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
清代做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社會朝代，也是中國傳統文化和學術全面梳理總結和集大成的時期。梁啟超在他的《清代學術概論》中曾系統的總結了清代二百多年的學術發展思潮，“以復古為解放”是他對於清代學術史所定義的時代基調。以清代書法為例，正是在復古中求一解放。“復古”的思潮，讓清代的知識分子大多都有“好古”之風，在考據經史的過程中，金石學得到了極大的發展，書家文人們致力於收集鐘鼎彝器，探訪名碑古蹟，在訪碑活動中開始了對書法觀念認知的漸次演進和轉變。
北朝碑刻
唐碑，北碑，漢碑，先秦金文大篆；篆隸開始中興，北碑逐漸崛起，那些塵封已久的金文款識重新進入了書法家的視野之中。金石學的發展促成了中國書法由帖學向碑學的轉變，“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應時而出。書法批評觀念在清代後期完成了對宋明帖學的一大反動，可見金石學對於書法的發展進程功不可沒。
金石錄
金石學是以證經訂史為目的，以考信求是為原則，在新發掘的學術研究材料“金與石”的基礎上形成的一整套學術研究方法。金石學始於兩漢，宋清兩代是發展歷史上的兩個高峰。宋代有開風氣之功，清代有集大成之果。我們熟知的女詞人李清照，她的丈夫趙明誠便是宋代的一位金石大家。兩人以收集金石字畫為趣，後來兩人寫了本《金石錄》，這是一部繼歐陽修《集古錄》之後， 規模更大、更有價值的研究金石之學的專著。金石學奠基於宋而盛於清。民國時期有人做過統計，在當時可見的的金石書目中自宋代到乾隆以前的700多年間僅有67種，而乾隆以後的則有906種。可見清代乾隆以後金石學進入了鼎盛時期。但是宋代的金石學並沒有能夠對當時的書法藝術發展產生太多的聯繫。而清代金石學則成為當時的顯學，對書法藝術影響巨甚。
清代金石學成就的取得還有賴於“乾嘉樸學”的興盛。清初顧炎武等開清代考據之風，所作《金石文字記》首開先河。到乾隆嘉慶年間趨於鼎盛，形成“乾嘉學派”。此學派注重
考據，小學、訓詁學、經典校勘、史料辨偽這些治學方法都影響著金石學的發展。同時帝王的提倡，朝廷召集文人與大臣編撰金石書畫相關書籍，又加上當時有大量古代器物的發現與出土，都為清代金石學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編鐘拓片
考據學家對於金石的研究是他們特別重視金石上的文字，經常匯聚在一起討論關於研究的心得。由於金石文物相繼出土，為了充分滿足學者與博古收藏者的要求，大量販賣碑帖拓片的商人也參與其中，文人學者有研究需要，朝堂王公大臣有崇文好古之意，富商巨賈有附庸風雅之興，一時間社會興起了收藏金石拓片之風，治學之士，更是以金石為重。石刻銅器，古磚古瓦，只要與文字有關的器物，包羅萬象，收入金石學研究其中。
中州金石目錄
他們對數量龐大的碑拓金石文字進行收集整理，蒐羅範圍之廣，碑石書目之巨，以超越前人。金石學家用大量的精力梳理名錄，抄錄碑文，為了能夠很好的保存這些銘刻的文字資料，與經史相互印證。他們有的以地域為劃分，專錄一地金石碑目的；有的以器物為劃分，分為磚石與銅器的。作為一門獨立性很強的學科，金石研究對於認識文字的演變和發展以及碑文文體的分析有著積極的作用；而詮釋金文目錄和銘文，摹繪金石形制圖譜，更是對於後來的人們瞭解古代禮制和金石存留散失的情況具有很大的幫助。
趙之謙書法
清代學者在考經證史過程中，節節復古，一路前進，在金石學影響下書法也掀起了一頁新的篇章。金石學所面對的主要是金石載體上的文字，因此金石學上的許多研究成果直接影響到了書法界，金石上銘刻文字的書寫藝術風格等存在逐漸的引發了書法家對於書法史和書法審美批判觀念的深刻變革，金石研究的深入和訪碑活動的廣泛展開,為清代的書法家的提供了一條新思路。金石碑刻中古文字的認識和金石碑刻文字書法風格的認可與借鑑,並促成了清代後期尊碑風氣的形成，直接導致了清代後期碑學觀念的確立與碑派書風的形成。
熊秉明先生在他的《中國書法理論體系》中指出：乾嘉間,金石學、考據學大興,鐘鼎碑版在知分子間激發起來的,不僅是考古興趣,也有造形藝術的興趣。而在這種形興趣下還有民族意識的萌動。已達一百年的清朝恐怖統治,迫使文人走入考據訓詁之學,但反抗的心並不因此絕滅,在鑽到古代金石訓詁牛角尖的同時,他們發現了古樸、道健的藝術形象。這些祖先遺留下來的痕跡含藏著茁壯悍強的生命,成為被壓制的民族自尊心的最好支持者。這些雄強有力的形象睜開他們的眼睛,打動他們的心絃,給予了他們一個新的美的標準,有深遠的道德意義的標準,於是碑派書法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鄭簠書法
金石學研究的學者大多都是飽讀詩書的文人，對書法的研習也必備的修行。他們這些群體金石學與書法相融合。篆隸與魏碑開始崛起，越來越多的書法家開始以金石碑版文字作為學習書法的取法對象和師法源泉,逐步在帖學的世界之外開闢出一篇新的書法創作天地。清初的朱彝尊和鄭簠二人即是金石大家，也是篆隸中興的代表人物。鄭簠曾花費鉅額，竭力蒐集碑刻，遍摹漢唐碑刻，堅持學習漢碑三十餘年。他的隸書克服了唐代隸書用筆平直古板，結構整齊劃一對元明書家的束縛，在借鑑漢代隸書中顯得稍有古意。他所追求的撲拙、高古渾厚之氣，恰恰成為乾隆嘉慶以後碑派書法所追求的最重要的審美趣味之一。
朱彝尊書法
而朱彝尊他收集金石原本作為證經補史的資料，然而長時間的沉醉薰陶，揮毫之際，自然受其金石風格的影響，書法中沾溉漢代隸書風格。朱彝尊還有意識的整理鑑賞了漢隸碑刻的審美感受並在藝術風格上進行了劃分。這二人對於漢隸的研究也反映出清初的一批金石學家在書法上對於漢隸的深入研究。同樣，篆書與鐘鼎金文，北朝碑版也受到書法家的追捧。早期的傅山，中後期的鄧石如，孫星衍，吳讓之，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等人，各有所取。由漢碑到魏碑，再由漢魏六朝之碑上溯到鐘鼎金文。但是總的來看，清人學習金文書法成就尚未超越學漢魏六朝碑刻所取得成就。
淳化閣帖
書法對於金石學的偏向，開始向曾風靡書壇的董、趙帖學書風發起了挑戰。自從宋代《淳化閣帖》刊行以後,二王法書成為學習書法的神聖範本。此後,各種匯帖刻帖成風,但輾轉翻刻,徒存其形,筆法全失,致使書風愈益趨向單調靡弱。元、明時期,刻帖仍然風行,儘管元、明兩代書家通過向晉、唐的迴歸也各自取得了成就,但大略仍在帖學的範圍之內。然而書帖輾轉翻刻，與原作失真甚遠，二王法書也被模式化，這些原因逐漸成為書法發展的桎梏。一些書家意識到了書法革新的必要性。
他們把目光投向了久已被人忽視的碑刻，力圖從復古中求的新生。金石學就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中興起，勢必幫助書法家打開新的視野。清朝前期，康熙乾隆對於董趙書風的提倡壓制了金石學對於書法影響的擴大，但是到了乾隆以後金石研究著作的猛增加速了金石學對書法的滲透，所以金石學在清朝前後期在書法發展中的影響力相差很大，這也直接影響到了碑學在清代中後期的全面崛起。可以說，帖學走到窮途末路已醞釀著碑學革新的內在要求，而金石學的興起和訪碑活動在金石家和書法家中的廣泛開展，成為碑學書法的一支催生劑。
阮元書法
乾隆嘉慶年間的樸學大師阮元，他在根據自身的訪碑實踐活動以及對於書法源流關係的梳理，提出了“南北書派論”與“北碑南帖論”，鮮明的提出了“尊碑抑帖”的思想，在理論上宣揚北碑的書法價值，這一理論的提出可謂是石破天驚，一掃帖學獨霸書壇的地位，一時間碑學派的理論廣為流傳。可以說北碑南帖的提出，離不開對於金石文字的考據。人們對於金石學研究的深入，使對北碑的感知遠超過前代的學者。清代學術風氣的轉變與金石學的興盛使書法不再拘泥於二王帖學的世界當中。書壇出現風格多元的局面，出現了
碑帖融合新的勢頭。
阮元書法
金石學與書法本身就有著天然的聯繫。通過梳理金石學的發展脈絡，感知書法鮮活的歷史進程，理解書法的深刻內涵。我想這是對我們每一位書法人的成長都是大有裨益的。以上便是本人的一些淺薄見解，其中闕疑訛誤之處，還請觀者不吝賜教，自當感激不盡。
參考文獻;《中國藝術批評通史》
《中國書法理論體系》
《北碑南帖論》
《南北書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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