翻看过，里面虽然也有好几层，但一看便知是马木匠的手艺，结实，但有点粗糙。
见识他们救死扶伤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小赵医生出诊回来刚端起饭碗，突然，一个年轻的农民满头大汗地跑来，多远就大声的喊：“医生，医生，有人喝农药了。”小赵医生急忙放下碗，问：“在哪？”“来了，来了，马上就抬来了。”小赵医生要小孙医生赶紧去准备肥皂水，说要给中毒者洗胃。不一会儿，几个壮汉用竹床抬来一位口吐白沫的年轻女子。我第一次目睹一个生命的垂死状态，小赵医生问其中一位壮汉，什么时间喝的，喝的是乐果，还是1059，喝了多少。询问完后，两位医生有条不紊用肥皂水为这位姑娘洗胃。一大盆肥皂水灌下去后，这位姑娘呕吐了很长时间，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随后，他们又给姑娘挂了两大瓶水，才把一个鲜活的生活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
这以后的很多年，我都没有再没有同医生、医院接触过，直到女儿出生后。
女儿小时候，我在一个乡村中学工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交通很不便利，我每周只能回一趟家。有一个周六，我还未进家门，孩子的小姨见到我说：“姐夫，你赶快去医院，金菁住院了。”说着，就把她的自行车给了我。
我飞快的蹬着自行车来到县医院的儿科病房。女儿睡了，手上还在吊着水。妻子告诉我：“是小儿肺炎，已经吊上水了。医生说没事的，吊两天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儿，护士来给女儿换水，主治医生也来了，说了跟妻子差不多了话，我紧张的心终于平静了一些。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病房里送来了一位危急病人。这孩子是东乡的，送他来的是孩子的外婆和舅舅。也许是走得匆忙，转到病房时，刚挂上药水，所带的钱就不够了。护士已经来催了两次，要他舅舅赶紧去交费，并说孩子的情况很危险。这位年轻的舅舅望着我说：“来得匆忙，钱带得不够。”我把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元钱掏给了他。对他说：“快去吧。”他对我说：“明天一早就还你。”说完便跑出门去。
几个医生在病房里川流不息，那位孩子的母亲也赶来了。她一来就哭，孩子的舅舅要她把三十块钱还了我。那位孩子在母亲的哭喊声里，苏醒了一会儿。对他母亲说：“妈，我再不打小弟了。”说完又昏迷过去。
两位医生轮流为孩子做心肺复苏，满头大汗的。十多分钟后，我看见那位年轻一些的医生对主治医生轻摇了一下头。但是，这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大夫并没有放弃，继续给这位孩子做胸外心脏按压，但医生的努力并没有从死神手里抢回这个孩子，他在乡村医院耽误得太久了，现代医学已经回天无力。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如花生命的陨落。夜里十二点多，这具冰冷的尸体被推出病房，一路陪伴他的是他母亲和外婆撕心裂肺的自责和哭泣。那一夜，我和妻子都没睡。孩子苏醒时说的那句话，每每想起来，都有一种尖锐的刺痛。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那孩子大概六七岁的样子，黑瘦黑瘦的，有一双很大的眼睛。
后来，那位女大夫告诉我，那孩子哪怕早送来一天，也不会是这样的后果。说完，轻轻地叹息了一下。三十多年了，我已记不清这位大夫的名姓，但是她的模样我还记得，很干练，也很慈祥，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感觉。
医者仁心。我觉得她配得上这四个字。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当作家前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心脑血管内科医生。后来，在一次人生转折点上，他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去年，他送我两本他写的书，一本是长篇小说《白衣江湖》，另一本是散文随笔集《生如兰花》。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他的笔都离不开救死扶伤这四个字，他的文字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命题，那就是一个医者对生命的关注和关怀。正如他在《生如兰花》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
我只想从一位医生的视角深入观察病人的生理及心理状态，敏锐体悟与感知生命和死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运用文学的手法展现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疾病和死亡的一个个医疗场景，传递一种对生命的深层悲悯与关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每过三年，我教的学生参加高考后，都会有学生或学生家长向我咨询高考志愿填报问题。我向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建议他们填报临床医学专业，因为我一直相信，医生是个从事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这个职业需要天使。
作者简介：金志伟，合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庐江县作家协会主席。1983年以来，在《人民日报》、《儿童文学》、《清明》、《青春》、《星星诗刊》、《朔方》、《广州文艺》、《青岛文学》、《中国教师报》、《安徽日报》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500余篇，获省内外文学奖二十余次，作品被选入多种选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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