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盛極而衰：再析日本經濟停滯的原因及對中國的啟示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當前也面臨著日本當年的貿易順差和本幣升值問題。正確汲取日本經濟停滯的教訓，是促進中國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的關鍵。
一、借鑑：正確解讀日本經濟長期停滯的原因
1985年 9月22日，美、英、德、日、法五國簽署"廣場協議"，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壓迫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到1988年底，三年間日元對美元累計升值110%。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常被認為是導致日本經濟停滯的元兇。似乎當年只要日本能夠頂住美國的壓力，就可以擺脫現在的經濟困境。然而，實證分析表明，上述結論只是對日本教訓的片面解讀。
日本經濟停滯的直接原因是資產泡沫破滅。在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日本日經225股票指數從1985年12月的13000點上漲到1989年12月底的39000，國土面積僅相當於美國1/25的整個日本的地價是美國的4倍！日本政府逐漸意識到國內經濟泡沫十分嚴重，自1989年5月起轉向緊縮性的財政貨幣政策。日經指數從1990年2月的39000點暴跌到1992年8月的14000點，1993年底，6個最大城市的平均地價從1990年的高峰下跌了36%。經濟泡沫被刺破的同時許多企業也面臨破產，整個金融體系陷入癱瘓。由此，日本陷入長期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迄今尚未改善。
日本泡沫經濟形成於政策失誤造成的流動性過剩。廣場協議後，日本政府提出經濟增長由出口導向轉為內需導向，實行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抵消匯率升值的緊縮效應。日本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從1987年的8%增加到1990年的12%。許多企業也把投資目光從實業轉向股市和樓市等虛擬經濟。在上述政策共同作用下，日本的資產泡沫空前膨脹。
日本政府政策失誤又是源於對日元升值的過度恐懼。隨著戰後日本經濟實力增強，日元面臨結構性升值壓力。但日本在放棄固定匯率制度問題上一直猶猶豫豫，即使浮動以後也常走走停停。反觀德國，由於馬克結構性升值壓力釋放始於1960年代初，經歷的時間更長，減輕了對實體經濟的危害。德國始終保持了歐盟"火車頭"角色，而日本則逐漸喪失了亞洲"領頭雁"地位。
從歷史條件看日本難以避免日元升值的最終結果。首先，美元貶值趨勢是美國當年高財政赤字、高貿易赤字狀況所決定的。其次， 1969-1984年間日本外匯儲備增加了7.5倍，這給日本貨幣政策帶來巨大壓力。再次，打壓日本符合美國永保世界第一的最高國家利益，日本面臨不升值就要同美國打貿易戰的兩難選擇
綜上，與其說是廣場協議導致了日元升值，不如說是協議助推了美元走弱的市場趨勢。由於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導致了日本對於出口和經濟高成長的過分偏愛。日本應對日元結構性升值壓力的宏觀經濟政策失誤，是造成日本資產泡沫、經濟衰退的主要原因。
二、自省：認真分析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挑戰
"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未來五年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同時經濟發展中不協調、不平衡、不可持續的矛盾依然較為突出。而外貿順差過大、外匯儲備增長過快正是造成我國 "三不"矛盾中許多具體問題的重要原因，甚至我國目前的對外經濟失衡狀況比當年日本更為嚴重。
國際收支不平衡源於對內經濟不平衡並反作用於國內經濟。一是國際收支大順差，中央銀行被動干預，增加了外匯儲備，投放了大量基礎貨幣。這些過量的社會資金，進入實體經濟，造成產能過剩和通脹壓力；進入金融領域，形成資產泡沫風險。二是外匯佔款渠道的貨幣投放，意味著只有創匯才能獲得資金，這加速了社會資源向開放地區、出口行業的積聚，進一步擴大了產業、區域、城鄉發展的差距，加劇了投資消費關係失衡。三是外匯儲備持續大幅增加主要是為阻止人民幣過快升值。而匯率長期缺乏彈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自主創新的動力。同時，儲備增加、匯率穩定又給了國際上各種中國威脅論或責任論以口實。
四是貿易順差過大，意味著對出口市場的過度依賴，加劇了我國經濟波動性風險。外匯儲備大幅積累，又擴大了我對外尤其是對美的金融風險。有一種觀點，認為當前美國正發起第二次廣場協議，以扼殺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此，要辨證地看待。首先，現在的中美利益衝突不完全是因為意識形態差異，更是受美國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的國家戰略驅使。其次，後危機時代美國也要進行減少過度消費、增加國民儲蓄的經濟戰略轉型。再次，過分強調"陰謀論"，有可能把應該做的事情當作討價還價的籌碼，最終失去主動調整的良機。不排除通過壓人民幣升值達到人民幣不升值或者讓中國匯率改革進退失據的結果，有可能是美國的一種策略。
三、破題：轉方式促進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人民幣匯率結構性升值壓力的直接原因是國際收支順差，而糾正經濟對外失衡需從恢復對內平衡入手，不需要另行規劃。我們要強化戰略思維，立足當前、兼顧長遠，以知難而進、鍥而不捨的勇氣和毅力，按照"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的基本思路，狠抓落實。
第一，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完善匯率機制的核心是進一步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歷史和現實均表明，我們沒有必要害怕匯率浮動。浮動不等於人民幣單邊升值，浮動有利於形成雙邊波動，抑制單邊投機。如果匯率變化影響實體經濟，市場將會自行調整預期和交易行為。在改進匯率機制的同時，還應理順利率、土地、能源、資源等要素價格，逐步解決價格扭曲造成的資源錯配，防止匯率超調（如過度升值）。
第二，加大涉外經濟政策調整力度。在穩定出口的基礎上，堅持擴大進口，積極發揮進口在宏觀經濟平衡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在提高"引進來"的質量的基礎上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除引導各類所有制企業有序到境外開展境外投資合作外，還應積極探索其他方式的市場化的對外資本輸出，提高外匯資源使用效率。
第三，加強市場流動性管理。日本經濟停滯和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表明，物價穩定不等於金融穩定。當前要綜合運用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工具，保持社會流動性規模處於合理區間。尤其要穩步推進人民幣利率形成市場化改革，逐步扭轉人民幣實際利率長期為負的局面。
第四，努力擴大內需尤其是居民消費。擴內需不是應對危機的權宜之計而是長期戰略。我國人口眾多，城鎮化、工業化進程孕育著廣闊的市場空間，擴內需大有可為。擴內需關鍵是要積極採取措施，變潛在需求為有效需求。
第五，大力發展服務產業。大力發展商業、金融保險、休閒娛樂、文化教育、信息、法律和會計審計諮詢、家政服務等現代服務業，不僅有利於提高市場效率和經濟效益，促進消費結構升級，還有利於廣開就業門路，為經濟結構調整、企業經營機制轉換和政府機構改革創造重要條件。
第六，建立健全科學的評估考核體系。促進國際收支平衡也要遵循主動、漸進、可控的原則。應建立科學合理的政策評價體系，事先明確預期達到的目標和可能付出的成本，適時動態進行評估，權衡利弊，不斷完善措施、調整節奏。
（本文發表於《南方金融》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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