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紅旗渠乾渠建成通水。
紅旗渠建設過程中的凌空除險作業。很多爆破工作需要在峭壁上打炮眼，工人們也是這個懸空的姿態。
排險隊長任羊成在工地上的留影。他的門牙是被落石打掉的。
紅旗渠工程中，幹部始終衝鋒在前。圖為縣委書記楊貴（前一）帶領修渠大軍上工。
林縣人用鋼釺鐵錘挖開了太行山。
蜿蜒在太行山腰的紅旗渠主幹渠。
太行山，可能是中國最富神話色彩的山巒，盤古開天、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這裡流傳了幾千年。
盤繞在巍巍太行半山腰上的紅旗渠，也像神話一般傳奇。站在渠埂上，抬頭，是陡立千仞的懸崖；俯首，是深達百米的峽谷。渠水懸在半空，靜靜流淌，像一條天河。
流傳了幾千年的神話故事，出自古人天馬行空的想象；流淌了半個世紀的紅旗渠，出自勞動者堅韌不拔的實幹。
上世紀70年代，周恩來總理曾經自豪地告訴國際友人：“新中國有兩大奇蹟，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長江大橋的建設是舉全國之力，而“紅旗渠是英雄的林縣人民用兩隻手修成的”。
放諸今日，在英雄常被庸俗解構、理想信念會被現實消解的時候，紅旗渠就像一個英雄主義、理想主義的符號，高懸在太行山上，讓人仰望，更帶給人精神力量的震撼。
水之困
眾所周知，紅旗渠是為乾旱缺水而修。帶著這個印象去河南林州，不免會有一種預設：那裡是一片乾旱的土地，黃土、丘陵、荒山該是常見的景象吧？
出乎意料的是，坐在從安陽到林州的長途車上，沿途滿眼都是綠色。路旁的綠化帶草木蔥蘢，田裡的玉米密不透風，一片墨綠。隨風輕搖的玉米葉反射著陽光，田地彷彿一塊巨大的翡翠，熠熠生輝。漸行漸近的山巒也被植被嚴密包裹著，生機盎然。
眼前的林州看不出一絲乾渴、荒涼之象，綠化、植被不輸於任何一座北方城鎮。每個林州人都自豪地將這些綠色歸功於紅旗渠。
紅旗渠風景區管委會副主任李蕾當過多年的講解員，還曾在央視《百家講壇》上講述紅旗渠。介紹當年林州的缺水之困時，她可以信手拈來大量的故事、事例。比如林州十年九旱，水貴如油，人們不得不翻山越嶺去挑水吃。桑耳莊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離村七里遠的黃崖泉擔水，等了一天才擔回一擔水，新過門的兒媳婦摸黑到村邊去接，不小心把一擔水傾了個精光，兒媳婦羞愧地回屋懸樑自盡了……
只是，這些悽慘、悲涼的故事，早已成為歷史，聽上去距離眼前的林州實在遙遠。紅旗渠發揮作用已經半個世紀，絕大多數林州人早已習慣了它的惠澤。那個乾旱缺水的林州，彷彿只存在於先輩們的講述之中。
記者對紅旗渠通水之前的林州更真切的認識，來自李蕾的一句問話：“從安陽過來的一路上，你看見水了嗎？”
回想一下，幾十公里的一路上，記者竟然沒有看到一條河流、一片池塘。在千百年逐水而居形成的北方城市，這麼長的距離見不到地表水，極不尋常。
但是，就此說林州沒有河流並不確切。林州市境內有濁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條河流，均屬海河流域的衛河水系。只是這些河流都是季節性河流，一年中的絕大部分時間處於乾涸狀態。而且，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邊緣地帶，即便是豐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區域能得到滋潤。
也許是天意弄人，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變得豐沛起來。距離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陽，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殷墟遺址就坐落在安陽的洹河之濱。
地表水匱乏，地下水更是難覓。地質資料表明，林州位於太行山地及華北平原的過渡地帶，也是黃土高原的東沿。西部地殼以上升為主，而且侵蝕成密集的溝谷，太行山東側斷層較多，地殼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樣排洩著淺層基岩中的水分。
根據林州地下水勘探的資料，整個市域內，可方便開採淺層地下水的區域只有8平方公里左右。其餘地區的地下水，多貯藏於山丘區及盆地的灰巖地層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質結構複雜，開採難度大，代價高。直到上世紀80年代之後，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開發利用。
在紅旗渠通水之前，林州最仰賴的水源就是雨水。這裡的年平均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區並不算很低，但受制於特殊的地質構造，雨水降下來卻留不住。“靠天吃飯”的林州，似乎很少得到上天的眷顧，雨降得多一些，便是順著山勢奔騰而下的洪澇災害，正常年景之下，雨水會很快流走、滲漏殆盡。因而，乾旱缺水就成了這裡的“正常年景”，“十年九旱”成了最寫實的描述。
乾旱給林州祖輩留下了悲苦的歷史。在以農業為主的年代，大旱絕收、小旱薄收，多數歲月裡，林州人過著“糠菜半年糧”的日子。
據1995年版《紅旗渠志》記載，在紅旗渠修建之前，林縣（1994年之後撤縣設林州市）550個行政村中，有307個長年人畜飲水困難，有一百多個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林縣每年因取水誤工達480萬人，超過農業總投工的30%。也就是說，林縣人每年要把將近4個月的時間，拋灑在那些漫長的取水山道上。
林州有一種獨特的歷史遺存，叫“荒年碑”，那是歷代林州人對乾旱的記錄。合澗鎮小寨村的“荒年碑”記述清光緒三年旱災的悲慘情景：“……回憶凶年，不覺心慘，同受災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憐……人口無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療飢，死道路而屍皆無肉，揭榆皮以充腹，入莊村而樹盡無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約十分有七矣……”
那些乾旱困苦的日子，隨著紅旗渠的滾滾水流而一去不返。而提到這條徹底改變了林州命運的人工天河，林州人都會帶著感念說起一個人，“沒有他，就沒有紅旗渠！”
他就是當年的林縣縣委書記楊貴。
重新安排林縣河山
1954年5月，楊貴被任命為中共林縣縣委第一書記。那時的楊貴年僅26歲，卻是一個有著11年黨齡的老黨員。1943年時，15歲的楊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長期從事黨的地方武裝工作。
成為林縣縣委書記之前，楊貴是安陽地委辦公室副主任。他對林縣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乾旱——此前半年，楊貴是安陽地委派到林縣的抗旱保苗工作組組長。
而今的楊貴已是耄耋之年，雖滿頭銀髮，卻身軀高大，精神矍鑠，說起話來聲音洪亮，中氣十足，仍是一口濃重的河南口音。
初到林縣的一個場景，楊貴曾講述過無數次：他帶著工作組到馬家山下鄉調研，一路風塵僕僕。到了農戶家想洗把臉，主人端上來一個鐵洗臉盆。楊貴瞅了一眼，臉盆只有燴麵碗大小，水還是半盆。這倒不說，這邊廂洗著臉，那邊廂不停地“叮囑”：“您洗完臉千萬別把水潑了，俺還等著用洗臉水喂牲口哩！”
楊貴說，林縣給他這個年輕的縣委書記準備了三道“殺威棒”：林縣旱，林縣生活苦，林縣“要命病”多。
“要命病”指的是當地多發的食管癌、皮膚病、甲狀腺等疾病。追究病因，還是因為缺水，飲用水水質差。三道“殺威棒”的根源就是一個：缺水。
林縣的癥結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解決的途徑再明顯不過——興修水利。但是誰都清楚，這條路絕非坦途。林縣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與乾旱不斷抗爭的歷史，千百年來未見實質改觀，新一屆的林縣縣委能有什麼良策？
楊貴到林縣主持召開的第一次縣委擴大會議，中心議題是轉變幹部作風，發動各級黨政幹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氣”。
所謂“摸大自然的脾氣”，就是深入實地調查研究，尋找解決缺水問題的辦法。
一場大興水利的人民戰爭在林縣風風火火展開了。世代飽受乾旱之苦的林縣人民熱情高漲，林縣水利工程成效顯著。
《人民日報》以《社會主義的腳步聲》為題發表長篇通訊，報道了林縣兩年水利建設取得的成就：“從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縣全境解放，三四千年時間，林縣只有一萬多畝水澆地……從1955年冬到1957年秋，兩年時間，全縣水澆地擴大了16萬畝，全縣可以利用水利設施灌溉的土地達到23.7萬畝。”
現在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氣幾乎都來自紅旗渠。而楊貴告訴記者，其實在紅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縣就因為山區水利工程而聞名全國。1957年的全國山區工作會上，林縣被樹立為全國典型，楊貴登臺介紹了經驗，還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簽發的國務院獎狀。
當時主持這次會議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子恢，表揚林縣抓住了山區工作的主要矛盾，誇楊貴講得生動，“有了水，閨女就往山上走，沒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
帶著全國山區工作會上的榮譽和鼓舞，楊貴回到了林縣。當年底，林縣縣委提出了比解決缺水問題更具氣魄的目標：“重新安排林縣河山”。
“人定勝天”，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篤信的信條——放諸今日，這個觀點也許值得商榷，但在當時，這卻是中國人滿懷激情建設新社會的豪邁宣言。
幾年後，比林縣更著名的全國典型大寨，也提出了同樣的口號：“重新安排昔陽山河”。楊貴笑著回憶，這句話是陳永貴從林縣學去的。
楊貴帶著專程來學習的陳永貴參觀工地。“重新安排林縣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個字都有數丈高。陳永貴一看就激動不已：“這個口號提得好，有氣魄，鼓舞人。咱昔陽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不過，在“重新安排林縣河山”最初的計劃之中，並沒有紅旗渠。楊貴回憶，那時候有很多氣壯山河的豪言壯語，像“讓太行山低頭，讓淇、淅、洹河聽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縣境內。林縣挖了英雄渠、天橋斷渠、淇河渠等幾百公里長的引水渠，修建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庫，水利工程的規模前所未有。
“護身符”
1958年11月1日，楊貴到新鄉參加地委召開的縣委書記會議。晚飯後，他到駐地附近的一家浴池，準備痛痛快快地洗個澡。在水無比金貴的林縣，洗澡都是一種奢侈。
剛把身子泡進澡堂子，霧氣騰騰的浴室門口忽然有人高喊：“楊貴同志在裡邊嗎？”來人是新鄉地區公安處處長高雷，楊貴趕忙答應。
高雷緊接著喊：“快穿衣服，有急事！”
楊貴顧不上擦乾身子，溼漉漉地套上衣服，就跟著高雷上了吉普車。這時，高雷才告訴他，毛主席的專列到了新鄉火車站，毛主席要和地、縣委的同志座談。
回想起那次與毛澤東的談話，楊貴至今仍難掩激動。他說，毛主席的話讓他心裡有了底，這才敢繼續大幹水利，不然也不會有紅旗渠那麼大膽的設想。
那時的林縣和楊貴，已經由全國山區工作的先進典型，變成了“大躍進”的“後進分子”。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以大鍊鋼鐵和“放衛星”為主要指標。林縣偏偏這兩項“核心工作”都沒做好。
地委要求上報1958年的夏糧產量，楊貴最初如實報畝產114斤。領導不滿意，幾經引導，讓他加上新麥水分，楊貴大著膽子加了一成，畝產增加到125斤半。而臨近的市縣卻是畝產幾百斤、上千斤地往高裡上報。數字報得越高越“先進”。
林縣山裡有礦，山上有林，是新鄉地區大鍊鋼鐵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爐能用的鋼也沒煉出來。而楊貴焦慮的卻是大鍊鋼鐵抽走了幾乎所有的精壯勞動力，水利建設無以為繼。
見到毛澤東，楊貴直言不諱地“放了一炮”。
毛澤東知道這個小小的縣委書記，一見面，就握著楊貴的手說：“林縣楊貴，聽說你治水很有一套。”
座談開始後，毛澤東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縣負責人問起了大鍊鋼鐵和人民公社的情況，楊貴據實回答。在浮誇風盛行、全國各行各業爭相“放衛星”的形勢下，楊貴的話讓旁邊的人捏了把汗。非但如此，楊貴還當面向毛澤東“抱怨”起來：“林縣這幾年興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長得很好。可是精壯勞力都出來鍊鋼鐵，莊稼顧不上收，棉花顧不上摘，豐產卻沒有豐收。”
出乎意料的是，毛澤東不以為忤：“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把農業搞上去，必須大辦水利，辦鋼鐵的勞力要撤下來。”說著，還伸出巴掌做了個“砍”的手勢。
這之後，第一次鄭州會議召開，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進行了一些糾正。不過，這次會議仍未擺脫對我國經濟發展形勢不切實際的估計，糧食、鋼鐵等產量的指標繼續被提高。
但是在林縣，因為有了楊貴在專列上與毛澤東的那次座談，大辦水利有了“護身符”。土法煉鋼的小高爐只留下少數人維持，幾萬勞動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設工地。
到1959年，林縣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個水利灌溉體系。那一年夏糧的大豐收，也印證了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縣縣委已經準備宣告，幾千年的缺水問題被解決了。
但是豐收的喜悅還沒有散去，一場大旱再次降臨林縣，已修的水利設施無水可引，無水可蓄，在最需要它們發揮作用的時候卻成了擺設。林縣人又開始了翻山越嶺挑水吃的日子。
乾旱帶著幾分嘲弄地告訴林縣人，林縣的山河遠沒有如他們所願地被重新安排。
引漳入林
此前幾年興建的大規模水利工程，卻沒能使林縣擺脫缺水的命運。這些是“無用功”嗎？楊貴不這樣認為：“倒應該感謝1959年那場乾旱，它讓縣委從陶醉中清醒過來。我們對林縣境內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進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還是不夠。這就證明只盯著林縣，在家裡打主意不行，逼著我們去縣外找水。”
1959年6月，林縣的旱情日益嚴重起來。楊貴和縣長李貴、縣委書記處書記李運寶帶隊出發，分別沿著濁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嶺去上游尋找新水。
這樣的組合讓記者有些不解，找水這件事何需林縣一二把手親力親為？楊貴說：“水在林縣是天大的事。要想做事，領導幹部就是要衝鋒在前，這就是我們的工作方法和作風。沒有這種做法，怎麼帶領群眾往前奔？”
三個找水小組，一路步行，翻山越嶺。很快，李貴小組和李運寶小組都失望而歸，他們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線，水量皆不堪用。
沿著濁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楊貴，卻有了喜出望外的發現。
起初，楊貴的腳下只有乾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細流，卻遠不足以為林縣所用。直到進入山西平順縣石城公社，遠遠地就聽見峽谷中的隆隆水聲。
順著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楊貴等人終於見到了這條夢寐以求的濁漳河真容。峽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滾著，波濤洶湧。大旱之下的濁漳河，竟然有這麼豐沛的流量，楊貴又喜又氣。喜的是這條河水量巨大，足以成為水源地；氣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縣也有濁漳河，卻只是條汛期才有水流的季節河。
濁漳河在林縣附近的河道非常複雜，支流眾多，水量不均。林縣的濁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順縣的濁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這條濁漳河常年流量為每秒30立方米，年徑流量達到7.3億立方米。
半個月後，楊貴帶著足以改變林縣命運的濁漳河資料回來了。到家的第一夜，楊貴興奮得徹夜難眠，一遍遍地用紅筆在地圖上勾勒著引水線路。具體的引水點還有待詳細勘測，濁漳河沿線標註的地名被楊貴圈了一個遍。這些紅圈引出的紅線，彎彎曲曲地彙集到了林縣的一個點上——墳頭嶺。
每條線都穿越著巍巍太行的層巒，這意味著未來的引水渠要面對的層層阻隔，工程難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
其實，林縣濁漳河是一條現成的河道，從這裡引水甚為方便，但楊貴卻棄之不用。只有瞭解林縣地貌，才能明白楊貴的苦衷。
林縣的濁漳河從地勢低窪的縣域北側流過，墳頭嶺是橫在濁漳河西南側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臺。林縣在1955年建設的天橋斷渠，也是利用了濁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積只有三千餘畝，就是因為水往低處流，不可能往上爬過墳頭嶺。
從平順縣引來的濁漳河水，只要到達海拔較高的墳頭嶺，就能讓林縣西部廣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隨後進行的引水渠線路詳勘表明，平順縣濁漳河河道比墳頭嶺的海拔高出將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墳頭嶺。
但是有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懸而未決。林縣設想的引水點，不但出了林縣，還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順縣。除了濁漳河，那裡的水資源也談不上豐沛，能同意把水分給林縣一份嗎？
楊貴一方面給河南省委打報告，彙報從山西引水的設想，請省委協調支持，一方面運作起了林縣在山西的“高層路線”。
林縣是革命老區，戰爭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駐地。時任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就曾在林縣工作，深知林縣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縣從山西平順引水的計劃一路綠燈。
1959年10月10日，林縣縣委擴大會議確定興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後來的紅旗渠。不過，林縣縣委的決定雖然得到了上級的批准，卻也在得到批覆的同時被明確告知：資金、糧食方面不可能給予支持。
1959年的那場乾旱，實際上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開始。此前罔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大躍進，再加上自然災害，造成了嚴重的全國性糧食短缺和饑荒。河南是三年困難時期的重災區，對引漳入林工程確實沒有餘力相助。甚至在新鄉地委給林縣的批覆中，還含蓄地進行了勸阻：“林縣可根據自己的財力、人力，考慮是否興建這個工程。”
但林縣人的性格卻像太行山的石頭一樣倔強，認準的事情絕不回頭。在愚公移山的故事發生的地方，林縣人要把這個故事重新演繹一遍。
楊貴回憶，當時有領導私下裡勸他，語氣很不客氣：“你林縣有多大荷包，要包這麼大的粽子？”楊貴答：“我們有55萬人。”
不過，楊貴也承認，林縣對引漳入林工程的謀劃過程，確實太過樂觀了。
1960年的春節，林縣縣委沒有休息，一班人聚在一起做“算術題”。
出題的是楊貴：“引漳入林人工渠全長七萬一千米，寬八米，高四米三，上七萬一千人，每人承包一米，咱們多長時間能修成？”
縣委組織部部長路加林先表態：“老百姓蓋五間房，也不過個把月，一人挖一米，也就三四十個土方，兩個月怎麼也幹完了。”
縣長李貴比較“慎重”：“山上石頭不好挖，算三天挖一方，大概一百天吧。”
共識很快形成：引漳入林工程2月開工，大幹三個月，爭取“五一”建成主幹渠。
千軍萬馬戰太行
1960年2月11日，農曆正月十五元宵節，引漳入林工程正式開工了。
近4萬名林縣修渠大軍，扛著工具，挑著行李，推著小車，從十幾個公社向著濁漳河彙集。
最後確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線，渠首設在平順縣侯壁斷，主幹渠渠尾落在林縣墳頭嶺，全長71公里。
侯壁斷的海拔只比墳頭嶺高8.8米，這也就意味著，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經過的山體，都比這條渠的海拔高出許多。渠道只能像盤山公路一樣，時而掛在半山腰上蜿蜒，時而洞穿山體，穿山而過。
山勢陡峭得近乎垂直，實在擺不開每米一個人的挖渠隊伍，林縣縣委只能把施工人數縮減了一半。4萬人沿著勘測人員用白灰撒出的線路圖，在太行山上擺出了一字長蛇陣。
4萬人，聚在一起聲勢浩大，但面對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開始了，林縣人才真正感覺到了艱難。
工程建設之初，林縣沒有任何外來支援。他們的家底真的能撐起這項工程嗎？
楊貴說：“那時候林縣的家底可是個大機密，只有我和幾個縣委領導知道，對上級都瞞著。”
這個“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萬斤儲備糧，那是林縣趁著前幾年的豐收積攢下來的。全國各地都在放衛星時，林縣沒有放，這些糧食可是實打實地存在了庫裡。
另一項“家底”是挪用來的。大躍進運動中，國家下撥了資金，林縣有300萬元存在專項戶頭。這些錢被林縣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後來此事被發現，有人反映到主管財貿工作的副總理李先念那裡。李先念哈哈一笑：“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不用想得那麼嚴重。動這筆錢合情合理。”這才給楊貴解了圍。
楊貴說：“那時候搞工程不像現在先要算投資。我們不算這個。我們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糧食夠吃，錢夠買炸藥、工具，那就幹！”
林縣很窮，真要給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預算，恐怕沒等開工就打退堂鼓了。林縣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樣倔，他們最大的財富是自己的雙手。
紅旗渠真的是林縣人用雙手挖出來的。
陡峭的山體上，根本沒有大型機械施展的空間——即便有，林縣人也用不起。他們用的就是鎬頭和鋼釺。
山體上全是堅硬的花崗岩。鋼釺豎在上面，幾鐵錘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幾個白點。林縣自己生產的鋼釺鋼質軟，用不了多久就會報廢。老紅軍顧貴山去找部隊的老首長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時挖掘坑道剩下的鋼釺。這些高標號的鋼釺讓挖渠大軍如獲至寶。他們捨不得將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幾段，焊在原來的鋼釺頭上，一支變成了幾支。
炸藥是工程最大的資金花費。即便動用了專款，很快也捉襟見肘。林縣人又打起了國家下撥物資的主意。用於農業的硝酸銨化肥，成分和TNT炸藥差不多，挖渠大軍對其土法改造，自己生產了幾百噸炸藥。
待到紅旗渠全部完工後，林縣才對整個工程的投入進行了核算。十年間，總乾渠、三條幹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萬個，投資6865.64萬元，其中國家補助1025.98萬元，佔總投資的14.94％，自籌資金5839.66萬元，佔85.06％。而這些自籌資金中，還包括了對修渠大軍的投工折款——一個工一元錢，總投工3740.17萬個，摺合3740.17萬元。
引漳入林工程開工時，楊貴正在鄭州開會。直到20多天後，楊貴才趕回了林縣，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從墳頭嶺到侯壁斷的總乾渠施工現場，楊貴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4萬人擺在總乾渠上全線出擊，戰線拉得太長，分散了力量，工程進展非常緩慢。而此前，林縣對工程的艱鉅性估計嚴重不足，“五一”建成總乾渠的目標本就不可能實現。
到了山西境內，不少當地住戶聽說林縣縣委書記來了，又追著楊貴告起了狀。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樣，把牲口嚇跑不說，還把房子也震裂了，這樣下去還怎麼過日子？原來，由於技術人員不夠，民工又看不懂圖紙，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個山頭，有的挖錯了地方，有的炸壞了渠底。
從山西折返回來，楊貴馬上在工程總指揮部召集了縣委擴大會議。楊貴回憶說，這次會有兩個作用，一是鼓勁，群眾的熱情和幹勁已經調動起來，但是“五一”建成總乾渠是不現實的，不能因此就洩氣。第二是調整戰略，集中力量突擊山西境內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眾。
事後證明，這次調整對修鑿紅旗渠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開工8個月後，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僅僅這一段，林縣人就斬斷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山頭，填平了85道山溝……
滾滾濁漳河水流到了林縣邊上，浪花拍打著林縣的大門，極大地振奮著林縣人繼續修渠的熱情。正是這種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紅旗渠的建設能前後堅持10年之久，並最終得以全線貫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縣縣委擴大會議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賦予了一個更催人奮進的名字——紅旗渠。
為有犧牲多壯志
在紅旗渠山西段的施工過程中，林縣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術員——工程技術股副股長吳祖太。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過程中，洞壁出現了裂縫。這條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結構，為增加安全係數，負責施工設計的吳祖太已經將單孔隧道改為雙孔，以減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時，工人們向吳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現了裂縫。
吳祖太知道這是塌方的徵兆，但仍然堅持進洞查看。塌方果然發生了，吳祖太再也沒有走出來。
吳祖太當時還不到30歲，畢業於黃河水利專科學校，是林縣少得可憐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員。紅旗渠的勘測設計就是由他擔綱。
楊貴回憶吳祖太：“林縣的每一處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楊貴至今仍清楚地記著吳祖太那張年輕、靦腆的面龐。
紅旗渠選址詳勘的過程中，吳祖太每天都在山上奔忙。那時候正是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一年，幹部口糧是每個月29斤，不足支撐每天繁重的野外勘測任務。一天，楊貴囑咐食堂蒸了頓肉包子，慰勞大家。一群人吃得狼吞虎嚥。楊貴問：“祖太，吃了幾個？”吳祖太不好意思地搓著手：“七個，嘿嘿。”
修建紅旗渠，林縣人付出的不僅是汗水，還有鮮血和生命。十年建設過程中，共有81人犧牲在紅旗渠工地上。
紅旗渠建設特等勞模張買江到工地時只有13歲。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設者，父親在紅旗渠開工3個月後，被爆破的飛石擊中頭部。母親趙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兒子帶到了工地。公社負責人不答應，趙翠英說：“紅旗渠水流不過來，他爹合不上眼。讓孩子接著幹吧！”
張買江成了紅旗渠工地上年齡最小的建設者。人小體弱，他幫著燒水送飯，身體漸漸長高，他學會了石匠、鐵匠活兒，扛起了最繁重的勞動。後來張買江又學了爆破，最危險的活兒也衝在前面……紅旗渠修了10年，張買江在工地幹了9年，被叔叔伯伯們稱為“小老虎”。
“排險隊長任羊成，閻王殿裡報了名。”說的是幹活不要命的紅旗渠建設特等勞模任羊成。
落石和塌方，是紅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險。為排除這樣的隱患，指揮部成立了排險隊，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個報了名，被推薦為排險隊長。
任羊成最常見的姿態，是用繩索捆住腰，從懸崖頂上垂下去。他手持長杆抓鉤，身上揹著鐵錘、鋼釺等工具，一直下到紅旗渠工地的頭頂上。那裡，有被炸藥炸酥了、震鬆了的石頭，任羊成要把它們清除乾淨。這個工作和排雷一樣，置身最危險的境地去清除危險。
“我‘死’過五回。”任羊成說，“閻王殿裡報了名，可是閻王不收我。”
這份危險的工作讓任羊成丟了四顆門牙。那是一次除險過程中，一塊石頭正砸在嘴上。一排門牙被砸倒了，壓在舌頭上。任羊成張不開嘴，舌頭也動彈不得。他從腰間拔出釺子，插進嘴裡，生生把牙別了起來。隨後吐出一口血水，四顆門牙隨著被吐了出去。
他曾從半空中掉下來過，沒有摔死，可是掉進了圪針窩（當地對帶刺灌木叢的稱呼）。工友們從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針尖。
他長時間腰拴大繩懸空，身上被繩子勒出一條條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脫衣服時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時間久了，腰上竟然結了老繭。
任羊成腰間的老繭，曾讓穆青為之落淚。
1966年，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到河南採訪，先在蘭考寫了焦裕祿，隨後到林縣準備寫紅旗渠。他結識了楊貴、任羊成。只是採訪尚未完成，“文革”爆發，穆青被電話召回北京。沒能寫成紅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直到1993年，穆青再次來到林縣，又見到了任羊成。這一次，穆青寫了反映任羊成事蹟的長篇人物通訊《兩張閃光的照片》。文中寫到了第一次見到任羊成的情景：“我問他身上是否還有繩索勒的傷痕？他說，還有。他脫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繭，像一條赤褐色的帶子纏在腰際。我用手輕輕撫摸著那條傷痕，實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裡早已充滿了淚水……這就是紅旗渠精神！這就是我們民族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紅旗渠的紅旗
1960年11月，紅旗渠主幹渠二期工程剛剛展開，中央發出通知，全國實行“百日休整”，紅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躍進、浮誇風的惡果繼續蔓延著，持續的自然災害雪上加霜，逼迫著全中國勒緊褲帶，基本建設項目已經全線“下馬”。
中央有令，林縣不得不遵從，但並沒有完全執行：絕大部分民工回生產隊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壯勞力，組成青年突擊隊，繼續開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長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為當時糧食緊張，停止工程建設，全力保證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時我們還有2000萬斤儲備糧，夠吃兩年的。中央指示要執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業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鑿很長時間。留些人先啃下這塊硬骨頭，等形勢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楊貴說。
他告訴記者，在三年困難時期，紅旗渠的建設沒有中斷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難的時候，還拿出了1000萬斤糧食支援災區。
開鑿青年洞時，上級經常派人下來檢查。施工青年們在路邊安置了觀察哨，一旦發現有小車經過，立刻揮動紅旗，示意洞內的人停止施工。等車走遠後，又繼續幹。
這樣暗度陳倉的“小把戲”給林縣惹了麻煩。
1961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譚震林在新鄉糾正“大躍進”造成的“左”的偏差，一聽林縣還在大搞紅旗渠建設，非常生氣。林縣組織部部長路加林正在新鄉開會，不但不認錯還直言譚震林偏聽偏信。一怒之下，譚震林指示新鄉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職，隨後召楊貴到新鄉開會，準備把林縣樹成反面典型。
到了會場，楊貴先接到了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的紙條：“爭取早發言，深刻檢查，爭取主動。”
楊貴知道，這是史向生在保護自己。這位省委領導一直儘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著紅旗渠建設。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難的時候，史向生還曾登上懸崖絕壁上的施工現場，慰問青年突擊隊。
但是楊貴沒有做檢查，而是情緒激動地講起了林縣的乾旱，講起了55萬林縣人為修建紅旗渠的拼搏……
譚震林沒有表態，會後馬上派出調查組到林縣瞭解情況。這之後，譚震林成了紅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職務得到恢復，紅旗渠建設又得以大張旗鼓進行了。1963年，紅旗渠還被納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全憑自力更生進行了4年的紅旗渠建設，有了來自國家的支持。
多少年過去，楊貴對譚震林始終滿懷敬意：“譚副總理瞭解了林縣的真實情況後，對紅旗渠建設一直關心支持。後來‘文革’中造反派揪鬥我，譚副總理還竭力保護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艱險的71公里紅旗渠總乾渠全線竣工通水。水進了林縣，馬上顯示出效益。這一年，林縣糧食平均畝產達到423斤，成為河南省第一個畝產超過400斤的縣。
紅旗渠建設並沒有就此結束。濁漳河的水到了墳頭嶺，林縣又將其一分為三，修了三條幹渠。墳頭嶺由此改稱分水嶺。
這之後，還有59條支渠，416條斗渠，林縣人要在自己的家鄉織一張水網，滋潤每一個角落。
正當林縣準備一鼓作氣建設配套工程時，疾風驟雨的“文革”開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誣衊紅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楊貴也被打成“走資派”撤職罷官，長期遭受批鬥。
但是跟著楊貴修成紅旗渠的林縣群眾心裡雪亮，他們給關押期間的楊貴兜裡塞雞蛋，往他懷裡揣烙餅，最後乾脆把他從關押地偷出來，送到山西，後又輾轉送往北京。不久，新華社和《人民日報》幾位記者聯名寫信給周恩來反映楊貴的情況，周恩來保護了楊貴。
1967年，楊貴回到林縣，任革委會主任。他沒幹別的，還是接著修渠。
1969年7月6日，歷經10年，總長1500公里的紅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縣人用自己的雙手，戰天鬥地，徹底改變了乾旱缺水的命運。
修建人工渠，人們常用開挖土方數來說明工程量，但在紅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這樣一組數字：削平山頭1250個，鑽隧洞211個，架設渡槽152座……
紅旗渠完工後100天，楊貴調任洛陽地區革委會副主任。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又開始組織黑材料，聲稱要砍掉紅旗渠的紅旗。周恩來得知這個情況後，措辭嚴厲地進行了批評，明確提出：“紅旗渠的紅旗不能砍。”
這面紅旗是砍不掉的。紅旗渠已經成了鐫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豐碑，留下一種紅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團結協作，無私奉獻。
修渠時，林縣人靠著這股精神排除萬難，一往無前；渠成後，紅旗渠激勵著中國人的精神，給人力量，催人奮進。
四十多年過去，紅旗渠汩汩流淌，依舊是林縣最主要的水源。在供水之外，紅旗渠還是一種象徵和標誌。在這裡，人們的日常所用，從小吃、酒水到住宅小區，處處可見紅旗渠的品牌。
紅旗渠修成之後，楊貴的命運在“文革”中風雨飄搖。在周恩來的保護下，楊貴被調到北京工作，曾在公安部、農業部任職，1995年離休。
離休後的楊貴居住在北京方莊，他在自家院子修了個全北京獨一無二的個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來，我就存起來，可以澆花。”楊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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